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长寿原因之八：科举制度

中国文化长寿原因之八：科举制度
今天，终于要讲到最后一个原因，也就是中国文化长寿的第八因：科举制度。

以上种种长寿的原因，都很重要，但在实际执行中，还必须落实在一个具体项目的操作上。

这个具体项目，必须汇集各种导致长寿的原因，而且自己也颇为长寿，有时间陪着中国文化走过千年长途。

这个项目，就是科举制度。

正是科举制度，使中国文化拉出了一条通向长寿的特殊缆索。

对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我曾写过长文《十万进士》，估计有不少学员读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我今天只想让大家发出一种惊叹：这是谁想出来的好点子呀，工程那么大，功能那么全，对中国文化护佑了那么久！
又大、又全、又久到什么程度？且听我略举几端。

第一，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的溃灭，首先溃灭于社会乱局。

因此，即使仅仅为了文化，也要选取足够的社会管理人才。

科举制度，便由此而生。

选拔各级社会管理人才，保全了文化的土壤。

第二，在空间上，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也曾建立过良好的管理系统，但是由于地域大、方位多，各地的管理者容易自立格局、自选下属，时间一长，便产生近似“分封”的裂隙。

而科举制度，则全国统一。

以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机构完成统一的选拔，这就以文化的方式，堵塞了分裂的可能，反过来又保护了文化。

第三，在时间上，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没有建立代代延续的选拔机制，几代之后就难以为继。

科举制度保证每隔三年提供大量管理人才，源源不断。

这是中国文化保持有序延续、有效延续的重要原因。

第四，源源不断的管理人才必须依靠丰沛的备考、应试资源。

科举制度对此创造了一个千年实践：在中国，不分地域、不分门庭、不分职业、不分贫富，只
要是男性，都有资格参加选拔。

在唐代，连外国人也能应试。

这种全民动员，极大地强化了文化在全社会的整体生命力和号召力。

第五，社会上最容易产生焦躁动荡的群体，就是青年男子。

科举制度让全国这一群体的很大部分，都成了极为用功的备考人员、应试人员，而且很多人屡败屡考，终生应试。

这就让社会大幅度地提高了安全系数，而且安全在文化气氛中。

第六，如此规模的考试，所出试题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整个国家的文化选择。

科举考试越到后来越明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范围。

这一来，全国千千万万青年男子，也就为了做官而日夜诵读儒家经典，诵读到滚瓜烂熟，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他们的初衷，只为个人前途，但结果是，那些儒家经典受到无数年轻生命的接力负载，变得生气勃勃。

这可谓，经典滋养生命，生命滋养经典。

后一种滋养，更是让经典永显青春血色，举世无双。

第七，这么多由诵读经典而终于为官的书生，有没有能力参加社会管理？正巧，他们为了应试而天天诵读的，不是旷世玄学，不是古奥经文，不是隐士秘籍，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拿着这些大道理去做县令、太守，大致属于“专业对口”。

于是，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相得益彰。

第八，科举考试并不看重天才勃发、奇思妙想，而总是安排刻板的格式，后来甚至限定了“八股”模式。

这会让李白这样的稀世天才难以进入。

但是，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只是选拔官员，而不是培养诗人，因此这样的安排并无大错。

官员将来要做什么？在多数情况下，也就是在刻板的格式中规矩行事，有所创新也不失前后左右的基本关系。

那么，科举考试就是对行政模式的预示。

李白不适合从事管理职务，因此不能以他的缺席来非难科举。

科举如果随兴而不刻板，那就长不了，结果也就无法辅佐中国文化走长路。

第九，科举考试总体上公平严格，却也会有一些作弊的所谓“科场案”。

由于这种案件直击吏治命脉，每次都采取酷刑严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民众由此明白：做官以文化入场，对此绝不能作弊。

这种共识极大地提升了文化对于官场伦理的奠基性价值，这在世界其他文化系统中看不到。

仅此九端，已经足以说明科举制度的齐备了吧？已经足以说明它对中国文化的长寿所起到的作用了吧？
确实，我环视全世界，没有发现还有哪一种体制，能像科举制度那样发挥如此全面、有效、长续的文化守护功能。

不必怀疑，它是中国文化长寿的归结之因。

但是，由于一些在科举考试中失败的文人写了不少批判作品行世，它的名声渐渐受污。

在考试内容上，后来它确实也跟不上自然科学和国际政治的迅猛发展，成了一个备受攻击的对象。

似乎，中国的落后，全是因为它。

一九〇五年，经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上奏，慈禧太后批准，科举制度在存世一千三百年之后彻底废止。

废止之时，异议不多，但在废止之后，渐渐出现了不少反思的声音。

有的声音中，还包含着深深的后悔。

梁启超说：
夫科举非恶制也。

……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

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

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

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

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官制与官规》，1910年）
孙中山说：
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

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

（《五权宪法讲演录》，1921年）
钱穆说：
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

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955年）
这些人都不是保守派、复古派，却都在叹息，科举考试废止得太草率了。

钱穆先生明确认为这个制度足以弥补西方政党选举的偏陷，梁启超先生甚至还在呼吁恢复这个制度。

确实废止得有点儿草率了。

但是，我对梁启超先生和钱穆先生的意见也不能完全赞同。

科举考试呈现了一种与选举制度截然不同的选拔制度。

“选举”和“选拔”，虽一字之差，却是距离很大的政治路径。

相比之下，前者更贴近民主的本义。

因为选举的主体是投票者，在下；选拔的主体是选拔者，在上。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虽然科举考试废止了，心中所习惯的还是选拔而不是选举，这就严重影响了民主的正常进程。

这一点，显然超出了梁启超、钱穆两位的思维框架。

我的主张，中国官员的产生，应该选举和选拔相结合。

选举求其合法，选拔求其专业。

其间关系，体现政治学的顶级智慧。

好，我终于把中国文化长寿的八大原因，也就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八大优势，简单介绍完了。

由于近两百年的世界局势，中国文化的生命优势几乎全部被掩盖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势。

这就使得拥有过最高“世界身份”的中国文化，几乎失去了“世界身份”。

为此，我不能不一次次地呼唤国际的学术良知，请他们重新读一读世界史，尤其是世界史中的中国文化史。

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诉求。

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曾经严肃质疑目前有些人在“国学”名义下操弄“以国家主义实行排他主义”的图谋。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却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一个比“国学”还要严重的方面，那就是当代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无知。

稍稍值得高兴的是，完全熟视无睹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

即便在遥远的地方，兴趣的目光也开始向中国文化移动。

看来时至今日，中国文化已经逃不过关注、跟踪了。

逃不过就不逃。

世界上唯一长寿的超大文化，理应不卑不亢地等待别人的提问，再从容不迫地做一些解答。

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倾听。

过后，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倾听。

不管到哪一代，中国文化，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