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东都洛阳含嘉仓设置年代和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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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洛阳含嘉仓设置年代和空间范围
摘要：含嘉仓发现近60年，其起始年代和空间范围存在一些误解。

研究者普遍认为含嘉仓始于隋代，与隋唐洛阳城建成时代接近，范围就在洛阳城含嘉城之内。

通过深入分析含嘉仓遗址和西侧“常平仓”遗址的考古学证据，包括遗迹分布范围、地层时代信息以及铭文砖所记载的时代和坐标信息，再结合历史文献，对含嘉仓的起始年代进行了更为准确的划定，粮仓建立时间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高宗永徽年间（约627—655年），晚于含嘉城的建成年代，粮仓因最初建在含嘉城内而得名。

含嘉仓的范围大于之前的认识，它是一个超出含嘉城区域，在含嘉城西墙东西两侧均有仓窖区的庞大粮仓系统，即包括西侧被称为“常平仓”的区域。

这些新认知将重新定义含嘉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并为进一步探究两个仓窖区之间的关系和功能布局提供基础。

关键词：隋唐洛阳城；含嘉仓；含嘉城；圆璧门
Abstract：Over the past 60 years since the discovery of Hanjiacang (Hanjia granary), there have been some misunderstandings regarding its origins and spatial extent. Researcher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Hanjiacang originated in the Sui Dynasty, close to the era when the Luoyang city of the Sui-Tang Dynasties was built, and its scope was within the Hanjia city in Luoyang. Through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rom the Hanjiacang site and the adjacent "Changpingcang" site to the west, including the distribution range of relics, stratigraphic age in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temporal and coordinate information recorded on inscribed bricks,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literature, a more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the starting date of Hanjiacang has been made. The granary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 Taizong and Emperor Gao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approximately from 627 to 655 AD), later than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Hanjia city, and it was named because it was initially built within Hanjia city. The scope of Hanjiacang is larger than previously understood; it is a vast granary system beyond the area of Hanjia city, with granary pits on both the east and west sides of the western wall of Hanjia city, including the area on the west side referred to as "Changpingcang". These new understandings will redefi n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scope of Hanjiacang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functional layout between the two granary areas.
Key Words：Luoyang city of Sui-Tang Dynasties, Hanjiacang, Hanjia city, Yuan Bi Men
杨清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唐东都洛阳含嘉仓设置年代和空间范围
20世纪6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隋唐洛阳城遗址东北隅的含嘉城内发现了含嘉仓遗址。

70至80年代初钻探出近三百个粮仓，发掘了其中十余个［1］。

发掘者认为含嘉仓为隋、唐、五代和北宋相继使用的粮仓，仓窖范围就在洛阳城含嘉城墙垣之内，因此报告和研究论文中常有“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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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洛阳含嘉仓设置年代和空间范围
仓”，说明开元时已有含嘉仓，其定位是太仓，供皇室、百司等京城用粮之需。

通观《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唐会要》等文献，提及“含嘉仓”之时，内容多涉及含嘉仓职能和唐玄宗时期的漕运改革与和籴数量，再者就是德宗贞元年间的出粜赈灾情况。

各类文献并没有含嘉仓设置的确切年代信息。

含嘉仓发掘出土的铭文砖，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年代为唐高宗调露年间（679—680年）。

