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论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摘要：郭沫若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编写了多种甲骨文论著，不仅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下，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而且把甲骨文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郭沫若；甲骨文；商史研究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公元前十四——前十一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资料。

从1899年被发现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字鼎堂）从1928年开始研究甲骨文，共经历了整整五十个年头，无论是在早期紧张的革命环境里，还是在建国后繁忙的公务活动中，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甲骨文和古史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内屡创新说，成为甲骨文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目前关于郭沫若的研究很多，但大多将眼光集中在他的诗歌、戏剧及他的个人生活（如他的日本夫人金娜和他的感情生活），对于他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并不太多，一般局限在胡厚宣等学者对他的回忆、评价等，较为系统研究其甲骨文方面的是曾参与编著《甲骨文合集》的王宇信先生。

本文在王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加入本人的一些浅见，希望能对郭老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在生活的重压下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一）早期革命生涯郭沫若（1892—1918），字鼎堂，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时期，他的白话文诗集《女神》气势磅礴，豪情激荡，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强烈地表现出了“五四”时代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教育了千百万青年。

1926年夏，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到武汉，再到南昌，他踏遍了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

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若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随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由“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流亡日本后，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逐渐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古文字学家、史学家，一名享誉学术界的大师。

（二）流亡中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正是在日本流亡期间，郭沫若于1928年6月在东京的书店拿到了王国维写作的《殷墟书契考释》，从此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

虽然他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但他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他以异乎寻常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入门书看起，没有老师的指导，全靠自己摸索。

当时，他住在乡间，图书资料奇缺，因此天天要跑到东京借书。

而且因为没有职业，生活极端困难，全靠朋友接济。

自己只能搞点文学创作、搞点翻译，来挣些微薄的稿费糊口，有时甚至连一只毛笔都买不起，要向朋友求助。

但就是在生活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天从住处跑到东京，把藏书颇为丰富的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金文著作，全部读了一遍。

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读书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发高烧，也没有停止研究和写作。

正是以这种精神，他先后编辑了《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书，对甲骨文的搜集和传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卜辞通纂》是郭沫若在1933年编辑出版的，此书反映了郭沫若搜集甲骨的功绩。

该书的“别录”，将他在日本“所得公私家藏品之拓墨或照片，均选优择异而录之”①。

《卜辞通纂》中除“别录”选录甲骨一百二十九片外，正编共“选辑传世卜辞之菁粹者”八百片，按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等八项加以排比并考释，每一项后又做有小结。

这样既可以使读者全面系统地认识每一类甲骨文的内容，还可以从每项卜辞的内容里了解殷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郭沫若另一部重要的甲骨文著作是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

这部书与《卜辞通纂》选辑传世各家“卜辞之菁粹者”略有不同，而是仅从上海大收藏家刘体智所藏的二万八千多片甲骨中，选出一千九百五十五片精品编纂而成。

《粹编》一书在内容的分类上，大致与《卜辞通纂》相同，也对书中每一片甲骨做了考释。

《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所收的甲骨，主要是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前各家所藏的珍品，而且不少是以前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所未见的或遗漏下来的，在甲骨文字收集上足以矜傲于世。

且郭沫若对各片的考释又多有创见，所以二书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重视。

直到今天，在甲骨文和商史研究中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在搜集了大量甲骨文的基础上，郭沫若对甲骨文本身的一些规律，诸如文字的考释、分期断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补、卜法文例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多超过前人的创见。

他在甲骨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才华，横溢在《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考释》、《古代铭刻汇考》和《续编》、《殷契粹编》、《文史论集》等专著和甲骨文论文的字里行间。

（一）在文字考释方面，郭沫若屡创新说。

1、他考释出臣民都是古代的奴隶，“以前顶大的官，是谓宰相。

……说文上说是‘罪人在屋下执事者’，也就是家内奴隶的意思。

”②2、他考释出“卜辞已有犁字，而且已引申为黎黑之黎，可见牛耕的使用已久。

”③从而证明了直到汉武帝末年赵国才开始使用牛耕的错误。

3、在研究了古代计数后，他作出了数字产生于手指的象形，古文一、二、三作一、二、三，是手指之象形的判断，并认为“表数之文字自三、四以上将不免发生变例”。

我国“数字系统大抵以四为界，由四之异体以至于九，则别为一系”，而“十之倍数，古文则合书”，“百与千之倍数亦合书”，“不足十百千之数，于文每加‘又’”，发现了从二十至八十的十倍数“合文”，并指出“九十之例迄今未见，其于殷文意必亦十上而九下，将来终必有出现之一日。

