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通变”思想主旨概说

《文心雕龙》“通变”思想主旨概说
《文心雕龙·通变》篇阐述文学发展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就古、今关系，论文学的历史发展；就雅、俗关系，论文学风格的演变；就情、辞关系，论文学创作的准则。

形成了以文体规则为基准，以宗经思想为主导的文学发展论。

刘勰阐述了”通变”的原则，同时提出了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方法，这对于指导作家的创作实践和当时的文学理论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标签：通变；文风；雅俗；文质
魏晋以前的文论家谈文学的发展变化问题，一般侧重于从文学的外部规律上，揭示社会历史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决定或带动作用，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时移势改的历史发展观之上的，因此对文学发展的原因，也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来加以解释。

较早就文学来谈自身发展问题的是陆机，他在《文赋》中说：“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陆机在此是要求作家的创作要有创新，要在广泛研阅和采摘前人遗产的基础上，体现作者的创造性，这里体现了对前人遗产继承与革新的观点。

《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在陆机认识的基础上，首次开辟《通变》专篇,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问题。

刘勰的“通变”论从文学体裁规格着眼，但并没有仅仅在制文写作的方法和技巧层面上作论，而是从古今、雅俗、文质、情辞关系几方面阐述了文学通变的原理，并把这一问题放到文风建设的高度上来对待，这也成为《文心雕龙》论文纲领的一个指导思想。

一
刘勰论文学的通变，就古今文章的体制规格而论，他把文体的写作规范视为“通”，而把后世作家创作的个性表现视为“变”。

从文体写作的角度来看，所谓“通”，就是指“设文之体”，即各体文章的体制规格。

《定势》篇说：“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以逾越。

”这里说的就是文章体制自然有其特定的规范性，作家写作不能忽略文体固有的要求。

所谓“变”，就是指“变文之术”，即作家驾驭文辞气力的方法。

《定势》篇有云：“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

”作家在掌握文体性质的前提下，要依照创作个性而选择体裁，又要兼取各种文变因素调剂为用，依据个性，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故此《定势》篇接下来又说“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

”在《通变》篇里，刘勰指出作家的创作应该做到“体必资于故实，数必酌于新声。

”认为这样才能遵循文体固有的规则，而又要体现作家的个性创造，把根子扎在深厚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风格特色。

这种认识在与刘勰同时代的萧子显那里也曾提出过。

刘勰把通变的基点放在经典之文上，强调要从儒家经书那里取法其体式和语言风格。

台湾学者王梦鸥指出：“（刘勰）的宗经观念，是出于对中国文章‘祖型’的崇拜，远胜于其对经义的信仰……因为他着重的是辞章，而不是义理，所以兼容纬书骚赋诸子百家的语言”[1]。

这就体现出以经典之义统领文学的论文宗旨。

对于文体规格的具体要求，《通变》篇虽然没有说明，但是刘勰此处所论是承接文体论的基础而来的。

依文体论的体例，各篇都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环节，这些都是围绕文体的性质及规格方面来谈的，其中“敷理以举统”一项主要阐述文体写作的要点。

如诗歌一体，写物抒情是其文体特征，故《明诗》说：“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

”刘勰研究各种文体，重在提出文体写作的纲领之要，目的在于为人们从事该种文体的写作指明路径，而这些为历代写作者所必须遵守的写作规则，其实也就是通变的“通”。

同时作家在运用文体规则来写作的时候，又要依据个人才力来结撰构思，这也就体现为文辞气力的“变”。

刘勰在文体论中论文体写作，就已经体现了通变的思想，而在《通变》篇中，刘勰举出作家创作的实例并不是用来剖析文体规则，而是用以说明如何秉持通变原则的。

并且，在刘勰的认识里，取法前人是文学创作之正途，只不过是应该选择正确的道路，善于取用前人的作品，才是艺术表现成功的关键。

所以他认为“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只有在植根于历史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才是真正的通变之术。

《物色》篇有云：“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

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

”这和《通变》篇的宗旨正可相互印证。

二
刘勰论文学的通变，于“文质”和“雅俗”关系上着眼，最终在“情辞”关系的基准上确立了写作的原则。

所谓“雅”，以儒家经典之文的风格为代表。

《宗经》篇把儒家的“五经”视为各体文章的源头，说经典之文“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表明经典之文确立的体制和雅正的风格，是后世作家创作取式的源泉。

