历史记录片《中国通史》学习笔记 第60集

第60集东京梦华
主要内容：讲述宋朝时期经济发展由盛转衰的过程及对后世的影响。

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

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时，意外地发现一艘已经沉睡在海底800多年的宋代商船。

在当时，宋朝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可以造出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

宋朝的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再沿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11至13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是宋朝时海外贸易兴盛繁荣的真实写照。

繁盛宋朝
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时期，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络绎不绝，以至于今天泉州仍有回半城、蒲半街的民谚，外国人被叫做蕃客，他们在这里经商、生活、安家落户甚至养育子孙直至终老，如今广州、泉州、杭州等地所保留下来的大量蕃客墓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明。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宋朝军队和辽、金、蒙古等国的战事却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军事上的溃败使得宋朝的政权中心一再南移，直到崖山海战最终灭亡。

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普遍认为宋代中国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繁盛期，然而中国人自己却始终认为宋朝摆脱不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印象。

迁都未果
提议迁都
位于河南巩义市的永安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氏的陵墓。

公元976年是宋太祖赵匡胤成为皇帝后的第十七个年头。

三月初九，宋太祖赵匡胤从东京开封启程前往西京洛阳祭拜永安陵，随后又
到西京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一切事宜处理完毕，按照常理皇帝应该返回都城，但是赵匡胤在洛阳一住就是一个月。

事实上，赵匡胤巡幸西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祭祀，而是有着更为现实和急切的打算，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实地考察。

此时宋朝定都开封已经十七年，赵匡胤为什么想起了迁都的念头呢？在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而开封则地处平原、地势坦荡、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都城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在都城驻守大批军队以防御敌人进攻。

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赵匡胤最大的担忧就在于此。

他向弟弟赵光义解释说，我想将都城西迁，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想凭借高山大河的险要地利来阻挡敌人，借此裁掉大量的军队，仿效周朝、汉朝的办法来安定天下。

迁都被拒
然而赵匡胤的想法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

一方面，这些大臣多数早已在开封安家多年，迁都意味着家族的迁徙；另一方面，西京洛阳历经多年战乱，早已面目全非，重建意味着巨大的花费和漫长的时间。

此时的开封历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比全国任何一个都市都更具备一个帝都的风范。

而更为重要的是开封拥有着比洛阳和长安更为便捷的交通优势。

水路、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贯穿整个东京汴梁，四条河流又经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各地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内，其中尤以汴河更为重要。

它南与淮河、长江相联接，每年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米达数百万石，东南一带的地方特产、奇珍异宝会经由汴河运进京师，而京师也会将粟米、薪炭之类的物资运向外地。

在当时，汴河不但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纽带，是赵宋王朝的生命线。

在大臣们的多次反对之下，宋太祖最终放弃了迁都的想法，但是他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

他向侍从说：如果继续定都开封，恐怕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要因此消耗殆尽了。

无论如何赵匡胤的这种妥协对于开封来说是福音、是机遇，由此开封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和鼎盛，但这也同时为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病根。

繁荣盛景
今天的开封早已不是历史上所记载的那个汴京开封，历史上的汴京开封早已随着黄河的数次泛滥，被泥沙深埋于地下。

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100多万人口。

《东京梦华录》
公元1103年，崇宁癸末，少年孟元老跟随上任的父亲来到开封，住在开封西城。

孟元老在开封度过了二十三年，开封的风土人情在他的记忆中留下过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金灭北宋以后，孟元老南渡，常忆东京之繁华，他将自己在开封的见闻写进《东京梦华录》一书，以寄托自己对汴京这座城市的深深怀念。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城市，各行各业的人都极度敬业，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人的着装就知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甚至卖药、算卦和乞丐都不例外，这样的描述同样可以在《清明上河图》中得到印证。

《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山东诸城人，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

他的画艺得到了宋徽宗赵佶的赏识，由此得以进入翰林画院，张择端决心画出一幅反映开封全貌的画献给皇帝，他在开封郊外租了房子，用四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它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成为今天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

