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的读书笔记
篇一：中国近现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其中不同的作品都给我不大相同的感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狂人日记》里的“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

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吃人的社会，让鲁迅发出震耳聩聋的呐喊：救救孩子！
《潘先生在难中》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刻苦追求艺术上的”真切见到”;善于通过精细而冷峻的细节描写传达小说的主旨。

作品意蕴丰富,讽刺意味明显。

它以20年代军阀混战下的江浙地区为时代和
生活背景，通过一个小学校长潘先生在逃难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揭示了封建军阀的罪恶，同时也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卑怯、自私、苟且、偷安的(:中国近代史的读书笔记)思想弱点，塑造了潘先生这一患得患失、明哲保身、自私精明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形象。

作品截取了潘先生在逃难中的三个片断：一.在军阀混战中，潘先生丝毫不顾及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满脑子只是个人的得失和自家的安危。

当他所住的让里地区受到战争威胁时，他张惶失措，丢下学校不管，带着一家人仓惶逃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把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租界”看成是保护他们一家的“圣地”和“乐园”。

在租界地的旅馆里，他不顾“刺鼻的油腥味”和“阵阵的尿臭”，竟自我陶醉地喝起了酒，吟起了诗。

二.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早上，潘先生一想到自己不辞而别，若是上司追究起来，就会丢掉学校里的职位。

考虑到这些，他又不顾夫人的劝阻，急急忙忙地回到了让里。

为了“抢头功”，获得上司的“赏识”，他积极筹办开学之事。

后来，学没开成，他跑到红十字会办事处去申请入会，还给全家领了红十字会徽章。

三.先写潘先生听到正安失守的消息后，仓惶逃入洋人的“红房子”里避难，后写战事停止后，潘先生为欢迎杜统帅而写颂辞。

对人物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作细致具体的描摹，使人物灵魂真实地暴露出来，是这篇小说最主要的艺术特征。

《沉沦》描写的是一个患忧郁症的留学生，故事发生在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上个世纪清朝末年，那个时候东渡求学的爱国青年很多，然而本篇的主人公虽然东渡，却不是去寻访救国的道路的，封闭孤独的
生活加上长期压抑的青春的冲击，使他不免忧郁竟至于性格扭曲的发展，最后就到了自己也不相信的猥琐沉沦，以至于才21岁的他就要走向自裁，在自裁前，他还有一段血泪交加的的哽咽：“这干燥的生活.......祖国啊，祖国啊，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在我看来，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爱国主义，不如说是写一个性躁动的年代，只是借着小说中几次出现的“祖国”字样，将小说的主题拉到“爱国主义”上面罢
了。

《死水》采用了象征和反讽的艺术手法，全篇深刻揭露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表现了与这个黑暗政府势不两立的决心。

闻一多先生通过写死水具体形象地揭露出了旧中国腐朽颓败的社会现状，表达了他对“死水”一般的旧中国腐败现实的激愤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迫切希望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

另外，闻一多也是最早提倡和实践新格律诗的诗人，这首诗也是实践其新格律诗主张的范例。

朱自清散文：朱自清的早期散文，可分为写实议论和叙事抒情两大类。

而我所学过的《荷塘月色》更是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而脍炙人口的佳作，代表了他的散文艺术的最高成就。

文章借对“荷塘月色”的细腻描绘，含蓄而又委婉地抒发了作者不满现实，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为我们留下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徘徊前进的足迹。

在整个写景过程中一直充溢着开始的“淡淡的喜悦”，但原文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后还有一句“峭楞楞如鬼一般”；仅此一句，就足以搅扰了温馨的美景，破坏了喜悦的心情。

峭楞楞的鬼影带给人的只有恐怖，没有喜悦，就连那“淡淡的哀愁”也不会由此产生，更不会生出“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如此美妙的联想。

尽管身处良辰美景，到底无法排遣“淡淡的哀愁”。

“一个人在苍茫的月光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语中置一“觉”字，文章便增添了无穷意味；少这一字，则真成了自由的人，那就只有喜悦，没了哀愁。

还有，“白天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中的两个“一定”，更能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难言的苦衷。

《林语堂散文小品选》林语堂的文章很有自己的风格，其散文、随笔半雅半俗，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可谓是独具一格。

林语堂的这种风格同他对文字的见解有关。

他认为：“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

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

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掘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取掘取材料。

