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体系下的武者悲哀

“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体系下的武者悲哀
作者：闻武，王国志
来源：《武术研究》 2018年第8期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归纳、跨学科研究法，从历史学、哲学、文化学的多维视角对“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一政治体系进行分析，对武者现状进行解读。

研究认为，武者悲哀
的源头在于武术自身所蕴含的精神文化理念与统治阶层追捧的“内黄外儒”体系的不相兼容。

古代社会满朝上下的无为之风使得武者目不忍视，而武者刚毅的性格和不吐不茹的行为也造成
君主和百官的不满。

在理念矛盾的斗争下，武者作为弱势群体陷入悲剧命运的漩涡成为必然。

关键词：黄老儒术武者悲哀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8）8—0028—05
由“黄老之学”引申而出的“君人南面之术”在后世成为了帝王阶层修饰“无能”的领导
方法；以教化理念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家学说在后世成了禁锢人言行为的教育标榜。

在善于玩弄
权术的天子群臣面前，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种内外不相统一的制度体系下，性直勇武、爱憎分明的武侠或武将们总会成为统治阶级的磨刀石。

他们看不惯君主的“无为”，也受不了
儒家学术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产物，但无论是否敢言是否敢怒，他们的“不悦”都注定成为其
悲惨结局的借口，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古代武者的命运实属悲哀。

然这种体系所导致的“武者
群体”陨落的文化现象，迄今竟无人对其进行研究考察。

故余将一些历史沉积再度挖掘出来，
对其所掩藏的深层含蕴进行剖析解答，欲为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作一些填补，进一步丰富武术文
化的理论体系，期以对“提高文化软实力”这一国家战略提供帮助，让武术再度站在历史前沿，让其以“传统文化”的姿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1 黄老与儒
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
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

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

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
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

[1] 黄老之术的精华正如老子《道德经》言：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是道
家的治国理念，是无为而治，也是无为而无不为，此乃善也；儒家是以“孔孟之道”为主导思想，围绕“仁”这一核心展开的学说理念, 它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此亦乃
善也。

而正是这两种本意为善的治国理念或方法，却恰恰成为了帝王官宦玩弄权术手段的借口
与仰仗。

就黄老之术而言，无为成了不为，无为而无不为成了肆意妄为。

统治者们将自己的无能掩
饰在“黄老”的纱衣下，打着修身养息的口号将天下政务置之度外。

亦或是在与国家命运休戚
相关的紧要时刻，采取不管不顾的态度以求明哲保身。

但需要注意的是，“无为而治”的无为
是有条件的，它是以臣子的“有为”为前提，从而替君主的“无为”分担重任。

而内化了的黄
老之术，却是从上到下集体的无所作为，并形成了“阿谀取容”的官场风气。

黄老之学中积极
入世的无为变成了消极逃避的无为，满朝公卿学会了依靠“无为”之术察言观色且缄默不语，
而帝王往往自恃至高无上的尊贵身份而不许他人忤逆，致使满朝“假黄老”的歪风邪气盛行。

就儒术而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本该君臣相对的孔孟思想，在后世董仲舒的杂糅下，却成了增强皇权权威
的“新儒学”，此时的君臣关系已不再具有相对性，而是绝对的君尊臣卑；不再强调君主对臣
下的态度，而完全强调臣下对君主应尽的职责义务。

[2] 本该“不言乱离怪神”的儒学，却成
了倡导“天人之应”、大搞“奉天尊神”的学说，目的是为了提高君主的声望和权力。

这里独
尊的儒术，说是独尊了皇权也不为过。

而内用的“假黄老”和外示的“新儒术”使得历史上多
少名流将相都成为了“正统思想”这块暗幕下的牺牲品，他们悲惨命运的缘由，值得深思。

2 李陵之祸
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汉武帝派外戚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好趁此借军功封侯，而
让李陵为李广利的军队运送粮草。

李陵不满于此，主动请缨，愿以少击多。

随后带五千步兵进
入单于王庭，与八万强敌奋战十日有余。

而在匈奴被杀得军心动荡准备撤走的紧要关头，李陵
遭下属背叛，泄露了军机，导致其陷入绝境，最终寡不敌众，抱着“欲得当以报汉也”的目的
兵败投降。

汉武帝得到消息后龙颜大怒，并听信讹传，诛杀了李陵全家，使其“恐再辱”，至
死都不愿再回大汉。

作为一代名将，落得这样的下场，实在悲哀。

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是
陵军战役失败，降顺敌国，再与故国决裂，但深入剖析，却又不是如此简单。

2.1 儒术之悲
“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与“毋骑予女”（《汉书·李陵传》）的前后对比，表现出李陵
对汉武帝“任人唯亲”的不满，以及汉武帝对李陵违逆旨意的刁难。

