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社会礼貌原则及其差异分析

礼貌是各社会共有的普遍现象，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普遍推崇的一种社会美德，它也是维系人类和谐的工具和手段。

因此,了解并研究中西礼貌原则差异对减少双方误解, 交际顺利进行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西方文化中的礼貌原则
礼貌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性, 但关于礼貌语言问题, 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等角度提出了不少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

（一）西方文化中的礼貌原则。

早在20世纪50年代, 美国学者戈夫曼(Erving Goffman) 就从戏剧的观点提出了“面子行为理论”（贾玉新，1997）,建立了礼貌模式。

他认为, 人们的行为分为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二种。

“脸面” 是人类行为准则之一, 渗透于人际行为之中。

很显然，“面子功夫”是作给其他人看的“前台”行为。

Goffman 同时指出，面子对于每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人们在交际中都很关注的重要因素。

面子的需求是相互的，一个人要想自己不丢面子,最保险的办法是不去伤害他人的面子。

20世纪60年代, 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 (1975)在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基础上提出了会话合作原则, 该原则认为人们在所有会话中都应遵循质量, 方式和相关的四个准则。

合作原则提出后, 针对人们在会话中时常出现的故意违背某一准则的情况, Grice又增加了一条会话含义与之补充。

然而, Grice 的会话合原则与会话含义仍不能对语言本身的意义和语言的言外之力做出充分的解释。

koff (1972,1973,1975,1977)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礼貌三规则：
规则一：不要强加于人；适用于交际双方权势和地位不均等的场合, 如学生和老师, 雇主和雇员之间;
规则二：给对方留有余地和空间；适用于交际双方权力地位平等, 但社会关系不密切的场合, 如商人与顾客;
规则三：增进双方的友情；适用于好友, 恋人之间。

koff 的礼貌准则由于提出较早, 在范围上, 系统性上都较为笼统, 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Brown 和Levinson1978 年提出了影响深大的“面子论”。

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在交际中要互相合作, 那么, 说话时就要在保留面子方面进行合作，即每个人在交往中的面子要靠对方给予或保留。

由于面子在受到威胁时人们会设法保住自己的面子, 而且会在保留自己面子的同时又威胁着别人的面子。

所以, 在交往中为了给自己面子, 也为保留对方的面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礼貌语言。

Brown 和Levinson 还将面子分为正面子(positive face) 和负面子(negative face), 前者指人们希望获得他人的肯定和赞许, 后者指人们有自主的自由,不因迁就别人或受到干预、妨碍而使自己感到丢面子。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Leech, 1983) 将语用原则分为“人际修辞”(interpersonal rhetoric) 和“篇章修辞”(textual rhetoric)两大类, 他的“修辞” 指的是交际中有效的运用语言, 它由交际双方所遵循的原则和准则组成, 准则是原则所包含的较具体的范畴。

而礼貌原则则属于人际修辞的范畴。

利奇根据英国文化特点提出了6 条礼貌原则, 分别为：
（1）得体准则（tact maxim）：使他人受损最小；使他人受惠最大。

（2）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使自身受惠最小使自身受损最大。

（3）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尽量少贬低别人；尽量多赞誉别人。

（4）谦虚准则（modest maxim）：尽量少赞誉自己；尽量多贬低自己。

（5）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尽量增加双方的一致。

（6）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减少对别人的反感；尽量增大对别人的同情。

Leech 的礼貌原则有两大贡献: 一是明确指出区分礼貌与不礼貌行为的标准；二是指出礼貌行为既是一种非对称的行为, 又是一种对称的行为。

Leech 提出, 礼貌原则可以和Grice 的合作原则结合起来, 解释人们的某些交际行为。

比如故意违反量准则、质准则或相
关准则, 拐弯抹角, 不直抒其意等。

对此, Grice 的合作原则无法解释, 但礼貌原则却能给予完满的回答, 即人们有时为了不伤及他人的面子, 做出对他人不礼貌的行为, 会以会话含义形式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对方。

