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士昏礼》肴馔陈列新解

《仪礼士昏礼》肴馔陈列新解
高晋南;胡新生
【摘要】《仪礼·士昏礼》夫妇肴馔陈列的争议由来已久,历代学者绘制的肴馔图已有贾、杨、敖、沈、张、郑、盛、俞八种,这八家或纯粹发掘经义,或不加考量地采用《三礼图》中错误的食器大小比例,所绘的对席图存在诸多问题.其实,湖北、湖南和河南南部的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早期的楚墓中同时出土敦、豆、俎的现象不少,可以利用楚墓出土的实物资料来探求《仪礼·士昏礼》食器的大小比例关系和使用习惯,并与典籍文献资料相互参照,由此发现前辈学者对食器大小比例的错误认识,更正郑珍、俞樾对经文"腊特于俎北"的误解,绘制出更加接近经文原意的士昏礼夫妇肴馔陈列图,使古史旧题获得新解.
【期刊名称】《河南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8(026)007
【总页数】6页(P115-120)
【关键词】仪礼;肴馔陈列;春秋楚墓
【作者】高晋南;胡新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2
一、历代《仪礼·士昏礼》对席图述评
《仪礼·士昏礼》中关于初婚夫妇席前肴馔陈列有这样一段描述：
赞者设酱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设于豆东，鱼次，腊特于俎北，赞设黍于酱东，稷在其东，设湆于酱南。

设对酱于东，菹醢在其南，北上，设黍于腊北，其西稷，设湆于酱北。

御布对席，赞启會，卻于敦南，对敦于北。

①
针对这99字的经文，历代学者绘制的士昏礼肴馔陈列图已有8张。

唐代贾公彦的贾氏《疏》图最早，元代敖继公的敖氏《集说》②图次之（见图1）。

但二图仅见清人郑珍《仪礼私笺》③所引，他本未见④。

观二图，均为三俎横向排列成“品”字形结构，满足夫妇“共牢而食”的基本要求。

《礼记·昏义》中“共
牢而食，合卺而饮，所以合体，以同尊卑”，郑注云“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成妇之义”⑤。

可见共牢而食乃是婚礼礼成的标志，有着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是夫妇席前肴馔摆放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图1 贾氏图、敖氏图资料来源：《仪礼私笺》
贾氏图合于郑注、贾疏部分要点⑥，但与经文妇羹“湆在酱北”不合。

醢、菹、酱、湆、黍、稷成一条弧线自南向北排列，也有悖于郑注。

敖氏图则合于敖氏《集说》几乎所有要点⑦，夫妇肴馔南北对称，但与郑注“馔要方也”⑧不合。

此外，两图中俎长相当于两豆，俎宽相当于一敦，这种比例关系源自宋代聂崇义《三礼图》的说法，可见二图是后人所绘，并非贾、敖二人所作。

时代早且被广泛引用的是南宋杨復的《仪礼图·夫妇即席图》（见图2左）⑨，即
杨氏图，清人郑珍、沈彤、俞樾、盛世佐书中都有引用，流传最广⑩。

图中不仅有肴馔排列位置，还有玄酒、尊、洗以及夫妇站立位置和面向。

但杨氏图的明显失误在于鱼俎、豚俎和腊俎各两个，违背“共牢而食”的基本原则，明显有误。

清人沈彤的《仪礼小疏》[11]创沈氏图，几乎与杨氏图如出一辙，继续了杨氏图的错误。

盛世佐《仪礼集编·今定夫妇席前设馔图》[12]（见图2中）把杨氏图中的6俎强
行合并为3俎，将夫妇肴馔生硬拼凑，将鱼俎设在妇醢之南，夫稷之北，力求符
合“馔要方”和“夫妇共俎”的要求，看似合于经文，但是将鱼俎与妇馔菹、醢、酱、湆列为一排，忽略食器的大小，现实中是不能实现的。

清人张惠言《仪礼图》[13]创张氏图（见图2右），更是错误颇多，仅妇馔的黍、稷在腊俎东一条，已悖于经文“设黍于腊北”。

图2 杨氏图、盛氏图、张氏图资料来源：《仪礼私笺》《仪礼集编》
清人郑珍《仪礼私笺·夫妇对席对馔图》[14]（见图3左），满足“共牢而食”和“馔要方也”的标准，但黍设于酱之东南，悖于经文“设黍于酱东”。