”此话说的确实精辟，道出了文字的活力之源泉。

林语堂曾先后将其散文、随笔整理成集，每一篇都折射出不同时期不同心境的林语堂，从青年时期的激愤到老年的淡泊，他所走过的心路旅程都用文字记载着，时间的推移和思想的的沉积使得他散文风格日见个性分明，幽默而机敏、淡泊而深远。

手捧他的散文，读到得意处不由会心一笑，幽默处会忍俊不禁，深远处则回味无穷。

有学者云：“林语堂的散文没有绚词丽语，也没有丝毫的说教成份，仿佛是知心好友间的娓娓闲谈，谈生活谈思想谈艺术谈情趣，在不知不觉中犹如一汪清泉沁入人的心脾，让人心旷神怡。

尽管他的散文风格看似闲淡，却
也并非散而无形，他对散文创作是有自己的追求。

林语堂认为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感情，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

从他的散文风格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在创作中是力求达到他既定的理想化。

因而，文如其人，从他的散文中便活脱脱走出一位自自然然，亲切闲适，学者式的林语堂来。

”有人说林语堂是斗士，有人说林语堂是隐者，有人说林语堂深刻博大，有人说林语
堂浅薄平庸。

学者王兆胜认为，林语堂的“快乐哲学”紧紧贴近人生本相，爱常识，喜务实，尊个人，重自由，从而给十分重视人的阶级性与时代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注入了更多的灵气与情趣。

《骆驼祥子》：。

本文采用的是传统小说单线结构，以希望—奋斗—绝望—堕落为主线，生动形象地描写了祥子三起三落的一生。

通过这故事，我仿佛看到了天桥、鼓楼、白塔，是牌楼、街道、小巷，是车厂、大杂院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就是几十年前的老北京，但是这儿没有丝毫田园诗一般的快乐，而是祥子的那双大脚马不停蹄地跑过大街，穿过小巷，烈日下，雨雪中处处有他艰难的身影。

兵匪的鞭子，杨先生的盘剥，刘四爷的臭骂，孙侦探的明抢，洋大夫的冷漠，这是一座千真万确的地狱！最后虎妞惨死了，小福子上吊了，老马头倒毙在街头，祥子也终于穷途潦倒，逐渐消失在一座城门洞里……祥子的悲剧，是他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产物。

我为这一社会的悲剧
感到愤懑和无奈。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

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文中，弟弟傩送和哥哥天保都喜欢上了翠翠，翠翠的爷爷让翠翠自己做决定。

故事的最后，天保出海遇难了，傩送也因内疚出海了，或者一两年会回来，或者永远都不。

而翠翠却一个人渡着船。

全文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

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

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

——钱钟书。

它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

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怅然若失。

因此，它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我想说：
生活本就是一座围城，婚姻与事业、学习与娱乐、发展与落后、成功
与失败，都是这座七彩城中的一种颜色，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城中的一种元素。

当一切人和事因为努力和乐观而变得美好，当城中的色彩都均匀和谐时，那么这座围城就不再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和压力，而是一个幸福的乐园。

篇二：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是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在这段曲折而苦难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劳苦大众饱受压迫的现实，看到了这个泱泱大国在欧美坚船利炮下无助的景象，还有曾经的统治阶级在面对国家深重灾难是的软弱，但令人欣喜的是，残酷的环境催生伟大的改革，中华民族的很多不好的文化根源在这场大运动中得到反思，中国人民在这次大变革中得到解放，中华民族的生产力在这段抗争中得以极大的进步，没有这段艰辛的历史，就没有如今更加现代化的﹑更加开明的中国，只是这场变革的代价是如此高昂，它牺牲了万千大众但终给这个民族留下了永恒的财富。

看完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看到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幕又一幕，不禁让人觉得十分心酸，曾经多少次机遇，本可以抓住，却最终不幸擦肩而过，试想，当初乾隆皇帝能够认识到广州十三行这样一个通商口岸对中国的益处，如果当初吗噶尔尼访华时乾隆皇帝在西方的利器前能多一点虚心，再或
者当初的清朝执政者能更加清明（我始终对慈禧太后挪用军费用于庆生耿耿于怀，如果能将这些钱换做更多的坚船利炮，或许甲午中日海
战就会是另外一番情景），当然更希望清朝的那些守旧迂腐的文人能认清世界的形势，或许率先崛起的就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或许中国的近代史就不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可是历史既成事实，我们也只能感慨，只能在历史历史面前去斟酌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去省视那些曾经领导中国的人。