Leech 认为, 礼貌原则不但拯救了合作原则, 而且还为反语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汉语文化中的礼貌原则。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 在数千年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规范和礼貌原则。

中国学者在吸取Leech 提出的礼貌原则和Brown &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的合理部分的基础上, 更多地是从礼貌的文化特征层面入手, 深入研究汉民族独特的礼貌现象, 并提出了更符合汉文化的礼貌原则, 如徐盛桓(1992) 在他的礼貌原则中修正了Leech 的礼貌原则, 用“通常倾向于”等字眼替代“最大”(Maximize) 和“最小”(Minimize) 等词,对礼貌的得体性有所考虑。

另一位学者L. R. Mao 比较了中英两种文化的差异后提出了“相对面子指向的构想”(the relative face orientation construct)。

这种构想基于这样的假设：面子是一种每个社团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公众形象, 这种公众形象便表明了一种潜在的礼貌指向，礼貌要么指向一种理想的社会同一性, 要么指向理想的个人自主性。

这种礼貌的指向, 就是一个特定社会中面子的独特内涵。

何兆熊（2000）认为, 西方文化中的礼貌, 是指向理想的个人自主性, 而汉语文化中的礼貌是指向理想的社会同一性, 这是中西方礼貌内涵差异的本质特征。

我国语言学家顾曰国（1992）在回顾了礼貌这个概念在汉文化中的历史渊源后, 提出了制约汉语言语行为的五种礼貌准则：
（1）称呼准则：即用适当的称呼问侯对方。

它体现了汉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是“上下有异, 贵贱有分, 长幼有序”等在现代文化中的积淀和反应。

使用恰当的称呼语被认为是最起码的礼貌原则。

（2）贬己尊人准则: 指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指谓听者或与听者有关联的事物要“抬”，要“尊”。

以及尊称他人或相关的事物。

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夫礼者，自卑而尊人”，也体现了汉文化中的谦虚品德。

（3）雅言准则：出言高雅, 文质彬彬往往被人认为是懂礼貌，“有教养”。

文雅准则的重要内容仍然是“先用雅言，禁用秽语；多用委婉语，少用直言”。

这一原则反映了说话者的语言修养和自身的文化素养。

（4）求同准则：这与“脸”、“面子”有关。

所谓求同，就是注意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保持相称, 说话双方力求和谐一致。

即交际双方尽量减少不同之处，尽量和谐一致，满足对方的要求，赞同对方。

它体现了汉文化的“尚同” 或“恭敬不如从命”的礼仪。

（5）德言行准则：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大他人的利益。

在言词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这个原则反映了汉文化中“有德者必有言” 以及“君子耻有其词而无其德, 耻有其德而无其行”的传统思想。

二、中西方礼貌原则的异同对比
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 由文化决定的礼貌原则在理解和使用上也表现不同。

（一）中西礼貌原则的共同处。

从Leech 的礼貌原则的提出到目前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曾有人对其存在的普遍性提出疑问，并试图提出一些既能反映人类礼貌本质，又能符合本民族习惯的礼貌原则，但迄今尚无更好的原则能达到Leech 礼貌原则的高度，给各国大部分学者赞同。

从跨文化的角度上来讲，Leech 的六准则仍带有一定普遍意义。

把六原则与顾曰国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礼貌五准则相比较，不难发现，两者都是对人类言语行为礼貌的概括，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兼容性和普遍性。

两者都是other-oriented。

根据惠（benefit）和损（cost）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礼貌交际的核心是注意到人们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坏话，因而这两者都是“投其所好”，实质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对别人胃口。

