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面”岩画的起源与传播——基于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分析

论“人面”岩画的起源与传播——基于贺兰山“人面”岩画
的分析
苟爱萍
【摘要】以贺兰山“人面”岩画为研究基点,运用图像分析方法与考古类型学方法论述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分布、图像类型,对相关地域的“人面”岩画进行图像类型的比较.在反思“人面”岩画单点起源传播观的基础上,指出将军崖“人面”岩画起源说在立论上存在着4个方面的存疑性.从地理学与图形学角度提出及论证中国“人面”岩画具有多点起源性质,并进一步讨论美洲“人面”岩画来自于中国的洲际传播问题.%Based on "human faces" rock art of Helan Mountains,the distribution and image type are expounded and the comparisons among "human faces" rock art within relevant areas are made by means of iconographical analysis and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approach.Reflecting upon the theory of single origin of "human faces" rock art,suspidon was brought up in four aspects to the argument of General Cliff serving as the origin.The multiple origins of China "human faces" rock art from geographical and iconographical perspectives is put forward and demonstrated,and further the inter-continental dissemination issue that American "human faces" rock art derived from China is discussed.
【期刊名称】《西安工程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7(031)002
【总页数】8页(P178-185)
【关键词】贺兰山;“人面”岩画;多点起源
【作者】苟爱萍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北京100081;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陕西西安71006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30
1969年李祥石发布贺兰口岩画,其后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贺兰山岩画并且展开调查与研究．有关中国“人面”岩画的研究已出版著作一部,发表论文20多篇,有关贺兰山“人面”岩画的研究成果也已发表论文数篇,主要探讨了“人面”岩画的文化内涵、年代推测、功能意义等内容．20世纪90年代宋耀良在其著作《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中,提出“人面”岩画将军崖起源说[1].该观点提出后,既有存疑性,也有启发性．安英认为贺兰山是“人面”岩画发源地,北美洲沿岸的“人面”岩画来自于贺兰山[2].王晓琨等[3]通过分析内蒙古赤峰与江苏连云港将军崖“人面”岩画,认为尚不能确定“人面”岩画的分布是由传播造成的.目前,探讨“人面”岩画起源与传播的研究者不多,而“人面”岩画类型的丰富性与地域分布的独特性,是岩画学界值得重视的问题．
1.1 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分布
岩画的分布具有世界性,世界各大洲几乎都分布有不同数量的岩画．如图1所示“人面”岩画的分布极具特点,“人面”岩画是一种环太平洋地区的现象,主要分布在美洲、亚洲以及大洋洲．中国是“人面”岩画的重要分布区,中国“人面”岩画主要分布在4块较大的地域内,东部沿海的“人面”岩画分布在连云港;东南沿海的“人面”岩画分布在广东、台湾等地;东北部的“人面”岩画分布在内蒙古西辽河;
西北部的“人面”岩画分布在内蒙古阴山、桌子山以及宁夏贺兰山．
宁夏贺兰山是中国“人面”岩画分布数量最多、图像类型最丰富地区．根据表1
数据可知,贺兰山有15个岩画点中均分布有“人面”岩画,“人面”岩画总数量为619组．贺兰口为数量最多的“人面”岩画分布点,“人面”岩画数量为364组,占贺兰山“人面”岩画总数的59%．由于贺兰口“人面”岩石数量较多，特征丰富，所以基本可以代表贺兰口“人面”岩画的特征.贺兰口“人面”岩画分布状况呈现
出显著的空间特征．贺兰口“人面”岩画为典型的深沟型岩画,“人面”岩画图像
主要分布在沟口及沟内南北两侧的山崖石壁之上,以北山崖壁数量最多,图像大多朝
东南向,部分朝东向,少量朝西南向、西北向．
权东计等[4]将贺兰口岩画划分为6块空间分布区．作者认为,贺兰口岩画所处山岳,其地理环境具有神秘性,场域内有强烈压迫感,符合神灵鬼怪之居所．贺兰口位于贺
兰山主峰区域内,是古代原始先民崇山或祭祀时最神圣的场所.
