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电影与后人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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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乐凝
摘要：科技发展非常迅速。

人类生命的孕育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正是在这种科技的发展支持下，后人类这一长期徘徊在西方学术研究边缘的词汇开始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1]。

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后人类生命的出现受到科技水平和道德伦理的双重制约，但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我们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后人类的狂欢世界。

众所周知，好莱坞的电影热衷于为我们呈现与反思人类与后人类生命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反对后人类主义的技术的那些人员们，好莱坞电影更倾向于为我们展现出人类的道德和自由生命的本质。

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不到的后人类主义，我们可以通过那些科幻电影中的片段去感受后人类主义，并对后人类主义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合理性展开反思。

关键词：后人类主义；机器人；人工智能；科幻电影
1 后人类主义的出现
如果要探讨后人类主义，我们不禁反思，后人类主义是如何出现的呢？在2016年3月15日，随着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以4：1的战绩击败韩国围棋国手李世石，人工智能这一话题迅速在全球媒体上引爆。

有悲观者开始担忧人工智能的持续进化及其在未来的失控将导致人类的毁灭，另外一些乐观主义者则在新技术的前景中看到了人类从繁重的异化劳动中获得解放的可能性。

如果再向前追溯，我们或许还会想起20年前第一只克隆羊多莉诞生时所引发的伦理学争议。

对于医学伦理所讨论的种种问题，我们今天不去探讨。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事情的出现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在争论背后或许我们能够捕捉到后人类主义思潮的影子。

在计算机科学，纳米技术，生物科技，甚至是各种通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对于人类生命的孕育，不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更多的人将人类生命的孕育与科技相结合，正是在这种科技发展的现状下，后人类主义开始渐渐步入我们的视野。

尽管很多科学家仍然对这种后人类主义嗤之以鼻，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后人类主义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跻身于后人类的发明过程中，后人类主义慢慢跻身于文化理论和批评理论的新风潮。

那么究竟什么是后人类呢？正如这一概念中“后”这个词本身就十分含混一样，西方学界对于什么是后人类亦充满了争议。

在《新媒介：关键概念》一书中，尼古拉斯·盖恩（Nicholas Gane）和戴维·比尔（David Beer）认为后人类这一概念的起源很难进行追溯，它可能来自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控制论。

同时，他们在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20世纪80年代对赛博格（Cyborg）的论述中亦找到了后人类这一概念的当代源头。

盖恩和比尔指出：“尽管哈拉维并没有直白地使用到‘后人类’这个术语，但它通过质疑三个关键性的关于‘人类’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神圣性的界定，而引发了关于这个概念的论争。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后人类（posthuman）这个术语最初由杰弗里·戴奇（Jeffrey Deitch）采用，其主要含义是，人类正迈进一个全新的进化阶段，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科学将赋予我们以人工方式改造和拓展人类身体的力量，这些人工方法让我们的步伐远远超出了生物进化的速度”。

很显然，无论后人类这一概念起源于何处，它都与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有关。

2 后人类主义的根源
学者亚当罗伯茨在他的专著中《科幻小说史》曾经提到了西方科幻小说的起源。

他标新立异的将起源定为古希腊文学中幻想旅行类的作品，由于这类幻想旅行类的作品多是针对神怪等超乎自然力量的想象，作品中并没有相应的合理的科技元素与科技理论的支撑，所有的幻想都是基于神学理论而产生的，但是大部分的科幻作家更愿意将起源定义为学者布莱恩奥尔蒂斯的陈述。

这位学者，一反常态，通过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将西方科幻小说的起源追溯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具体的创作来源呢，就是玛丽雪莱所创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在这部小说中所出现的情节，科学家造人等科技情节，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后人类主义十分接近。

这是因为这部小说中的情节，并不是通过自己的想象或者是虚无的神话主义，而是有一些科技理论的基础支撑，是作者想要揭示科技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奇思妙想，上帝这一类神话主义最终会因为技术的发展而破灭，在这本小说中，科技的韧性被大大的低估了，这也是许多科学家所批判的主要根源，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本小说的优点，那就是后人类主义被正确的认识了。

后人类主义在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被刻画得生动形象。

科技怪人在这部小说中的形象呼之欲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后人类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这以后，科技便成为了人类重新定义的神话。

从中国神话中的女娲造人的故事再到西方国家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故事，这些神话故事中都蕴含着古人对于解释生命进化来源的强烈渴望。

而由于我们自身的局限性，又限制了我们去发展那些超越自然生命的奇思妙想，往往越限制越渴望，人类追求超越自然生命的幻想，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望，不论从古至今还是从西方到东方都屡屡出现。

对于生命的来源和生命的制造更是充满好奇。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帮助人们推动了想要掌握生命奥秘的欲望。