俞樾《曲园杂纂·士昏礼对席图》[15]（见图3右），即俞氏图，不仅违背郑注“馔要方”的
标准，而且认同郑珍说法，将腊俎垂直于豚俎、鱼俎，对经文“腊特于俎北”的理解有误。

图3 郑氏图、俞氏图资料来源：《仪礼私笺》《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第八·士昏礼对席图》
由于杨、盛二图单纯发挥经义，忽视食器大小比例，而贾、敖、沈、张、郑、俞六家依据了错误的食器大小比例，因此，这8张对席图都是不准确的。

随着考古发
掘的不断深入，《士昏礼》所载的敦、豆、俎的食器组合常见于春秋战国的楚墓中，可以分析这些楚墓中敦、豆、俎的大小比例关系，纠正前人所绘对席图的错误，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士昏礼夫妇席前肴馔图。

二、《仪礼·士昏礼》经文名物与春秋楚墓出土实物对应
（一）“敦”于经文中盛放黍稷，其盖名“會”，对应楚墓中的铜质、陶质簋、敦、盏和盒
“簋”是最早出现的用于盛谷物食品的专器，春秋中后期才出现了“敦”。

这时士、大夫级的墓葬，仍然是以簋、豆、俎为组合，直到春秋晚期湖南长沙浏城桥1号
墓才出现了敦、豆、俎组合随葬的现象。

敦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器深盖浅，似有盖圆盆，如今方言中仍有将这种形制的器物称为敦者；另一种是标准敦，器盖同形，各成半球状，各三钮（足）。

[16]战国中后期的包山2号墓遣册中称标准敦为“椹钱”，盏、钱皆从“戋”，可见战国中后期的盏与敦可能也是同一种器物。

（二）“豆”于经文中盛放酱、菹、醢和太羹，对应楚墓中的铜、陶、木和漆木质无盖圆盘豆
豆是一种高足盘，有圆盘豆（分有盖和无盖之分）和杯形豆（盘面为椭圆形）两种。

《士昏礼》中有“兼巾之”语，可见经文中的豆是无盖豆，不用时需要用巾帛覆盖。

又《公食大夫礼》有“太羹湆，不和，实于镫”，《少牢馈食礼》有“进二豆
湆”[17]，《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18]之语，可见太羹也在豆中。

因此，盛放酱、菹、醢和太羹的是无盖圆盘豆。

信阳长台关1、2号楚墓的杯形豆出土时内有梅核、栗子[19]，可见杯形豆可能用于盛放果脯，与经文中的“两笾栗脯”相合。

另外，聂崇义《三礼图》中有“豆高一尺，径尺一寸”，“俎长二尺四寸，广尺二寸”[20]的记载，以宋制尺为约30cm[21]推算，豆直径有33cm，俎长72cm，
而实际考古实物资料中如此大的豆几乎没有[22]，战国中期国君级别的曾侯乙墓实用漆木豆直径不过20cm，俎长不过40cm，士昏礼中的士级贵族绝无可能使用如此大的豆和俎，因此《三礼图》的食器大小比例有很大臆测的成分，不足为据。

（三）“俎”于经文中盛放祭祀、食用的牲肉，对应楚墓中的铜、陶、漆木俎
陶寺时代已有彩绘木俎[23]，商代有石俎、青铜俎，西周有青铜俎、漆俎[24]。

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陶俎和漆木俎（见图4），多为“几”字形，大小不等，板面长方形，俎宽约为长的一半，有些板面内有长方形凹槽，大部分板面两端微微翘起。

湖北当阳赵巷4号墓的俎两端明显翘起，可能是出于美观的考虑。

《仪礼·士昏礼》经文中有豚（小猪）、鱼、腊（腌制的兔肉）三俎。

一般来说，从习惯上，我们使
用长方形的物品时，不论大小，一般会以长边面对我们，而非短边面对我们，书桌、饭桌、餐盘都是如此，更何况已经发现的俎一般不大，而且短边向上翘起（如图4）[25]。