它们都是达到交际
的“社会目的”（social goal）的手段，而这样做恰好也是为达到交际的“真正目的”（personal goal）扫除障碍。

（二）中西礼貌原则的差异。

前面所讲的礼貌原则的普遍性，它尽管在较大程度上对礼貌现象进行概括，包含了不同民族文化中的礼貌共性，但具体到每个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及同一民族，文化中不同的群体或个人对礼貌原则认同的差异性，礼貌原则的个性便凸现出来了。

（1）礼貌的内涵差异。

中国是文明古国, 礼仪之邦, 礼貌的历史源远流长。

中国文化的礼貌与传统的礼治紧密相连,“礼义者, 治之始也”（《荀子·王制》）。

礼用来指谓礼制。

众所周知，礼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周礼》《礼仪》《礼记》总称“三礼”，是先秦以前典章制度的集大成。

从欲望到社会等级差别，从等级差别到欲望的满足，最后到治，这就是礼的产生以及社会功能。

在传统上以差序格局为主要取向的社会结构并以群体取向和他人为主要取向的中国社会,礼的精神就是天地人伦的上尊下卑。

“上下有义,贵贱有分, 长幼有序, 贫富有度,
凡此八者, 礼之经也”（《管子·五辅》）。

这里明确指出了礼就是维护现行社会等差的行为法则。

礼不仅维护了社会传统秩序, 还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言行, 从而协调了社会上各种关系和矛盾, 维护了社会的统一和稳定。

现代的“礼貌”与古代的“礼” 有很大的差别，同时也有很多的联系。

礼貌不再是作为维护现行社会等差的行为准则，而是作为不分差别，供人们效仿的行为规范。

“礼貌”是恭敬有礼之意。

礼貌一词最早出现在《孟子·告子章句下》里，“礼貌未衰，言弗行之，则去之”。

“礼”在古代也用来意谓现代意义的礼貌。

“礼，敬也（《墨子·经上》）。

”对礼貌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礼记》。

中国礼貌的自卑尊人是中国式礼貌的最大特点，《礼记》里就贯穿了这样的一个思想。

英语中的礼貌可以追溯到15 世纪，一个礼貌的人具备“文雅，诚恳的礼貌品质（of refined courteousmanners）”。

“礼貌” 与上层社会的行为规范紧密相关，因而有“礼貌社会（polite society）”这一说法。

在西方，基督教和古代哲学对人们的生活，特别是言语行为影响极深。

基督教所倡导的平等，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对人们的言行起着决定作用。

在《圣经》中, 耶稣宣称家中所有的成员都是平等
的，孩子们可以反驳他们的父母。

基督教也强调语言的功能。

对于基督教徒们，语言不是空谈，而是上帝给每个人的礼物。

语言驱使了人际间的交往。

基督教徒们还相信上帝就是依赖《圣经》中的语言将自己呈现在众人面前。

因此, 西方人极其重视用语言来体现个体，用语言来体现上帝所赋予他这个个体的存在。

Fraser (1990) 把礼貌解释成“社会准则观（social normview）”，并把礼貌等级化，分为“一级礼貌（first order politeness）”和“二级礼貌（second order politeness）”。

美国教士，知名心理咨询家Dr. Norman Vincent Peale 把礼貌的基本要素进行了归纳。

比如，强烈的公正意识（a strong sense of justice），理解别人的心情（a quality that enabl es a person to see into the mind or heart of someone else），不管社会地位高低或是作用的大小，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the capacity to treat all person alike, rega rdless of status or importance）。

（2）礼貌语用的差异。

汉文化和英美文化都有其常用的称谓形式。

一般说来，在汉文化中使用称呼语时应考虑听话人的职务、职业、性别、年龄以及谈话场合、同谈话人的关系等因素，才能找出符合称谓准则标准的称呼语。

英美文化中的称谓模式主要称谓词+姓,如称Mary Brown 为Miss Brown。

名, 如Mary。

在所有文化中，modesty 被看作是礼貌的表现，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遵循谦虚准则时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当人们受到赞扬时，讲英语的人都说“thank you”以表示接受，他们认为，欣然接受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积极面子，因而是礼貌的。