高宗及武则天长期居住于洛阳，原因之一是洛阳粮食储备更为丰富。

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正月，高宗首次巡幸洛阳。

十二月，改洛阳宫为东都，并且洛阳官员的阶品依据长安标准而定［11］。

含嘉仓出土铭文砖年代在高宗武则天时期的超过半数。

铭文内容反映出这一时期含嘉仓规模不小且管理制度完备。

段鹏琦将含·窖19铭文砖4与西安太仓贞观八年铭文砖的用语和格式进行对比，将其时代定为“贞观年间或稍后”［12］。

综合文献和考古发现铭文砖的年代信息，推断含嘉仓设立于唐太宗贞观年间，不晚于高宗永徽年间，也就是627—655年这一时间段。

洛阳城先有含嘉城，后有含嘉仓，仓因城而得名。

基于城和仓二者的先后顺序及关系，“含嘉仓城”这样的合成表述应该出现更晚，文献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一词汇在隋唐当世文献中没有出现过，最早见于成书于后晋的《旧唐书·王世充传》，“（王世充被）征还洛阳，置营于含嘉仓城”［13］，这与前文举证的《隋书·王充传》所记 “含嘉城”不同。

《资治通鉴》“武德元年”和“武德三年”条下的两处记载均为“含嘉城”，元代人胡三省在这两处加注：“含嘉，仓城也”，“含嘉城则含嘉仓城”［14］。

唐代有近三百年的历史，虽然含嘉城比含嘉仓早出现约20至50年，但二者在空间上高度重叠，而且共存时间超过250年，因此城即是仓、仓即是城的思想可能深入人心。

后世修史注史之人也没有刻意区分二者在隋、唐两代的时间范畴，如前文《旧唐书》的记载，很大可能是仓
城合一表述的开始。

至清代徐松所辑《元河南志》，表述还有些先后颠倒的意味：“……含嘉仓。

仓有城，号含嘉城”［15］。

我们在研究中如果涉及隋唐洛阳城分期问题，或探讨隋、唐两代在漕运仓储上的制度之别，需谨慎使用“含嘉仓城”一词。

二　延伸的空间：向西拓展的含嘉仓
关于含嘉仓的空间范围，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就在含嘉城内或者仓即是城，城四壁就是仓的范围：南北长700余米，东西宽600余米。

其西墙为圆璧城东墙、南墙为东城北墙，东墙与东城东墙一线，北至郭城北垣，北墙就是郭城北垣的一部分。

段鹏琦对含嘉仓出土铭文砖进行分期，提出“在长寿年间及其以前，含嘉仓的范围还要向西扩张出去一段距离，也即其西界要比现知含嘉仓西界偏西”，这一推断非常合理。

他同时指出“含嘉仓规模的这种改变，文献或者失于记载，但地下或多或少会有遗迹保留，我们期待着这一推断的被否定或被证实”［16］ 。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3年在含嘉城西墙外又发现一处地下仓窖，但正式公布这一发现的时间较晚，发掘者称之为常平仓［17］。

这一发现为深入探讨含嘉仓的范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依据。

被称为常平仓的这一仓窖集中区域，南北长与含嘉城相同，东至含嘉城西垣，西面范围不明，在已勘查过的东西380米的区域内，共探明仓窖33个。

这一区域地层关系简单明确，近现代层之下没有五代、北宋地层，只有唐代文化层。

其中一仓窖出土铭砖刻有“□官常平令□礼，□官西市令张炎南市令赵监籴御史囗庶，府寺仰尹思贞”文字，发掘者正是据此推测为常平仓。

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太宗“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并置常平仓”［18］。

这一区域设置粮仓，可能就是在此诏令颁布之后。

这与地层显示的时代吻合，也与段鹏琦推测长寿年间（692—694年）及之前含嘉仓向西还有粮仓的情况相符。

常平仓是以平籴平粜为手段以达到“均贵
贱”的目的，所以“常平”是粮仓的性质。

各州都置常平仓，全国有多个常平仓，“常平”
应不是仓名，而是性质和职能。

笔者认为当时洛
州的常平仓可能就设置在含嘉仓范围内，含嘉仓
兼具太仓和常平仓的功能。

被称为常平仓的这一
区域属于含嘉仓，理由有三，以下逐一论述。

图一　含嘉仓钻探实测图
（采自《隋唐洛阳含嘉仓城考古发掘报告》，图一一）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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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掘了这一门址。