所谓“俗”，指俚俗及华艳，即内容鄙陋，文辞俚俗，缺少高雅的格调，体现轻浮绮靡的风格。

刘勰论文，对朴野的民间俗文学是持有鄙视态度的，同时他对文人创作追新逐奇，竟现俗艳的风格也视为凡俗，乃至于对乐府民歌和文人乐府的一些作品都评价很低。

刘勰在文中叙乐府文学的发展，对朝章雅奏和郊庙歌辞之外的民间歌咏，都视同郑、卫之音的绮靡之作。

衡量具体的作家作品，刘勰也本着重雅轻俗的观念来作评价。

乐府相和歌辞中有《艳歌何尝行》、《艳歌行》等作品，都是表现男女感情的，另有一首《白头吟》，表现弃妇的哀怨之情。

刘勰把它们直接斥之为“淫辞”。

《乐府》篇云“若夫艳歌婉娈，怨志失詄谄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刘勰举出建安时期的文人乐府作以批评。

曹操的《苦寒行》，写行军途中所历的种种艰难，诗中语言直白，缺乏韵致。

曹丕的《燕歌行》，写妇女思念在外远行的丈夫，表现了内心纤细的情感。

像这类或语言浅近直白，或抒发个人内心情思的作品，刘勰都予以贬抑。

故《乐府》篇中评论说：“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

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刘勰对俗文学的否定是基于内容和情感上的轻冶俗艳来看的，但是他对民间文艺在文学题材、体裁及表现形式上的所起到的作用还是有一定认识的，在文体论的许多篇目里，刘勰都从民间文艺那里为文体寻找源头。

不过在文学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上，刘勰还是正面秉持经典之文的雅正标
准，主张对雅、俗两种风格要调节为用。

《征圣》篇说：“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

”《辨骚》篇说：“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诠赋》篇说：“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

”在这些地方，刘勰都从不同角度阐明了他对雅俗关系的观点。

刘勰谈文学的通变，以矫治新奇侈艳的文风为着眼点，故此以商周时期古实的风格为最高标准，抓取文学内在的质文关系为基准来阐述创作准则。

要求做到在古典传统与当下时风之间适中酌取，做到文不损于质，俗不弃于雅。

《议对》篇云：“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古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

”“大体”，即文体写作的要点。

在刘勰眼中，儒家经典著作是“群言之祖”，它们在源头上为后人竖立了典范，成为人们尊奉的楷模，在这样的认识下，刘勰把通变的原则由文体写作的层面提升到了宗经思想之下。

《體性》篇说：“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学习文章体制作是创作的起点，确立典雅的文风是创作的目的。

这样，文学的通变论，就可依“雅俗”和“情辞”关系范畴，纳入到宗经思想的整体框架之内了。

三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这体现为它的外部规律性，同时，文学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体现为对前代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出新。

刘勰的“通变”论兼二者而有之，在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里对文体写作的自身规律加以考察。

刘勰论文学“通变”，实际上是欲为当时文学的现实困境疏通来路，他即“变”而求“通”，依乎“通”而求乎“變”，依“变今法古”的主张规建创作的原则和方法。

《序志》篇谈到当时文坛的风气：“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情采》篇云：“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通变》篇总揽从上古到刘宋九代文风的嬗变，指出文风的发展趋向“从质及讹，弥近弥淡。

”刘勰总括历代文风的演化，针对文坛竞逐新奇的风气，他提出的办法就是“矫讹翻浅，还宗经诰”。

“法古”的主张是一面旗帜，而“法古”的具体途径是“宗经”。

刘勰论文本于“经”而求乎“变”，他要求以经典之文的写作范式作为贯通古今的通则，在宗经的原则之下来驾驭好质文关系。

《征圣》讲到：“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通变”论通于征圣、宗经的基本观点。

就古今关系论文学的历史发展，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谈作家创作如何研习前人的作品而主变出新，更重要的还在于“通变”的理论乃是全书论文总纲中的一条主线，刘勰把它放到明确创作道路、端正文风的高度上来对待，这就确定了它的理论指导地位，也是刘勰文学史批评的衡量标准。

刘勰认为，历代文风的演变，呈现出质文、雅俗之间相互消长的变化轨迹，他在《通变》和《时序》篇中，都抓住了创作风格、创作风气的演变来梳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这里面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纵向眼光。

但是，刘勰有浓重的慕古倾向，他把礼乐完备的商周文化视为最高典范来推崇，从文学发展的方向上否定东晋以后文学审美趋向的历史进步性，这固然也反映出他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局限性。

