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美国左翼运动的精神教父

马尔库塞：美国左翼运动的精神教父

欧美60年代学运，奉“三M”为精神领袖：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读完《单向度的人》，我觉乎出这是个天大的误解：无论从个人身世，还是从学术主张来看，马尔库塞都不是激进的新左派，更不是街头革命派。

法兰克福学派素有左右之分，马尔库塞一直头顶新左派的桂冠，其实这种划分非常勉强。号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既非左也非右：他们批判资本主义，也批判社会主义。他们既不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妥协，也不做社会主义的春秋大梦。

马尔库塞是德裔犹太人，年轻时深受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迫害，壮年时受雇于美国政府的情报机构，晚年在哈佛等校的俄国研究机构专事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研究。这些人生经历决定了马尔库塞对社会主义绝无一丝一毫的好感，他一言以蔽：社会主义并非资本主义发展之必然结果。

这等于将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做了彻底的颠覆，他深刻怀疑人类解放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经济决定论) 即使马尔库塞是一个左派，他也不是拥护正统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的激进左派。巴丁·杰伊在《法兰克福学派史》里对马尔库塞的评价犹为肯切：“马尔库塞可能是最接近古典理性观念的人”。

在等身著作当中，马尔库塞在他最具代表性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集中全力所要批判的是技术理性及其所支持的实证主义思潮：科学技术造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科学技术从起初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而渐次演变为奴役人类的新体制。科学是依靠消灭中世纪的神话而起家，而今却成为一种新的神话。

技术已经渗透进政治，技术不仅不必然导致人类的解放，反而形成新的压迫和桎梏，人也被工具化。马尔库塞渴望人类社会回归的是早期的启蒙理性：是人类可以尽情释放爱欲并遵循理性的文明。

技术理性的膨胀已经超越了社会制度：无论是德国的纳粹主义，

苏联的社会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都高扬技术的工具理性，以科学和发展的名义，实现新的极权统治。这种新的极权统治不同于传统的凭借暴力和强制维系的极权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实现了合流，技术及艺术(电影电视广告广播)充当了合流的媒介。

所有人都默认现存制度的合理性，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只有极少人能够发现“合理中的不合理”，在批判中重建，在否定中重生。本来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中，人人都是理性的，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存在双向度的关系：互相批判，相互激发，在否定之否定中螺旋上升，渐臻更完美的社会形态。

但是技术理性的膨胀却带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恶果：社会对个人单向控制，统治者向被统治者单向施压。久而久之，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意识形态是技术理性至上的意识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并非“解构理论”，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亲缘关系：后者启迪并孕育出前者。福柯跨越多学科的学术风格与法兰克福的前辈学者何其相似，福柯对知识和权力关系的迷恋，也接近批判理论的关切。

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都批判总体性社会，都反对同一性，都对现存社会秩序不感冒。但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解构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始终秉持的启蒙主义都格格不入。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建者们—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本雅明、马尔库塞都是犹太人，曾深受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迫害。其中，敏感、脆弱的本雅明因边境暂时关闭而悲观自杀，英年早逝，损失不可估量，法兰克福学派也被迫迁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寄人篱下。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是苦大仇深、满目忧患，怎么看他们都不像嬉皮士的风格。

马尔库塞故也不是60年代欧美学运的精神领袖，他的同门师兄海德格尔倒像是。马尔库塞大概是法兰克福学派最知名的学者，但他的理论缺少原创性。以《单向度的人》这本最知名的著作为例，书中的

一系列核心概念均系马尔库塞信手拈来：

“异化”来自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物化”和“总体性”来自于西马鼻祖--卢卡奇；

“否定性思维”来自于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艺术的理解来自于本雅明的“文化批判”；

“理性”和“精神”来自于黑格尔；

“爱欲”来自于弗洛伊德；(比“力比多”有所升华)

连“单向度的人”也可能受霍克海默“极权主义型的人”的启发。

一切概念都是假借或转译而来，但都被马尔库塞运用的得心应手，恰到好处：他借用这些概念对极权主义社会的所有领域各个击破，将法兰克福学派综合多学科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批判的文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同法兰克福的同事阿多尔诺等人一样：马尔库塞的结论并未导向“革命”，他在“大拒绝”(great refuse)中寻找替代性方案。但马尔库塞所揭示出的单向度社会对人类身心的双重奴役，还是为新左派的街头革命与抗议浪潮提供了思想武器。

批判理论反对实证主义关于“纯知识”“纯科学”的论断，知识莫不是功利性的，法兰克福学派坚持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因此，知识分子既非“自由漂浮”的独立阶层(曼海姆)，也非扎根于某一特定阶级的附属物。(皮毛论)

马尔库塞秉承新康德主义及德国人文学科的传统，大张旗鼓地反实证主义：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昌隆，使得理性堕落为新的驭人之术，实证主义则为技术理性张目，互为表里。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造成法兰克福学派比其他学派更重“责任伦理”的担当，抹上不妥协，不骑墙的鲜明色彩。

并不具有多少革命主张的《单向度的人》能够成为欧美大学生手里的红宝书，大概也源于马尔库塞的不妥协以及对实践理性的强调。这种不妥协表现在对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不留情面的批判：它将诸如心灵、意志、灵魂、自我等驱除出去，它只关心寻找扫帚和品尝菠萝的问题，而将政治分析和批判分析拒之门外。

马尔库塞要往传统的形而上学回归一下，有意弘扬抽象思辨的幽灵：哲学的任务是要搅动，理智地推翻一些事实，而不是维系一潭平静的死水。但《单向度的人》通篇弥漫的悲观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面对新的极权，社会中人却甘之如饴而不自知，只知顺从，不知反抗(至少可以抗议一下)。焦虑的马尔库塞只能从旁唤醒。

稍后的街头革命，三M的神话，也让马尔库塞意识到他悲观主义的欠妥：原来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并没有全部沉睡，一人高呼，便应者如云。街头革命的失利，左翼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幕，也迫使后来的马尔库塞修正他的一些立场和观点：他似乎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日甚一日。

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手—哈贝马斯登台，与现行秩序的妥协已是必然，“沟通理性”是在民主、开放、多元的时代趋向之下，为弥合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裂缝，在更高层面上回归启蒙理性提供了新的范本。

林杰 2014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