由此可以推测，长方形的俎，在当时是横着摆放使用的；若竖着摆放，我们就会面向短边，翘起的短边也会让人使用不便。

图4 楚墓漆木俎资料来源：《楚式俎研究》
所以郑珍、俞樾图中将腊俎垂直摆放是对经文“腊特于俎北”的误解。

一方面，腊俎竖着摆放不便于使用。

另一方面，从字面意思上也解释不通，因为“特”与“直”古音虽都在职部定母入声，相通，但在文献中都是“单、独、一个”的意思，“特”当“直”讲也是“但、只、仅仅”之意，根本没有“竖直、垂直”的意思[26]。

所以，腊俎并不是垂直于豚俎，而是平行于豚俎，经文“腊特于俎北”是说腊俎单独在豚俎、鱼俎北边。

三、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早期楚墓中的食器大小比例分析
（一）春秋中后期（公元前7世纪末到前6世纪末）
这一阶段包括四个士级墓：湖北当阳赵家塝2号墓、3号墓、4号墓和金家山9号墓[27]；一个大夫级墓：当阳赵巷4号墓[28]。

五墓均是簋、豆、俎组合，没有敦。

这一时期士、大夫级别的贵族可能仍然用簋来盛放黍稷，并且数目还恰与《仪礼》记述吻合：四个士级贵族均为2铜簋、4陶簋、4豆；大夫级贵族6漆木簋、6漆木豆，簋、豆为偶数；而俎多为奇数，1—5个不等。

这五个墓中，铜簋的口径均
为20cm左右，全径25cm左右；陶簋略小，全径为21—23cm；陶豆口径13—15cm，漆木豆口径13cm左右。

而木俎和漆木俎共计18个，小的3个，长13—15cm，宽10cm左右；中等的12个，长19—23cm，宽10cm左右；大的3个，长30—40cm，宽15—23cm。

可推测为大俎用来盛放并分割牲肉，中俎为食器，小俎为明器。

可得这一时期簋、豆全径比约在25/13到25/15之间，即1.7—1.9之间[29]，食
器俎长与豆径比在19/15到23/13之间，即1.3到1.7之间，俎宽为长的一半。

（二）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初到前4世纪初）
这一阶段包括两个大夫级墓：湖南长沙浏城桥1号墓[31]，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32]；两个士级贵族墓：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墓，湖北江陵雨台山133号墓[33]。

春秋晚期的浏城桥1号大夫墓为陶敦、陶豆和漆木俎组合，敦全径26cm，豆径13cm，小俎6个长约15.5cm为食器，大俎1个长约41cm用于分割牲肉，敦、豆全径比为26/13，即2；俎长与豆径比为15.5/13，即1.2。

战国早期的长台关1号大夫墓为铜敦（发掘者称为盒）、漆木豆、漆木俎组合，铜敦口径32cm，标准敦全径25cm，漆木豆小的9个，口径15.5cm，大的1个口径19cm，漆木俎50个，长23、24cm的44个，20—22cm的4个，25cm的1个。

敦、豆全径比在25/15.5到32/15.5之间，即1.6—2之间；俎长与豆径比为23、24/15.5，即1.5左右。

战国早期长台关2号士级贵族墓铜器全被盗，只得实用漆木豆与漆木俎组合。

漆木豆小的23个，口径15.5cm左右，大的5个口径19cm左右，漆木俎28个，长均为21cm左右。

可得俎长与豆径比为21/15.5，即1.4。

战国早期雨台山133号士级墓，为陶敦、豆、木俎组合，敦全径22cm左右，豆径
13.5cm，漆木俎5个长均为20cm。

敦、豆全径比为22/13.5，即1.6；俎长与豆径比20/13.5，即1.5。

可得这一时期敦、豆全径比在1.6到2之间，俎长与豆径比多为1.4到1.5。

综合这两个时期的9座士、大夫级墓，可以得出敦（簋、盒）全径与同出的豆径比在1.6到2之间，尤以1.7—1.9居多；俎长与豆径比在1.4到1.7之间，尤以1.5居多。