北宋的东京开封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宫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皇城四周，最外围是外城，又叫罗城，罗城东、西、南三面均有三门，北面有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十座，在当时，开封内城寸土寸金，除了皇亲国戚和极少数巨富财阀外，大多数官员和平民都居住在外城。

《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观令人目不暇接，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五行八作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

士绅、官吏、商贾、小贩、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

苏东坡在开封住过将近十年，公元1083年二月三日，当他身居黄州时，仍然记得开封城夜市通明的灯火，他写到：“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马行街长达数十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这是宋朝城市的常态，然而这对于宋以前的古人来说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商业发达
北宋时期，随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面貌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居民可以临街开门、设店，就连一些交通要道都开设了店铺。

当时的东京居民来自四面八方，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

宋代是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全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商人的行列，就连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

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曾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一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和个人能力可以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

文化丰富
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

宋仁宗、宋神宗时期，东京汴梁出现了专供平民娱乐休闲的场所——瓦舍，根据宋朝人的记载，之所以叫瓦子，原因就在于它的人员聚合像瓦片一样，来则瓦合、去则瓦解，它是人员流动性非常大、速度非常之快的一个聚合场所。

每个瓦舍有数量不等的专供表演的勾栏，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等，表演的内容包括说书、小唱、杂剧、皮影、散乐、舞蹈、角抵、杂技等等。

东京的东角楼一带是瓦舍、勾栏最集中的地区，其中大小勾栏五十多座，最大的可容数千人，这些场所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

艺人的表演都是以赚钱
为目的的，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为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

金朝进犯
深厚的城市氛围和商业气息吸引了众多人气。

开封最盛时人口为一百五十万左右，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四夷朝贡，曾无虚岁，高丽、印度、越南、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外交使节、客商和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

汴京富丽天下无，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都市，东京开封足以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而夺取这座城市也就成了其他政权的不知疲倦的野心。

公元1125年，金朝军队兵临城下。

在反复的进攻与求和之后，开封城里的大宋子民迎来了他们最屈辱的一天。

公元1126年四月初一日，金朝的军队满载着他们从开封搜刮的各种奇珍异宝，并将大批官吏、工匠、倡优等带回他们北方的都城，北宋府库多年的积蓄被洗劫一空。

此后的开封为金朝所占领，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繁盛。

定都杭州
宋室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此后的一百七十多年，杭州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公元1275年，21岁的意大利年轻人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来到元朝的上都，向忽必烈献上教皇的信件。

他得到忽必烈的赏识，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

八百多年前，北宋灭亡，宋王朝政权南迁至此，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

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富绅之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将东京汴梁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方式融入这座城市。

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

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南宋的宫殿位于南部的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是全城最繁华的区域。

御街全长约十里，从和宁门外至景宁宫前，一路店肆商铺林立栉比。

御街南段紧邻皇宫，是朝廷中枢机关所在地，是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集中居住的区域，因而这一段的商铺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御街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诸行百市、大小店铺样样齐全，凡衣食住行与生活富足所需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各种名店、老店多达一百二十余家。

御街北段是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街段，临安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这里，北瓦共有勾栏十三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

朝廷的贡院也设在御街北段附近，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中心场所。

每逢科考，成千上万的举子在此云集，参加考试，受其影响，棚桥一带成了临安最大的书市。

南北宋对比
商业
南宋的商业和手工业相比北宋时期进一步发展，行业分工越来越细，仅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粗略的记载就有414行，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

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陵坊、招贤坊一带，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前店后作、亦工亦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农业
宋朝时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农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属，而是租佃契约关系，契约期满有退佃起移的自由，不少农民往往忙时耕作，闲时经商。

手工业
与此同时，手工业也由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劳役制被招募制取代，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工匠报酬按照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计算，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已经大大松驰。

这些工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农闲期的农民，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他们有剩余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

一些农民干脆脱离农业生产，来到城市、矿山、茶园、盐场或独立经营，或往来贩货于城乡之间。

工业
宋朝时期，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随着煤炭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编织等手工业也呈现也繁荣发展的态势。