唐代门西区域废弃后，以夯土封堵不再使用［23］。

如果含嘉城即是含嘉仓的全部范围，那么砖铭中的“仓中门”应该位于仓城内中部某处，但是与道路相接的含嘉仓中部区域并未钻探出任何门址，只有分布有序的仓窖（图一）。

“仓中门”无疑就是圆璧门。

圆璧门一名最初为《大业杂记》所载，之后唐代沿用［24］。

圆璧门开在含嘉仓西墙上，却被称为“仓中门”而不是“仓西门”，是因为门西还有仓窖区。

“仓中门”这样的名称也表明被称为“常平仓”的区域应该与其东侧的仓区一样，属于含嘉仓。

二者是含嘉仓的东、西两部分（图二）。

下文将“常平仓”所在仓区称为仓中门西区。

（二）含嘉仓储粮量比文献记载少
隋代作为粮食中转和集中仓的洛口仓号称“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25］，城北的回洛仓也是“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26］。

唐代两仓废弃后，含嘉仓取而代之，根据对含嘉城仓窖的钻探和发掘估算，仓中门东区（含嘉城内）
大约有窖400余座。

唐代含嘉仓既是每年各地粮食转运至长安的集中地，又要供给洛阳城的需求，虽然洛口仓三千窖似乎有所夸张，但相较之下含嘉仓400窖的存贮量确实偏小。

尤其是高宗与武则天长居洛阳的时期，作为太仓，这一规模难以满足皇室贵戚及诸司百官的需求［28］。

唐代一石约为60公升［29］，根据实际发掘所得仓窖的数据，可算出每个仓窖的容积，并能推算出相应唐量下的容积（表一）。

含嘉仓仓窖小者每窖容积约3633石，大者可达17254石，差别较大。

据已知口径、底径和深度的15个仓窖计算，仓窖平均容积为11643石，以400窖的规模计算，可储粮约466万石，与文献记载天宝八年（749年）含嘉仓580万石的储粮量［30］相比，差距不小。

而从发掘钻探的情况看，容积超过1.2万石的大型仓窖并不多，大部分仓窖为容量不足1万石的中小型仓窖。

在使用过程中，仓窖底部及两壁还要铺设木板、禾杆、谷壳等防潮设施，所以实际容量要比依据仓窖口径、底径和深度计算的容积小。

现实中，也很少出现所有仓窖都
表一　含嘉仓仓窖容量表
注：表内口径、底径、深度数据来源于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编，方孝廉等主编：《隋唐洛阳含嘉仓城考古发掘报告》，第29页，科学出版社，2023年。

仓窖编号口径（米）
底径（米）
深度（米）
容量（立方米或千公升）
容量（石）窖1912.4 6.288.25585.29752.9窖48158.19.61035.217253.7窖491377.5606.410106.9窖5011.5～11.8
7.8～8.6 5.7469.37822.4窖588.4 4.25 6.72183632.6窖16010～11.28.5 6.2475.27919.4窖17416.5 6.17.2772.612877.5窖18016.58.957.91033.617227.3窖18213.5107.5818.913647.6窖19416.157.4 6.574012333.7窖19516.69.757.05982.316371.3窖19814.1 6.94 5.324808000.4窖23410.9～11.378535.58924.2窖26014.87.410.21023.117051.4窖261
11.8～12.8
6.25
9.5
703.2
11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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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满粮食的情况。

由此推测，如果整个含嘉仓仅400余座仓窖，是难以达到580万石储量的。

仓中门西区的南北范围和东区相同，约700米，目前所知东西宽约380米，面积约为含嘉城仓窖分布区面积的三分之二（含嘉城西北区为管理区，无仓窖分布，不计算在内），能布置超过200个与含嘉城内仓窖形制相似的仓窖。

大约估算，则东西两区一共可达600余座仓窖，整个含嘉仓储存580万石粮食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更多。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漕运改革之后，含嘉仓不再是长安用粮的集中转运地，因此天宝年间580万石的储量应该比漕运改革之前小许多。