经过对贺兰口6块区域“人面”岩画进行数量统计,由表2可知,第二区与第三区是“人面”岩画集中分布区,“人面”岩画数量占贺兰口“人面”岩画总数的69%．第六区分布有81组“人面”岩画,其所处空间为山前泄洪滩地,“人面”岩
画主要分布在山前泄洪滩地内大小不一的石块之上,有较多石块可能为经年由洪水
从沟内冲击而出的岩画石,第六区的空间分布更多反映了该区域内“人面”岩画发
现时的现实分布状况,不具有空间的神圣性．但是,第六区“人面”岩画的数量说明,在更早时期,贺兰口内“人面”岩画的数量远多于现在．
1.2 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图像类型
贺兰山“人面”岩画图像类型多样,蕴含多种文化因素．根据贺兰山“人面”岩画
的多样化类型,将贺兰山“人面”岩画图像划分为六种类型．
Ⅰ型图像:图2为以同心圆或者重圈形为眼睛的双目“人面”岩画,分为无轮廓形与有轮廓形．无轮廓双目“人面”岩画中,分为有连线双目、有竖线,类似睫毛双目、
刻画鼻孔及牙齿双目岩画．有轮廓双目“人面”岩画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为不规则长方形轮廓,双目为旋涡状,旋涡线向下左右延伸表现口鼻部位．另一种头顶部有角饰或者芒线,多数学者认为此类图像可能与太阳崇拜有关系．
Ⅱ型图像:图3图像呈现为不规则外轮廓形,轮廓外为花瓣形,花瓣为全包围或半包围,少量外轮廓无花瓣包围．眼睛多为椭圆形,部分图像的脸颊部位有齿状装饰,嘴巴部位刻画独特,多表现为咧嘴呲牙状,部分图像有角或耳朵．Ⅱ型图像既有“人面”因素,也包含兽面成分．
Ⅲ型图像:图4中Ⅲ型图像外轮廓为梭形,眼睛为圆圈形或弧线形,头顶部位戴有尖顶形冠状物或尖顶帽饰,大多图像的帽饰中央有一根垂直竖立的直线,少量图像的帽饰顶部为树杈状．
Ⅳ型图像:图5图像特点为眼睛呈X形,外轮廓为方形或圆形,多数图像头顶部位有角饰、羽饰,头部两侧刻画有下垂的发辫,少量图像无角饰、羽饰,极少量图像既无发辫也无羽饰与角饰．
Ⅴ型图像:图6图像特征为Y形五官,呈现形式为连鼻眉毛或连弧眼,其外轮廓主要为圆形．大多数图像头戴羽饰,头部两侧刻有下垂发辫,发辫对称．部分图像无羽饰或发辫,少量图像既无羽饰也无发辫．
Ⅵ型图像:图7图像特征为简化的人脸形,部分图像五官非常简洁,使用圆点构成眼睛与嘴巴的形状．有的图像五官俱全,刻画出眉毛,少量刻画出耳朵．Ⅵ型图像中,部分图像年代较早,属于早期图像,部分图像年代较晚,属于晚期图像,两者年代相差较大．2.1 与阴山、桌子山“人面”岩画的比较
内蒙古阴山“人面”岩画图像较丰富,无轮廓“人面”表现方式为同心圆双目眼睛岩画,分为张嘴露齿形,额头部位折线纹形,并刻画出鼻孔,部分无轮廓“人面”岩画,其双目为重环形．一部分“人面”岩画为骷髅形状,骷髅形“人面”岩画数量多于贺兰山．有轮廓“人面”岩画,眼睛刻画为同心圆或坑穴,有的“人面”岩画外轮廓
刻有芒线,芒线形“人面”岩画在贺兰山分布数量较少．连鼻眉形“人面”岩画,其
外轮廓多为方形,少量头顶有羽状装饰,该类图像与贺兰山比较相似．阴山“人面”
岩画与贺兰山“人面”岩画存在较多相似元素,但贺兰山Ⅱ型、Ⅲ型“人面”岩画,
在阴山则极少见到,Ⅳ型与Ⅴ型岩画,在阴山中未曾出现．
桌子山大多数“人面”岩画的外轮廓装饰有整圈芒线,外轮廓多为椭圆形,面部五官
抽象．桌子山也有同心圆双目岩画,外轮廓为心形．桌子山还出现一种“人面”岩画,其外轮廓为多重圆环形,面部为连弧形眉,眼睛呈圆坑形．桌子山岩画类型在贺兰山极少见到,仅见两组．两地紧邻,距离如此之近,“人面”岩画图像却截然不同，桌子山有可能生活着一群定居人群,在与贺兰山产生文化联系之前有可能发生过战争,
人群在战争中消失,尚未形成与贺兰山人群之间的文化互动．
2.2 与西辽河“人面”岩画的比较
内蒙古西辽河与贺兰山两地“人面”岩画也存在相似特征,均有同心圆双目“人面”岩画,西辽河花型“人面”岩画与贺兰山花型“人面”岩画造型比较类似．两地也
存在不同类型“人面”图像,西辽河有较多写实“人面”岩画,双目为同心圆与丹凤眼,一部分刻画有耳朵,均为连弧眉,少量图像额头部位有折线纹,少量图像外轮廓有芒线．西辽河无轮廓“人面”岩画有三种形式,一种为旋涡纹双目,一种为同心圆双目,额部组合折线纹,第三种为同心圆双目,刻画出鼻孔与牙齿．西辽河大黑山“人面”
岩画图形怪异,头顶有尖角状饰物,双耳亦为尖角状,贺兰山则无此类图形．
2.3 与将军崖“人面”岩画的比较
江苏连云港将军崖“人面”岩画类型比较统一,未形成多样化规模．将军崖“人面”岩画可分为无轮廓形“人面”与有轮廓形“人面”两种类型,大多数图像为无轮廓形．“人面”眼睛有三种构图形式,第一种是同心圆双目,第二种是重环形双目,第三种为圆坑形双目．有轮廓“人面”岩画,其面部布满网格状线条,眼睛为同心圆,在贺兰山“人面”岩画中,则未出现网格状“人面”岩画图像．
由图8可知,同心圆是上述“人面”岩画地域的共同元素,各地域“人面”岩画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性,呈现为部分元素趋同,类型风格相异的各自地域文化风格,以贺兰山“人面”岩画图像类型为最多样化．
3.1 有关“人面”岩画的起源与传播观
宋耀良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将军崖人面岩画起源说”：人面岩画从将军崖出发,在三条分部带上传播、演变与发展,北分布带与西分布带是图形的传播主流向,宋先生将传播过程分为若干发展流变阶段[1].