在董仲舒推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背景下，汉武帝的儒术，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文化专制政策，是与政治专制相
呼应的产物，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话专制皇权。

[3] 他对臣子百姓的要求，已经
脱离了原本的“仁爱”思想及君臣之道，在他的极权意志下，皇权至上。

一切对自己的不满与
猜忌都是其皇帝仕途中的绊脚石。

董仲舒“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将孟子“君臣有义”的五伦观念转变为“君为臣纲”的主从思想，更是让武帝在处理君臣关系的天平上，将自己提
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重量。

而李陵在从儒家学说中剥离出来并成长的分支——武德的影响下，秉承“仁义”思想，践行“忠君爱主”的理念。

他本能地想指正武帝选将时的欠考虑，却
无意中触犯了天子“贵为天”的中坚思想。

在他的观念中，提出异议是自己作为臣子“义”的
表现，是为君排忧解难的更好途径，更是其作为武将忠于帝王报效国家的极好机会。

只是他看
错了一点，他的武德之“义”与刘彻的帝王之“义”早已分道扬镳。

从根本上说，李陵精兵报
国的理想追求与汉武帝的极权意志、李陵“以少击众”的军事思想与汉武帝“任人唯亲”军事
路线的冲突是酿成李陵军事悲剧的根源。

[4] 汉武帝可以重用、信任这位有着“国士之风”的
将才，但这一切都要以李陵的完全服从为前提，而这恰恰却是一位有着铮铮铁骨的武将所不能
容忍的。

李陵可以献身军旅，戎马边庭，深入匈奴，刺探军情，教射演武，苦练精兵，但这一
切都出自于他对君主的忠诚，对军事事业的理想，和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
追求。

同为“儒家子弟”，一个颁布儒典，一个奉行儒学，却在理念上产生矛盾，使得君对臣
的态度由爱转恨，由信变疑，由重用到轻视，这是酿成悲剧的第一步。

2.2 黄老之哀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史记·外
戚世家》）不难看出，在“文景之治”的熏陶和窦太后的督促下，汉武帝无论愿意与否，都必
须研读黄老之道。

而“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史记·孝武本纪》）更是让汉武帝不得不采用黄老之道
行政，直至窦太后去世。

在此期间，武帝对黄老之道深恶痛绝，却在潜移默化中被其思想侵占
大脑，并潜意识地将其运用到国家的治理上去。

可在近乎于叛逆的思维灌输下，致使武帝形成
了较为强烈的自利性偏差，这不可避免地将黄老之术的使用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道家崇尚道法
自然，自然无为，可到了武帝身上，“无为”真的成了无为。

李陵率五千步兵，大战数十余场，在与敌方周旋的同时诱敌深入，却最终战败在离边塞只有百里的地方。

援军在做什么？诸将在
做什么？皇帝又在做什么！本该是一个歼灭敌方八万大军的绝佳良机，却在武帝“欲陵死战”
的观念下，变成了大汉折损五千精兵的悲惨结局。

李陵由功臣名将的军事高峰瞬间跌入了叛贼
逆党的深渊谷底。

他的勇敢、智慧、生命和其他付出的一切，都在武帝的“无为”面前灰飞烟灭，而阿谀取容的大臣们也“深谙”黄老之道，对李陵部队的遭遇境地麻木不仁，无人上书请愿，唯有刚正不阿的司马迁大胆陈辞，却被刚愎自用的武帝施以腐刑。

由此可见，懂得黄老自
保之术，便可全身而终，相反，则会受到排斥和打击，这便是黄老之术在列侯封王中间得到崇
拜的原因。

[5] 李广利带三万精兵出征，却也大败而退，可文武百官讳言李广利之败，全委过
于李陵。

[6] 是李陵的错么？不是！作为武者，他只想止戈为武，还天下太平；作为上将，他
只想忠心耿耿，以身报国。

李陵没有错么？也不是！作为武者，他忠于本心，直言不讳；作为
臣民，他只是飞将军李广之孙而不是武帝外戚！窦太后身为太后，在崇信孝道的西汉王朝地位
极尊，常以太后的身份干预国政。

她甚至糊涂地想立幼子梁王刘武为储君的继承人，曾两次出
面干预。

[7] 作为尊奉黄老之术的代表人物，也作为祖母，窦太后的这种“向亲”理念也继承
到了汉武帝这，成为其“任人唯亲”的诱因。

真正固守黄老思想汲黯曾当众批判武帝“内多欲
而外施仁义”，可到了李陵这里，除去司马迁却再无汲黯这般人物能替其求情。

“外示儒术”
成了制度，而“内用黄老”成了风气，群臣百官只能看武帝的喜好脸色行事，这是天下的悲哀，更是武者的悲哀。

3 “武、帝”之纷
作为社会生活中美的一种形态，悲剧展示人与环境的必然冲突。

在环境力量的打击下，具
有正面素质或英雄性格的悲剧人物的理想和追求不能实现，并以自身的失败、难受，甚至死亡
而告结束。

[8] 放到本文来看，悲剧人物即是李陵，环境力量即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
制度体系。