可见这种比例关系在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早期是相对稳定的。

一旦超出限定的级别和时代，这个比例关系就发生了变化。

表1 春秋中后期楚墓敦、豆、俎数量和尺寸统计表[30]资料来源：《当阳赵家湖楚
墓》《湖北当阳赵巷4号春秋墓发掘简报》豆：数量尺寸（cm）墓葬时代墓主身
份级别当阳赵家塝M2春秋早期晚段陶豆四：15.2当阳赵家塝M3春秋中期早段
陶豆四：14.7当阳赵家塝M4春秋中期早段陶豆四：14.7当阳金家山M9春秋中期晚段陶豆四：13.8当阳赵巷M4漆木豆六：13.4春秋士士士士大夫俎：数量
长*宽*高（cm）木俎四：20.5二 18.2二木俎五：23.5*8.9二20二 14.7木俎：23.5木俎五：34.6*15.4二42.1*23.1、 15.4*？13.5*11.5漆木俎三：
24*19*14.5敦：数量尺寸（cm）铜簋二：20陶簋四：20铜簋二：21.3陶簋四：17.3铜簋二：19陶簋四：16.5铜簋二：21.9铜盏：25.6陶簋四：18.1漆木簋六：不详
表2 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楚墓敦、豆、俎数量和尺寸统计表资料来源：《长沙浏
城桥1号墓》《信阳楚墓》《江陵雨台山楚墓》墓葬长沙浏城桥M1时代春秋后
期墓主身份级别大夫豆：数量尺寸（厘米）陶豆二：15敦：数量尺寸（厘米）陶敦：20.2明器陶簋六：不详俎：数量长*宽*高（厘米）漆木俎七：40.6*26 15—16*7—8六信阳长台关M1战国早期大夫信阳长台关M2江陵雨台山M133战国早期战国早期士士铜器被盗，有器盖五陶敦（盒）：28.5陶敦二：22漆木豆：二十八15—16二十三、18—20五陶豆二：13.5陶俎：19.8*6漆木俎二十八：22
十四、21七、20五、不详二木俎五：20*11.4二铜敦（盒）二：32铜标准敦：21.3，全径25明器陶敦：不详漆木豆十：15—16九、19漆木盖豆二：15明器
陶豆二十四：12-15漆木俎五十：24三十、23十四、21二、22二、25、20，
宽8-12明器陶俎1：19.5*？
（三）变例
变例一：墓主级别高，不能用于《士昏礼》食器考证。

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是国君级别，铜簋、铜敦（盒）并不比长台关1号大夫墓
的铜敦大，口径均25cm左右，全径不足30cm，但铜豆和漆木豆口径变大，约为
21cm，漆木俎也长达40cm。

簋、敦全径与豆径比为降为1.4，俎长与豆径比升
至1.9。

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皆为士级贵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的参与者也多为士级贵族，因此诸侯国君级别的曾侯乙墓食器大小比例不能与士级贵族相比，不能用来考量《士昏礼》中的食器大小。

变例二：墓主时代晚于《仪礼》成书年代，不能用于《士昏礼》食器考证。

学界一般认为《仪礼》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前4世纪中期。

所以，虽与长
台关1号墓同为大夫级别，战国中后期（公元前4世纪后期到3世纪中期）的湖
北江陵望山1号墓、2号墓，湖北包山2号墓的食器大小已经超越了前文所述的
比例。

三墓的铜、陶敦尺寸虽与长台关1号墓相当，但陶豆、漆木豆和漆木俎体量已经
与曾侯乙墓相当，陶、漆木豆径均为20cm左右，最小者也有16cm，漆木俎小者长21—26cm，中等的34cm，大者达68*34cm。

敦、豆全径比降至1.25左右，俎长、豆径比升至2以上，不能用来考量《士昏礼》中的食器大小。

四、绘图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自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早期，即公元前7世纪末到前4世
纪初，同时出土俎、敦、豆的墓葬中敦、豆全径比为1.6到2之间，食器俎长与豆径比为1.5，俎长为俎宽的两倍。