1992年,宋耀良在美国访学期间,接触到北美洲西北沿岸的“人面”岩画．经过将
北美洲“人面”岩画与中国“人面”岩画进行比对研究,宋耀良认为两者存在相似性．2010年10月19日,宋耀良在宁夏贺兰山“人面像岩画——跨越太平洋的史
前人类大迁徙”专题讲座中宣布个人推论,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人面像岩画是从中
国传播而去的．理由是两大洲均发现“人面”岩画,美洲土著来自亚洲已被证明,北
美洲“人面”岩画集中分布在北美洲西海岸,沿阿拉斯加岛沿海岸向南延伸至北美
洲中部,最早发现的美洲与亚洲两个“人面”岩画遗址处于两大洲“人面”岩画的
连接点上．安英也认为北美洲沿岸的“人面”岩画来自于中国,与宋先生不同的是,
安英认为美洲“人面”岩画来自贺兰山．
3.2 “人面”岩画将军崖起源说的存疑性
“将军崖人面岩画起源说”存在立论依据不充分的情况,首先,进入21世纪后的10多年,随着西辽河流域考古文化的不断被发现,宋耀良开始修正将军崖“人面”岩画
起源说．其次,将军崖“人面”岩画沿着3条“人面”岩画分布带进行传播的证据
链不完整,存在诸多缺环．再次,宋耀良认为“人面”岩画的制作族群为华夏族,由华夏族在迁徙中传播至各地．从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图像风格来看,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制作族群不仅存在多民族性,而且其风格与年代也存在差异性．第四,绝大多
数“人面”岩画均分布在农耕、狩猎及游牧文化交叉地域,将军崖“人面”岩画处
于农耕文化较发达的沿海渔猎地域,其“人面”岩画未被传播至中原农耕文化区,说
明“人面”岩画分布有地域环境的特质性,将军崖“人面”岩画难以代表其他地域“人面”岩画的文化性质．而“人面”岩画起源于贺兰山的观点,也存在类似问题．3.3 “人面”岩画多点生成的地域环境
“人面”岩画的环太平洋现象体现了环太平洋地区对于“人面”岩画的形成具有其文化独特性．中国是“人面”岩画分布的集中区域,“人面”岩画的形成与中国古
代文化有密切关系．单点起源向外辐射,线性传播四周的观点存在诸多疑点,中国“人面”岩画的形成与传播有多点起源性质,并存在文化的互动与交流．
经过对上述5个“人面”岩画地域图像类型的比较分析可知,5个地域虽然存在相
似元素,但也存在较多相异类型．5个地域地理、文化环境有诸多区别,各地域“人面”岩画存在形成环境的趋同以及差别．仔细观察“人面”岩画的分布区域,基本
上处于沿海地区或者内陆农牧交界地带．内陆农牧交界地带的岩画分布地区均位于河流周围,并位于人群之间文化互动与交流频繁地带．
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原文明、西部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文化交融互动地带．贺兰山山脉沿黄河呈南北走向,周围广布荒漠,河谷地带则是沙漠之间
的天然通道,不仅是古代各民族往来迁徙的交通要道,也是古代各民族物质交换和文
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贺兰山“人面”岩画数量的巨大与图像的丰富多彩,体现的正
是活跃于古代不同时期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的交互融合,其文化
环境为仰韶文化的影响范围．西辽河流域也处于农牧交界地带,处于红山文化的发
达地区．内蒙古阴山位于北方草原文明发达区,也是中原文明的辐射地带,能够接收
到周边多种文化信息．如张光直言,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是多样的,但是,这些文化也不是孤立与隔绝的,彼此之间存在着联系[5].这些区域能够生成“人面”岩画,其地理环境与文化环境的独特性、多样性与交叉性是最主要的因素．
3.4 “人面”岩画多点生成的图像元素
中国境内4块地域的“人面”岩画图像各具特点,存在着相似的元素,尤其是具有共同的图像符号——同心圆、重环纹以及旋涡纹．以贺兰山同心圆双目“人面”岩