然而他所提出的主张也有创作上的实际意义和历史现实意义。

刘勰在文学史批评中，依“通变”来描述文学的发展，也用这一标准来审视作家的创作成就。

通变的思想直接体现在《文心》全书的文学理论总论上面。

《文心雕龙》前五篇由《原道》至《辨骚》是论文的总纲，这五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执正驭奇”四个字来概括。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说：“舍人自序，此五篇为文之枢纽。

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

负者针砭时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说，是曰立己。

”[2]这里所谈到的“论文要旨”，即为文的指导原则。

所云“于义属正”，即是贯通的指导原则，而云“于义属负”，就是需要变取参酌的要素。

这里对“文之枢纽”的总结，其实也正可说明论文枢纽中包含有“通变”的原则。

“正”就是“通”，“奇”就是“变”，“执正驭奇”，就是要求以儒家经典著作的雅正风格为本，适当地从富有文学性的作品里酌取辞采文华。

四
刘勰的文学“通变”论，既阐述了文学发展的本于通而求乎变的原理，揭示了它自身的规律性，又提出了如何掌握通变的方法，这使得他的通变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和指导实践的价值。

文学的通变，既是一种理论原则，又是一种“变文之术”。

作为理论原则，通变观具有涵盖古今、枢纽文则的品格，因而刘勰将其用于论文纲领当中。

作为一种创新的方法，它基于文章固有的体制规格，而又着眼于作家的精神个性，力求在两者之间得到适中的变通，将它视为可以驾驭的文术。

在论到文学通变的方法时，刘勰是从融通古人作品与发挥个性创造两个方面着眼的，提出“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两条原则。

“凭情以会通”，侧重于迎逆古人，是说作家要根据自己的性情去选择和把握前人作品的精华；“负气以适变”，侧重于发挥个性，是说作家应该秉承个人的气质来对文辞进行变通运用，这里就体现了刘勰论文以情志为本，以气质为主的思想。

刘勰对文学发展“通”与“变”的关系持有辩证的认识，这种思想有其哲学基础。

《周易》中贯穿着发展变化的思想，且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刘勰在本篇中论文学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从《周易》中袭用“通变”的用语，同时也把《周易》的变易思想运用到文论上来，用以揭示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

在刘勰之前，“通变”的思想始于哲学，刘勰建设了全面系统的通变理论。

刘勰主张吸收前人在文学理论批评各方面的成果，他又强调继承前人的同时进行了新的创造，做到了通与变的辩证统一。

刘勰论“通变”，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辩证观，他强调的新变，是在法古基础上的出新，为此，他十分注重古制。

近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此篇大旨，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

”认为刘勰主通变之论，是出于“补偏救弊”的现实目的，因此就把“通变”的归结点放到了“宗经”上，由此而得出结论说：“通变之道，惟在师古，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昔之法也。

”[4]其实，仅以“宗经”言“通变”，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详解其间的关系，宗经只是“通变”中的“通”，刘勰把这当做历代所应共执的通则，而主变创新在刘勰的阐述中则是“通变”的落脚点。

也可以说刘勰所言的“通变”，以宗法古典为基础、为途径，而以开拓新风为目的、为归宿。

刘勰在文学通变上所作的辩证的阐述，无疑为正确地处理古今因革的关系确立了指导原则，而他在《辨骚》篇里依据《诗经》来衡论楚辞，则成功地为后人推出了运用文学通变观论文的范例。

学界有观点认为，《辨骚》篇可以视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的文学总论，[5]它
旨在总结《诗经》到《楚辞》的文学发展经验，不仅提出了“经”对“文”的统领作用，同时也提出了文学自身独有的特点。

篇中标举风、骚两挟，雅、丽并重，提出了“依《雅》、《颂》，驭楚篇”的主张。

这为《文心雕龙》立下了文学创作的准则，表明在全书的论文纲领中，“通变”思想占居文学发展观的统领地位。

参考文献：
[1]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97.
[2]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清纪昀.纪晓岚评文心雕龙[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152.
[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通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4.
[5]张志岳.发微[J].文学评论丛刊，1979，（3）.
The Realization on Inheritance and Improvement
Li Yan-zheng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gards that “Inheritance and improvement” by Liu Xie expounded the relation between literary inheritance and improvement: Concerning rela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explained the litera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elegance and popularity , explained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style; concerning therelation between emotion andornament, explained the principle of literary creation. Became a theory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bycomposition standard and leader of idea to the original classical. Liu Xie expounded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and improvement and put forward to how to deai with their relationship method which has important guidance significance on writer’s creative practice and literary theory building.
Key words: inheritance and improvement, style, elegance and popularity, content and .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