近代中国面临改革图强近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但当时的世界又何尝不是，日本，俄国，土耳其，都在为赶上历史的潮流进行抗争，但于中国不同的事，他们似乎没有遇到如此巨大的阻碍，其中日本俄国更是迅速完成了工业化的浪潮加入了侵略中国的大军，只可惜中国少了一位像彼得大帝一样开明贤能的君主，也没有像日本一样愿意为日本的富强实行君主立宪的天皇，中国的近代化历程遇到了空前的阻碍。

中国之所以没能在遭受鸦片战争的屈辱后迅速的走上改革的
道路，一方面，实则当时封疆势力太过庞大，另一方面，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越性的思想让中国人碍于向西方人请教，还有是中国的封建士大夫阶层视封建制度为他们的生命线，他们维护封建制度是因为在封建制度下他们的所学所想才能转化为名誉和地位，相比之下，日本作为一个弹丸小国，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忧患意识，有领土需求，这让他们更懂得求变，更懂得向更先进的文明学习，正日隋唐时期派遣遣唐使一样，他们在变中跟上了历史的潮流，而当时的中国则因为一味保守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期。

其实中华文化并非是天生的保守文化，想当年，春秋战国时期那也是百家争鸣，法家﹑道家﹑兵家等各派学说都曾盛极一时，只是随着统一大势，中国社会更趋向于儒家学
说使中国的文化环境过于单一，并逐渐走向了一种趋于保守不敢改变的方向，当然这方便的君主的统治却阻碍了中国的进步，恰恰是春秋战国那样一个时代为中国后来的汉唐之盛奠定了基调，正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社会是需要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文明载体的。

纵观中国的近代史前期，也的确有一帮人有足够的眼光和能力，像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文祥等人，他们都能认识到中国的现状，也知道怎样才是富强之路，但一方面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有很多没有觉醒乃至愚昧的人借保卫祖宗大义的口号从中阻碍（倒也不能说他们罪恶，其实其中很多人倒也是真心想为国家好，为人民谋利，只能说他们无知，虽然想帮忙，却只能帮倒忙），另一方面是这些人由于所处阶级使他们注定具有不彻底性(身为地主阶级的他们很难去和地主阶级做斗争)，他们也许知道中国的社会需要改革，但他们不敢改革，毕竟封建礼教是他们从小的“立场”，而且他们对朝廷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朝廷能认识到世界的潮流和格局，当然，他们也惧怕改革可能引发的内乱，殊不知，这样一场内乱几乎就不可避免，而且越往后只会爆发出更大的破坏力。

当然，虽然他们有不彻底性，但我们也不可否认他们为中国近代化做出的贡
篇三：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寻求一种“中庸”的改革之道
——从维新变法的失败看制度的改革
谢子柔16311158
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小至个人，大到国家，没有一个个体是不犯错
的。

过去正确的一些策略和措施，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也许就不再是正确的了。

发展的路上需要不断修正路线，即需要不断改革，好使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发展道路适合世界的大势和国家的现实水平。

然而改革需要恰当的方式和条件，过于激进的改革有时带来的后果恰恰矫枉过正，反误了发展。

近代百年，中国自鸦片战争打开世纪变局之后就在不断改革以谋求发展，其中戊戌变法作为旧中国对于发展道路的一次重要探索，其内容和结果对我们当下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戊戌变法在后期支持者锐减？看似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举措又为什么在当时难以真正实行？我们现在仍处在不断改革的阶段，我们又会不会犯一样的错误？读完《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中作者关于这段历史的思考后，我认为，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主观上的策略问题，仅仅凭着一腔热血而缺乏对于实际力量的考量。

正义需要权力的支持，与其完全撇开当时的所谓“改革对立面”的当权者激进改革，不如借助当权者的力量，寻求折中的策略以防止改革的夭折。

这种折中不偏激的改革方式，便符合了古来的中庸之道。

在分析上述观点之前，我需要解释清楚一点，对于改革的成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人和。

所谓人和，包含民众的接受能力、改革者的领导力以及改革者和当权者的关系。

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决定历史走向的最终是人的态度。

尽管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内外客观不利因素，但如果改革者可以看到这些或明或暗的不利条件，并制定出相关的策略，那么改革依旧是有可能成功的。