画为例,据考古资料,彩陶中有较多同心圆、重环纹以及旋涡纹．图9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同心圆人面形,庙底沟类型为仰韶文化中期类型的代表,距今6000年
左右．另外,图10(a)为仰韶文化中的临潼姜寨人面纹，图10(b)为仰韵文化人面纹，图11为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中还有人面纹与人形纹．在甘肃、青海地区的仰韶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中,也有在彩陶壶与彩陶瓶的器口上使用人头形状作为一种装
饰物．宁夏地区彩陶的发展也比较早,仰韶文化中期的遗址由甘肃东部扩展到中部
以及白龙江流域、宁夏南部和青海北部,这些遗址的年代相当于庙底沟类型的中晚
期[6].西辽河的新石器“人面”岩画与红山文化玉器纹样存在图像上的相似性,彼此在文化中具有互证关系,阴山与桌子山也是仰韶文化辐射与影响之范畴．远古时代
对旋目神崇拜的人们分布范围很广,遍及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北方地区[7],如图12，图13所示.
从考古资料可知,上述图像元素在较多早期文化中均有发现,而人面形图像在彩陶中
的出现时间也较早,贺兰山“人面”岩画与其周边的彩陶文化存在着或早与或晚的
联系．在这些“人面”岩画的分布区,古代“人面”文化被人们使用岩画的形式予
以表达．另外,贺兰山、阴山“人面”岩画与各自区域内的原始宗教也有着密切联系,贺兰山“人面”Ⅴ型岩画,可能与古羌人存在更多关系．“人面”岩画的生成地域,其所处的周边文化区域内,虽然均有相似的文化元素与图像元素．但是,并无明确证据显示,某个地域的“人面岩画”属于最早的起源与传播源头,中国“人面”岩画
更可能是多点起源的现象,相互之间存在着文化的交流、借鉴、吸收与传播．
3.5 中国“人面”岩画洲际传播的可能性
中国“人面”岩画传播至美洲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及合理性．中国“人面”
岩画是由沿海的人群传播至美洲西海岸的,但尚不能确定具体族群．依据考古发掘,
旧石器遗址东北亚多有发现,亚洲与美洲对接的两个岛屿上也发现有旧石器晚期遗址与石器．在寒冷期内,海平面下降,沿海大陆架干涸,在亚洲与美洲之间形成白令陆桥,人类在掌握人工取火、制衣、制造工具及建造房屋等技术的基础上向外迁徙扩散[8].又据古气候变化可知4.2～4.0 kaBP为全球气候降温期[9].寒冷的气候使海平面下降,迁徙的人群在追逐食物过程中,将华北的细石器文化传播到东北亚直至北美洲阿拉斯加．在极寒时期,海平面下降,东亚大陆架与北美洲西海岸诸岛之间陆地相连,具备古代中国人经北美洲西海岸向美洲迁徙的地理条件．另外,根据体质人类学对史前美洲人类牙齿的研究,证明史前美洲人的牙齿为东亚人种中的中国类型牙齿,经科学家对两者牙齿差异性的研究,表明史前美洲人的牙齿与东亚人的牙齿在14 000年前后分开然后各自进化,并且美洲土著与东亚人具有共同的特殊类型血红蛋白以及来自亚洲的DNA线粒体等基因,在外貌上也具有相同的体态特征,在文化上则具有非常相似的原始宗教成分,说明早在14 000年前后,东亚与美洲之间就已经存在着同一民族之间的跨洋迁徙[10].上述证据表明,中国古人迁徙美洲,将“人面”岩画传播至北美洲西海岸是具备可能条件的．
中国“人面”岩画的分布环境、图形及其区域文化关系等证据能够印证“人面”岩画具有多点生成的文化性质,中国“人面”岩画是多点起源所形成的文化产物．美洲“人面”岩画来自中国的传播观点,从体质人类学上已获证明．近年来美国考古学家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多个崖壁上,发现了商朝时期的甲骨文字,从考古学上证明美洲与中国的交流在久远的古代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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