饮食
始创于南宋的杭帮名菜宋嫂鱼羹，相传是赵构皇帝微服私访来西湖泛舟的时候，品尝到宋嫂所做的鱼羹，大加赞赏，并赏赐给她一些金银锦帛，之后当地的官僚也争相地品尝了这道美味菜肴。

人口
除了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大。

北宋元丰年间，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多个，崇宁年间上升到五十多个。

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人口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只有四万人，巴黎有六万人，由此可见宋代城市的繁荣。

宋代将城市中心的非农业人口、坊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口列籍定等，并将这一部分人的赋税与农业税区分开来，由此市民阶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中小市镇及农村集市贸易也日渐繁盛，城市近郊的新型商业区——草市纷纷涌现，其贸易兴盛程度不亚于内城，不少中小市镇的税收收入甚至超过所属州县治所。

专卖制度
然而对处于频繁战事之中，又身患冗兵、冗官、冗费三大痼疾的宋朝政府来说，这样的税收成绩却不过是杯水车薪，远远应付不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最终成为宋朝最大的商人，宋朝建立了极为严密而完备的专卖制度。

政府将盐、铁、酒、茶、矾等列入国家专卖，严格控制专卖品的私售；对允许贩运的专卖品也实行严格的管理，商人须持有禁榷机构给发的交引到指定地点取货；政府对价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专卖制度给政府带来的丰厚的收入，却严重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在四川地区，北宋政府设立了博买务，垄断了布匹贸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豪强大地主则趁机释贱贩贵、投机倒把、敲剥百姓、从中渔利，致使贫困农民丧失家业田产，小商贩被迫失业，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

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对茶农低价购茶，高价卖米，使大批茶农纷纷破产，生路断绝。

纸币出现
背景
公元993年，四川一带大旱，造成大饥荒，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一场农民起义爆发。

王小波在青城县发动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这场起义得到四川地区上万名贫困农民的响应，而这次起义导致四川地区铸币暂停，原本就钱币短缺的四川地区流通出现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应运而生。

宋朝时期，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

北宋中期之后，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的铸币量之和，尽管如此，钱币仍然是跟不上商品流通的速度。

钱币不够用，尤其以四川地区最为严重。

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四川地区铜少铁多，历来铁钱铸量较多，铁钱比铜钱更加笨重，对商品交易极为不便。

经过
北宋初年，在成都地区出现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纸券称为交子，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经过逐步发展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

公元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这种官交子即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但到北宋后期，由蔡京来主持进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时，就把纸币作为一种敛财的手段，而不用铜钱、铁钱作为准备金就大量发行。

南宋初年，先后发行过见钱关子、交子、公据关子等信用票据，但没有广泛流通。

南宋时期发行量最多的纸币被叫会子，因主要形用于东南地区，故又称东南会子。

公元1160年，临安太守钱端礼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归官办，允许会子与铜钱并行。

除去东南会子外，南宋纸币还有四川的川引、两淮的淮交、湖北的湖会等，各自在特定的区域流通使用，会子起初不立税界，不定界额，很快出现膨胀贬值的现象。

公元1168年，政府规定会子以三年为一界，每届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但由于财政困难，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定的兑界和界额，导致会子恶性膨胀，难以保持货币职能。

不论是交子、钱引、还是会子，最终都难免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必然出现滥发滥用，面临随时夭折的窘境，而即便如此，南宋政府仍然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

国家财政长期以来入不敷出，很少有日子过起来比较宽松的时候，对北方的对外战争很少有得胜的记录。

后世评价
宋朝三百一十九年的历史既是一部蓬勃发展的经济史，也是与辽、金、蒙元等政权不断交战并且节节败退的战争史。

军队职业化造成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从而引发了所入虽多、国用日匮的财政危机，也必然导致宋朝政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强制性盘剥，大量养兵、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再加上每年贡献辽、西夏、金的巨额岁币，政府将自身变成了最大的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导致官营经济的膨胀，最终危害经济的发展，尽管宋朝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繁华盛世，但却在自身体制的缺陷中陷入无谓的消耗，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只能走向灭亡。

两宋相比较，南宋的三冗问题不像北宋那么严重，但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序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两个王朝的结局完全一样，曾经的繁华最终都化为轻烟浮尘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