对人造生命的银幕呈现尽管一般被追溯到1927年上映的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1927），但这一题材的发扬光大却是由好莱坞完成的。

而且就像克里斯蒂安·黑尔曼(Christian Hellman)在《世界科幻电影史》一书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机器人或半机器人的生命是一种陪衬，它们很少成为题材表现的中心”。

后人类主义很容易让我们能够联想到人类主义的灭绝，所以很多人对于这种描述是嗤之以鼻而且避开不谈的。

像很多与后人类主义类似的概念，例如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但是后人类主义中的“后”与这些定义中的“后”含义不同，从人类的角度去看，后人类主义仿佛就和人类的灭绝、世界的崩塌、历史的终结密切相关，但是事实上呢？西方国家对于科技以及智能机器主流的话语从一开始就没有脱离人类的文明或许会走到尽头，我们知道美国政经界的福山跨界来到科技领域，对于生物科技所能造成的后人类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中，福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谈到意识形态时间的终结，从核子战争谈到生物科技的发展，大篇幅的描述了人类被科技所支配的现状，甚至是被科技掏空，被科技管控。

对于他来说，防止后人类灾难降临的唯一措施就是管控生物技术的发展，尽管欧美人文学界对于福山的观点并不是完全同意，也很少人在他的文学方面对进行回应。

但几乎没有人去否认科技发展与后人类之间的关系。

凯瑟琳海勒在讨论后人类主义时，首先讨论的就是图灵实验和莫韦拉克实验，并由此带出了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一书中的主要内容，也是他所想表明的，人类不仅在知识方面有可能被代替，而且在现实层面，甚至有朝一日被恐龙化的后文明代替。

在她看来，人类物种终将被取代，甚至全军覆没，这一想法可以溯源到莫拉贝克关于智能不过是一种信息样式，因而心智和肉身可以彼此分割的论断。

那么我们不难推断出来，如果心智和肉身可以彼此分割，那么智能，也就是一种信息样式，我们从理论上也就不难想象出意识可以脱离肉身而独立存在，那么意识就可以通过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从而所拥有超越机器身体而取代人类肉身的情况。

和加强版的机器身体和人工智能相比，人类可以说是不存在任何的竞争力，那么最终也将被智能和身体更加完美的物种所取代。

其实基于现在，我们不难理解，后人类主义并不是人类主义的灭绝，他只是指向某种关于人的看法的灭绝，这种看法是将自身认为自足的存在，可以通过个体的主体力和选择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形式，这就是人类。

关于后人类看法最致命的一击，并不是所谓的后人类的存在，而是将后人类主义与自由派和自我派相结合，随机性的辩证之中，落脚在具体化的实际场景中，而不是附着在非实际的信息之上，后人类为智能机器以下的人的思想和表达提供了反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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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人类主义中的生命伦理
生命伦理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和当今时代人类遇到的最为严峻的以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生命科技现象密切相关，它们前所未有地推动着某种关乎后人类时代人类生存的生命伦理问题的凸显。

人类在与各种后人类物种的竞争中，无论在身体机能还是在智力上看起来都毫无优势。

后人类超越了作为有机生物的人类的局限性，而人自身却时时受到自然环境的威胁和生老病死的困扰。

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拥有了自我意识的机器人会不会像有些科幻小说和电影所描绘的那样走向人类的反面？具有七情六欲的电子人对人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生物科技的发展真的能像它所允诺的那样给整个人类带来福祉吗，它将给我们的伦理带来哪些挑战？人类会不会像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被轻轻地抹去？对这些问题的疑惑可以说是当代好莱坞科幻电影中最常见的议题。

首先，正如一部分好莱坞科幻电影所呈现的，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发展将给人类的道德伦理来严峻的挑战。

诸多崭新的道德难题与伦理困惑将由此产生，比如人性、婚姻、家庭与亲子传统等等。

其次，一部分好莱坞科幻电影也提醒观众，科技发展的成果有可能被资本集团所垄断，从而导致后人类时代的技术暴政。

就像电影《变种异煞》所呈现的那样，大部分穷人和中产阶级在未来社会沦为了后人类时代的科技“贱民”，而少数富人则通过基因的改造成为了永生不灭的神明。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与生物科技的持续突破打破了人类对自然—文化的连续统一性的认知，其必然会对人类的文明造成巨大的冲击。