对比来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国内割据四分五裂，国外又
有列强欺压，就客观条件而言，他们并不比我们强；可是日本却凭着比我们更强地接受外来思想的能力，更高的国民素质而赢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由此可见，人和对于改革的重要。

柔性的改革着重要处理一点就是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利益关系，维新变法的改革者缺乏对这方面的考虑。

我个人认为这是变法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当下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最需要注意到的一点。

历史上的改革派往往凭着自己内心的一腔热血而行事，或是如维新变法一般一股力量横冲直撞；或是如太平天国一般纠集无知民众作鸟兽群起而攻。

改革派自以为新鲜生命，大多是不屑于和守旧派（既得利益代表者）有什么友好的接触的。

这从《中国近代史》中所叙述的‘西太后对变法由开始的支持到后来的反对镇压’可见一斑。

足可见在维新变法的短短几十天里，改革派并没有照顾好慈禧的情绪。

然而这种方式必然是难以成事的，在封建中国的末期，由于特殊的社会性质，国家的大部分力量掌握在旧政权的手中。

维新派靠的是所谓的“正义”来发动的改革，却不知道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正义”如果缺乏了“权力”的支撑，也是难以施展的。

维新变法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包括了除旧、裁官、裁军、废八股等措施。

裁官裁军使得很多的旧派官员、军人丢掉了饭碗，这些人缺乏必须的生存技能，一旦被裁撤，他们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从而激发大范围在权者的不满，增加了反对
势力。

再说废八股，维新变法的前身是康梁领导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主要力量就是士人等需要通过科举考试、八股文来进入官场的读
书人。

废八股的确符合时代的潮流，却不符合人心。

康梁的策略错误恰恰在于根本没有认清自己的力量来源，将可以支持自己的推远，将中间的摇摆势力推向反对方。

在光绪帝的身上，这种问题在光绪帝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慈禧太后在放权之初明显表现出了不满，但是光绪帝没有照顾到她这种心态，反而态度强硬地与慈禧太后顶撞。

慈禧太后从而越发感到自己的权力危机之大，这种危机感间接导致在变法的末期慈禧太后领导着其他的守旧派夺权，导致变法破产。

任何的改革都需要推动它的权力支持，在缺少实权的时候，更要采取相对柔和的方式来推进改革，而不是如维新变法一样，强硬地与之直面对抗。

在这里我认为这个因素的重要性甚至胜于中学时期特别强调的经济因素。

经济固然有其不相匹配的地方，但是改革的策略如果得当，是可以随着现有经济水平的发展而一点点改进的，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维新变法的激进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不利于中国的近代化的，这种激进导致了变法派最终被镇压的同时，给群众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慌和生活的混乱，更不利于近代化在社会生活的发展。

我们看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只是强调它对发展的未来道路的意义，更应当关注事件本身对当时人们的影响。

维新变法毋庸置疑地促进了历史地发展，但对当时地群众而言，更多地是带来了混乱和不适。

这种不适，使先前抱着观望和试探态度的势力集团也会转为千方百计阻挠改革。

改革更容易陷入一种困境。

改革必须要有要一定的思想基础，这是最需要结合的实际情况。

一方
面领导人自身要在改革发起之前对改革要有全局设计。

维新变法在103天内颁布了百余条改革措施，显然是缺乏对改革的系统全面设计的，而且是受到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支配的，这样混乱的变法最后失败似乎也是意料之中了。

当然，考虑到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和当时类似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者救亡的迫切，我们对他们有失慎重的举动不能加以苛责，可是促成改革成功的不是情绪，而是思想。

康有为在这方面自然有一种值得我们钦佩的实验精神，但是他又太过于理想主义，他将改革的触角伸向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只是简单粗暴的把所有的改革的措施一次性交给了民众，但没有考虑到实际进行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阻力和民众的接受能力。

维新变法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改革应该是实效和理想的结合。

设想若是维新变法的提倡者们在颁布那些全国性法条之前，先以思想宣传来提倡之，待群众对新思想，新法令有一定了解，真实感受到新法的好处后再。

正式推行，兴许会有更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改革也需要民众的思想有一定的基础，这基础既包括民众在改革前对改革的接受能力如何；也包括了改革的思想有没有很好的被民众所理解，可信维新变法在这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中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当时的民众只经历了着重于器物改革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开化程度的确还很低。

这里我想将维新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一点比较来说明维新变法的失败之处。

众所周知,江户幕府时代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是长崎始终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荷兰等欧洲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