（三）仓中门西区的考古学证据
从仓中门西区发掘资料看，这一区域地层简单，没有隋代建筑遗迹，似乎是空地，作为粮仓合适且可行，另外仅有的唐代文化层也说明该区域作为粮仓是在唐代，与洛阳地区隋代回洛仓、洛口仓的废置时间相继，与含嘉仓的兴起时间一致；仓中门西区发现的仓窖形制也与含嘉
图二　含嘉仓范围示意图
含嘉仓应始建于627—655年之间，即唐太宗贞观年间起不晚于高宗永徽年间的时段内。

含嘉仓的范围不局限于含嘉城内，根据目前钻探所知，还应包括圆璧门（仓中门）以西宽约380米的区域，即整个含嘉仓布局在东西宽约980米（西区380米与东区600米之和）、南北长约700米的范围内，南北范围的界线还是宫城北垣和含嘉城南垣（曜仪城南垣一线），东西范围则以含嘉城东垣（东城东垣一线）和圆璧城南垣的东端为界。

注释：
［1］a.方孝廉、谢虎君：《洛阳含嘉仓的发现与研
究》，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论文集》，第 b.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编，方孝廉等主编：《隋唐洛
阳含嘉仓城考古发掘报告》，第社，2023年。

［2］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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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洛阳含嘉仓设置年代和空间范围
仓》，《文物》1974年第2期。

［3］〔唐〕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
第2页，中华书局，2020年。

［4］〔唐〕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
第194～195页。

［5］《隋书》卷七一《元文都传》、卷八五《王充传》，
第1650、1896页，中华书局，1973年。

［6］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第31页，中华书局，
2015年。

［7］〔唐〕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
第195页。

［8］a.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
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
b.余扶危、贺官保编：《隋唐东都含嘉仓》，文物
出版社，1982年；
c.方孝廉、谢虎君：《洛阳含嘉仓的发现与研
究》，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第67页。

［9］方孝廉、谢虎君：《洛阳含嘉仓的发现与研究》，
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第65页。

［10］〔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
第526页，中华书局，1992年。

［11］《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第76～77页，
中华书局，1975年。

［12］段鹏琦：《隋唐洛阳含嘉仓出土铭文砖的考古学
研究》，《考古》1997年第11期。

［13］《旧唐书》卷五四《王世充传》，第2229页。

［14］《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卷一八八《唐
纪四》，第5773、5886页，中华书局，1956年。

［15］〔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卷三《隋
城阙古迹》，第110页， 中华书局，2012年。

［16］同［12］。

［17］方孝廉、谢虎君：《洛阳含嘉仓的发现与研究》，
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第67页。

［18］《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第50页。

［19］《旧唐书·职官志》载：“凡义仓所以备岁不足，
常平仓所以均贵贱也。

” 参见《旧唐书》卷四三
《职官志》，第1828页。

［20］同［8］a 。

［21］余扶危、贺官保编：《隋唐东都含嘉仓》，第19
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
隋唐东都城1982—1986年考古工作纪要》，《考古》1989年第3期。

［23］方孝廉、谢虎君：《洛阳含嘉仓的发现与研
究》，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第68页。

［24］《河南志·唐城阙古迹》：“曜仪城北曰圆璧
城。

城有二门：北面曰龙光门，东面曰圆璧门。

” 参见〔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第119页。

［25］《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第5626页。

［26］《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第5626页。

［27］a.同［8］a ；
b.余扶危、贺官保编：《隋唐东都含嘉仓》，第
20页。

［28］〔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九
《职官》，第481页，中华书局，1988年。

［29］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西北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30］天宝八年时全国主要粮仓储量总数为12,656,620
石，含嘉仓储量为5,833,400石。

参见〔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二《食货》，第291～292页。

［31］方孝廉、谢虎君：《洛阳含嘉仓的发现与研
究》，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