汉文化交际者听到赞美后往往贬低自己, 常常说“哪里, 哪里”“我做的很不够”以及“这是我应该做的”。

然而在英美文化中这种答辞往往被看作虚伪、缺乏自信的表现, 使英美人感到自己的话被直言否决而认为中国人不讲礼貌, 这是因为在英美文化谦虚准则中, 人们通常采取转移或降低对方的赞美而不是直言否定对方。

中国人在言语交往中讲究赏脸，避免丢脸，要给面子，要顾全面子。

中国人往往用礼貌作为语用手段，力求和谐。

当不得不使用有伤面子的言辞时，采用的策略往往是先肯定后指出不足或赞同，后摆出分歧这就是所谓“求同”。

英美文化中的赞扬准则和赞同准则同汉文化中
的求同准则有很多相似之处。

两种文化都认为应最大限度地考虑对方的“面子”，但两种文化求同的方式及表现形式也存在着一些差异。

汉文化的赞扬既包括上对下、长对幼的赞赏, 也包括下对上、少对长的肯定等，但赞扬的方面主要是人们的才能人品、修养道德等。

然而，英美文化中的赞扬却无所不至，无所不包。

另外，汉文化中的赞扬大多采用先褒后贬模式，即先赞美对方，肯定对方的成绩后再指出对方的不足之处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英美文化的赞扬准则和赞同准则体现了有话直说的文化观念。

在德言行准则方面汉文化中的“德”是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多对他人的益处，这同英美文化中的策略准则大体一致。

汉文化中的“言”是指尽量减少自己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多自己得到的益处，这同英美文化的慷慨准则大体一致。

如帮助别人得到别人赞扬后常说“没有什么, 这是我应该做的”、“一点小事，举手之劳” 等。

而在得到别人帮助时常说“太感谢您了”、“不好意思，浪费了您这么多宝贵的时间”等。

英美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方式，如对于别人的感谢常说“You arewelcome”、“It's a great pleasure to do so”、“I'm very glad to help you”。

同样，对于别人的帮助也极大地表示感谢，如“Thank you very much f or your help”。

但对于汉文化中的交际者所说的“It's my duty to do so”、“I'msorry to havewasted a lot of your time”，英美人士却不知所措，因为这种方式的感谢在英美文化中是不存在的。

三、礼貌差异的成因
中西礼貌语用差异虽然是文化交往中的显性表现，但决定这些差异的是那些较为隐秘和深刻的、以文化特质、思维模式和民族性格为核心的隐性因素。

一个民族的文化相异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关键的地方是思维方式，因为一个民族的典型思维方式往往是一切精神文明产生的基础。

纵观中西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它们的差异集中体现在整体的思维定势和个体的思维定势及群体取向和个人主义取向。

中华民族有机整体的思维定势是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哲学基础之上。

“天人合一” 观，
这种圆式思维模式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的终极指向, 也为中华民族思想意识上追求整体、笼统、综合和知觉上重直觉打上深深的烙印。

在西方文化中，天人相分、二者对立，因而西方人是线性思维，重分析、重逻辑、求准确、崇拜个人主义, 追求自由和差异, 求变、突破常规是他们的精神动力。

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

在这种思想和价值取向的指导下, 汉民族培养起顾全大局、物我两同的处世观, 强调人际交往中的“和合精神”和“变己适应”策略。

西方文化的个体思维定势基于天人相分的宇宙观，认为人与自然, 物质与精神，人与神乃至世界万物都是二元对立，一切二分的，强调事物只有在与个体的对立中才能存在。

人只有个体自由，个人奋斗，不断探索世界和未知才可以自足。

参考文献：
[1]礼记.[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2]管子.[M]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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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rown,P and S.C.Levinson.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作者简介：胡朝霞（1972－），女，湖南省衡阳市人，湖南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语用学、认知语言学。

来源：《琼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