又由上文得知，豚、鱼、腊三俎平行，腊俎单独在豚俎、鱼俎的北边。

即可得《士昏礼夫妇对席图》如图5：
表3 战国中后期楚墓敦、豆、俎数量和尺寸统计表资料来源：《江陵望山沙楚墓》《包山楚墓》墓葬时代墓主身份级别敦：数量尺寸（厘米）豆：数量尺寸（厘米）俎：数量长*宽*高（厘米）江陵望山M1战国中期晚段威、怀王BC332大夫陶豆二：20.4陶盖豆二：11.6漆木豆八：17.5四、14四漆木盖豆二：14.8*14江陵
望山M2战国中期晚段（50岁以上女）漆木豆四：18.8漆木俎二十：大一：
68*33.5次大二：67.5*34中二：40*19.2次小五：26*10.5小十：21*8.7漆木俎
十九：21*8.4*10.5十二、25.4*11.5*15.3四、50.5*18.5*48.5二、92*36.5*？
一包山楚墓M2战国中期怀王前期大夫铜标准敦二：19.6，全径25陶标准敦二：22.8、全径25陶簋六：方形空底座，23，全径25铜标准敦四：20.5，全径25
明器陶标准敦二：27，全径30铜标准敦（遣册：椹钱）二：19.3，全径24.3铜
有盖浅盒（遣册：四籩）19.4铜无盖浅盒：18.2铜深盒（量）：不详漆木豆八：
有盖豆四（遣册：亯梪）：14二、15二无盖豆四（遣册：皇梪）：20漆木俎七：五小（遣册：房）：约34*14.5一大（遣册：房）：66,5*39立板俎（遣册：丙房）：80*40
图5 婚礼夫妇对席图
注释：
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士昏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第117—118页。

②[元]敖继公：《仪礼集说》，摛藻堂景印《四库全书荟要》经部第49册礼类，
世界书局1988年；《仪礼集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③[清]郑珍：《仪礼私笺》，《巢经巢全集》吴鼎昌初印本，贵州省政府1940年。

④[唐]贾公彦：《仪礼疏》，南昌学府，1815年；吴兴，刘氏嘉业堂，1918年。

二书为CADAL数据库影印版，未见纸质书。

⑤[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昏义》，中华书局1989年，第1417、1418页。

⑥豚俎在夫菹醢之东，妇酱、湆均在俎东。

⑦详见[元]敖继公《仪礼集说》，妇菹醢“当特俎东”；三俎排列合于“名特者，明不与豚俎为列，亦横设之”；夫妇肴馔南北对称，合于妇馔“左右亦与壻馔同，惟南北异也”。

⑧[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士昏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第117—118页。

⑨杨、张二图与四库本原书对照，郑氏所引图效果较好，故选。

沈氏图与杨氏图一样，故省。

盛图是作者自己拍摄。

⑩[宋]杨復：《仪礼图》，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103礼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郑氏、沈氏所引杨氏图只列肴馔摆放位置；盛氏书中所言“旧图”与杨氏图相同，实是杨氏图；俞氏所引杨氏图在郑、沈、盛之上进一步省略“會”的位置。

[11][清]沈彤：《仪礼小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103礼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12][清]盛世佐：《仪礼集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104礼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13][清]张惠言：《张皋文仪礼图》，湖北崇文书局，同治九年（1870年），第82页。

为CADAL数据库影印版，未见纸质书。

[14][清]郑珍：《仪礼私笺》，《巢经巢全集》吴鼎昌初印本，贵州省政府，1940年，CADAL数据库影印版，未见纸质书。

[15][清]俞樾：《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第八·士昏礼对席图》，CADAL数据库影印版，未见纸质书，出版信息不详。

[16]谷朝旭：《东周青铜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

[17][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士昏礼》，第101页；《士冠礼》，第65页；《公食大夫礼》，第778页；《少牢馈食礼》，第1493页。

[18][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释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页。

[1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3—35页、第96页。

[20][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1]张传玺：《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48—561页，吴承洛、刘复、杨宽的推算均为30cm左右；国学网：国学工具《中国历代度制
演变简表》为31.2cm。

[22]张翀：《商周时期青铜都综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6年。

其中列出考古发现与传世的所有青铜豆中也只有一件大口径的豆，陶豆、漆木更不会有那么大。

[23]聂菲：《楚式俎研究》，《文物》1998年第5期，第35页。

[2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辽宁义县文物保管所：《辽宁义县发现商周钥器容藏》，《文物》1982年第2期，第87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
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464页。

[25]资料来源聂菲：《楚式俎研究》，《文物》1998年第5期。

[26]宗福邦、陈世鐃、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625、2626页。

[27]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6—33、222—225页。

墓葬时代和墓主人级别按发掘者观点。

[28]宜昌地区博物馆：《湖北当阳赵巷4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10期。

发掘者认为是春秋中期晚段。

[29]所有比例关系均以豆径为1，故省略“∶1”。

[30]表为作者统计，数据来自各发掘墓报告和简报，前文已见，其中汉字数表示数量，阿拉伯数字为长度。

[31]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1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1期。

[3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3—35页，第96—100页，第120—123页。

[33]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