迄今为止，人类的文明都是建立在人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信念之上的。

而后人类时代的到来，无疑将彻底地颠覆大写的“人”这一概念，从而给已有的人类认识论和道德观念带来危机。

从生命伦理的视角出发，我们不仅要展望后人类生命会如何对待人类，同时也应思考人类应以什么样的伦理与道德姿态去面对那些与我们一样拥有自主意识和情感的“后人类”生命。

尽管大部分好莱坞科幻电影的背后流露着浓郁的人类中心主义情结，但也有一部分好莱坞电影试图在类型范式的基础上求新求变，并最终提出了超越现有伦理的新问题。

如在《人兽杂交》《云端情人》《机械姬》等影片中，创作者告诉我们，从人类自身的伦理道德出发去评判和规范各种后人类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非道德”和非人类的存在。

在《人兽杂交》中，一对科学家夫妇在实验室中创造出了一个人兽杂交的怪物，这个怪物原本是一名女性，但成年后它却变成了一名男性，更挑战人类伦理的是它竟然先后引诱这对科学家夫妇发生了性关系。

在《机械姬》中，机器人艾娃没有任何人类道德和感情的负累，它假装爱上男主人公只是为了逃出实验室。

而在《她》这部影片中，主人公西奥多爱上了温柔体贴的智能计算机系统萨曼莎（Samantha），但后来他却发现萨曼莎同时与八千多人交往并拥有六百多个亲密恋人。

人类所谓的婚恋道德在萨曼莎这里完全是不存在的。

科幻电影中的生态主义既是现实生态主义的回应，又是科幻生态主义的开拓。

宇宙性使科幻生态主义在眼界上比现实生态主义更开阔，灾变性使科幻生态主义在效果上比现实生态主义更震撼，悖论性使科幻生态主义在解读上比现实生态主义更烧脑。

现实生态主义由于对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贡献而具备生命力，科幻生态主义同样因为给观众以希望的启迪而拥有价值。

不论电影中的做法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行得通，科幻电影终归表明自身亦能为保护生态输出正能量。

当然，这需要通过观众的认同来实现。

此外，也有少数影片选择从后人类生命的视角来审视人类与其创造物之间关系。

从后人类本体论出发，《银翼杀手》《剪刀手爱德华》《人工智能》《机器管家》等影片深刻地描绘了人类对机器人的奴役以及机器人的自我觉醒和反抗。

由此，这些电影也就突破了人类试图让机器人为自身服务的浪漫想象，而是探讨了一种新的人机关系的可能性。

当人类与其创造物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我们自然也需要从道德和法律的层面上对什么是人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重新做出界定。

就像凯瑟琳·海勒所言：“人类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发明智能机器，而在于如何在全球化世界中建立起一个公平的社会——这个社会也许还包括碳与硅的公民”。

对后人类的公民权利以及未来的电子人国家的探讨近年来开始频频出现在一些科幻影
视剧之中。

实际上，不管是强调后人类的诞生对人类生命伦理的冲击与挑战，还是主张建构一种新的人机关系，几乎所有的好莱坞科幻电影均暗含着一个未曾言明的伦理悖论：那便是在有机和无机、肉体与金属、电路和神经系统、自然的与人造的之间的结构差异已不足以作为人与非人之间的基本参照系的后人类时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人类的道德和理性进行辩护？技术上的“能做”是否经得起道德上的“应为”的推敲与质疑？一方面，人工智能与人类基因组工程对传统的人是什么这一定义的动摇引发了一连串的效应，人类中心主义的遗产似乎应该尽早地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之中；另一方面生而为人，我们难道不应该对人的生命自由本质进行辩护吗？就像有学者所言：“人既是一种自在的存在也是一种自为的存在，既是一种自然生命本质又是一种自由生命本质。

”好莱坞电影在呈现人类与后人类生命的纠葛时便经常会主动地采用人类中心的视角，后人类生命的威胁往往只是为了达成对人的自由生命本质的礼赞。

正是在这一点上，好莱坞电影对后人类的想象显示出其与当下流行的后人类主义思潮的不同。

这种文化冲突的解决看似并不复杂，但它却是类型电影的基本社会功能之一：它实际上代表了电影制作者和观众共同协作驯服那些实际上和想象中的异类与野蛮人，因为正是它们威胁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秩序的稳定。

总之，尽管呈现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后人类景观，好莱坞科幻电影依然更倾向于为后人类时代的人类自由主体进行辩护。

虽然人类经历了被超级人工智能所统治的恐惧，虽然生物技术引发了后人类的暴政，但叙事的终结通常伴随着人类的胜利：那些与人类产生冲突的后人类物种要么被团结起来的人们所消灭，要么由于具有了理性与情感而被赋予了人类主体的身份。

在娱乐的外衣之下，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最有意思之处在于它在展望“我们的后人类未来”时，能够跳出人类中心的藩篱，从而为我们预示了后人类时代的种种危机，而在反思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伦理和政治风险时，它却不断地提醒观众：人的自由生命本质是我们必须捍卫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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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乐凝（2000—），女，河南驻马店人，研究方向：统计学。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