”④郭沫若还对十二支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把它解释为起源自巴比伦的十二宫”⑤此外还考证了岁钺古为一字，殷代已知岁星，“以钺为之符征以表示其灵威”，“岁星之岁始孳乳为年岁字”⑥等。

特别是《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两书中，郭沫若在文字考释方面有许多新见。

第①转引自.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68.②郭沫若.论古代社会[A].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07.③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1.④转引自.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2.⑤同上.一，他解决了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所没能解决的问题，对殷代先王世系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第二，他打破了罗振玉“王宾”为名词“称所祭之祖曰王宾”的旧说，考定宾为动词。

第三，论定“衣”为殷城。

“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殷的。

……起先是用‘衣’字，后来才定为殷。

……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

”①第四，论证了凤为帝史、云霓卜雨、殷王车驾之制、帝乙迁沫之说等，以及论定了殷先公上甲之后，世次当为报乙、报丙、报丁。

第五、从甲骨文中考察出商代在日出日落时均有祭祀，从而证明了《尧典》中“寅宾出日”及“寅饯入日”的记载的确为殷礼等等。

（二）在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方面，郭沫若开创先河虽然郭沫若没有亲身参加殷墟的发掘，但旅居日本的他，与董作宾不谋而合地发现了二百七十三年的甲骨文应有时代早晚之别。

在他编纂《卜辞通纂》一书时，“初有意于书后附以‘卜辞断代表’，凡编中所列，就其世代可知者一一表出之”。

但他在与董作宾的通信中，得知其《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正在撰写甲骨分期断代的十项标准，“文虽尚未见，知必大有可观，故兹亦不复论列。

”②《卜辞通纂》付印后，董作宾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三校稿本寄给了郭沫若，他还为之补充了第二期的贞人尹，并对董文中的羌甲、虎甲有所辩难。

所以郭沫若和董作宾一样，是最早进行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学者。

（三）在甲骨文的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补方面，郭沫若也发凡启例可以说，郭沫若是较早地发现将甲骨的断片缀合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

1933年他在《卜辞通纂》一书中就缀合了三十片甲骨，有合四片残片为一整简的（如《通》596）、有合三片残片为一整简的（如《通》259）、有合二片残片为一整简的（如《通》730）。

由于他的精心缀合，不少分离各书的甲骨文得以重新合为一家，为甲骨文和商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而《殷契粹编》一书，也将断片尽量拼合，特别是《粹》112和《粹》113这两个拼合版，是殷代先公上甲后世次为报乙、报丙、报丁的铁证，为王国维《先王考》及《续考》增加了筹码，证明了《史记》的谬误是无需怀疑的。

此外，他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即卜辞纪卜或纪卜的应验辞，每一事都书刻在多片甲骨上，因此当甲骨片有残损的时候，不同片的残辞可以互相补足，重整为一个完整的事件。

在后来的《甲骨文合集》一书的编纂中，也是根据郭沫若的启示，尽量将残碎甲骨缀合并将同文卜辞按卜序集中一起处理的。

（四）在甲骨文的卜法、文例等方面的研究，郭沫若一枝独秀他正确指出了“卜辞契例，凡于长骨分契成段者，左行右行率一律。

然亦有参错互行者”。

并以《殷契佚存》第二片的四段刻辞为例，指出“一、二左行，三、四右行。

左行者辞次由下而上，右行者辞次由上而下。

两者所卜之时期不同”。

③他较早地发现了甲骨文“百又七旬又九日”（《通》788）的“验词”和“记用刻辞”，说“‘兹御’卜辞恒语，盖犹它辞言‘兹用’也。

”④他也较早地注意到卜兆序数，认为这是纪卜的数字。

至于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考释》一书中所提出的“卜用三骨”的著名论断，已为安阳殷墟和藁城的考古发掘和其他资料所证实。

此外，郭沫若还对“骨臼刻辞”做了研究，从其所刻的位置来观察，发现其性质就如同现今社会的书头或标签，并经过考证，指出“骨臼刻辞”只在武丁时期出现，其前其后都未发现，应该是这一时期的习尚是这样的。

这一系列的发现，对于我们在甲骨文的释读、认知方面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虽取得如此成就，但郭沫若对科学研究从未有过一丝懈怠。

直到年近八旬的高龄，他还对甲骨文的起源、用途、事类、程式、规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并从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古代整治甲骨和刻写文字时要用某种酸性溶液浸泡。

为后来的学者指点了迷津。

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周扬.郭沫若全集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②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3.③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4.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在很多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大胆创新，除了他学识渊博，批判并继承了汉学传统，精通古代典籍和各种古文字外，更重要的是他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此他才能高屋建瓴，不少地方超过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