放大到历史长河中武者和帝王的对立面来看，“武”与“帝”的矛盾中枢则是武学
思想理念和帝王统治思维的不相统一。

而在对武与帝的矛盾原因进行剖析之前，有必要了解一
下什么是武学的思想理念及其发展的背景成因。

3.1 武与“儒”“道”
武术是战斗的力量、杀伐的手段，就必须纳入一定的理论法则之中。

这是中国武术伦理色
彩浓厚的根本原因。

[9] 换言之，中国武术在思想的发展道路上受到主流思想文化的熏陶与指导，是无可非议的。

众所周知，儒、道理念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石，而武家学说则盘踞在这两
家理念之中，以“儒”为养，以“道”为鉴，在汲取养分的同时发展出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

两千多年来，居于传统思想正统地位的孔孟仁学，是中华武术理论、武术道德思想的核心，起着武术行为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的指导作用。

[10]“仁”是武的主要精神，“义”是武的
内在坚守，“礼”是武的表现形式，“智”是武的内在需求，“信”是武的道德操守。

在“五常”理念的约束下，武术自成一家并孕育出“武德”理念，追求自强不息，立己达人，但也与
原本略显板滞的儒家教条有所不同。

豫让的“士为知己者死”，子路的“君子死而冠不免”，
聂政的“政将为知己者用”等等，便是只有习武者，只有大侠才有的情感操守和精神境界。

武
者以其高尚的道德力量、超然的道义精神和正义的人格践行着一种民间传统，并以尊严与正义
诠释着侠义精神的内核。

[11]“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荀子·劝学》）笔者不是说武德取向高于儒家思想，但将儒家比作蓝和水，将武家比作青与冰，
就很好理解武学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了。

除去刚健有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硬儒”产物，武术还有因任自然、“以无为而
有为”的“柔道”传统。

武之道注重内外兼修，形神兼备，尊求“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
还虚”的得道法则，其顶点是视渊若陵，入水不没，临仞不惧，百发百中，先天后发，刺无不达，动静结合的“神化”境界。

这种主观意识与观念技术结合而成的“神化”，正是以后著称
的中国武术内功理论的始祖。

[12] 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庄子的“后之以发，先之以至”，亦是后世武术中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理论原形。

还有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所著
的兵法十三篇，也处处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是道法与武学运用的完美融合，也是老庄哲学
渗透军事思想的极好体现。

中国文化素以“儒道互补”而著称。

[13] 折射到武学理念，则是蕴含着儒道文化的刚柔并济的思想。

再具象化到某个武者身上，便是“武者之心”的表现。

3.2 武者之心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韩非子·五蠹》）古代武者都秉承侠义精神，以武德
内涵为精神支撑，并在儒学道义的大风气下与世间的不公分庭抗礼。

而李陵作为大将更是将国
家安定树为己任，主动请缨为国家分担外患之忧。

他的耿直勇敢是习武者的共性，他的忠诚率
直是习武者的要求。

戚继光曾言，武艺是“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

中华武术虽是杀敌防身的技术，却也是停止战斗的方法，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夹杂了丰富的
文化理念，一个武艺高强的强者，肯定也是一位有着崇高道德理念追求的大师，但对“武”的
执着和坚持，必定也是与大潮流思想不相统一的独树一帜。

武术精神要培养习武者助人为乐、
积极进取、主持正义、不怕邪恶的奋斗精神；培养相互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兼容精神；培养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敢于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爱国主义精神。

[14] 武术培养，使得李陵有着与其他群臣百官不一样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操守，让他不可能选择与官场的“黄老之风”同流合污。

李陵本可以只作为后勤部队运送粮草，那李广利的失利必然也与他毫无联系，
可武术讲究的不是安身立命，而是自身内心的安宁。

在保卫祖国利益安康的大义面前，李陵责
无旁贷，选择了与“黄老群臣”背道而驰的挺身而出。

这是习武者对自身的要求，是不以时代
变迁而变化的价值取向，而这不以统治者的喜好为依据的价值观念，正是李陵悲剧的根源，也
是历代武者悲剧的根源，但更是“武者之心”被世人尊崇为民族精神的大义之所在。

虽然在与
匈奴的对抗中，李陵在某一刻甚至达到了武术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但是他还是
战败了，然而他不是输给匈奴，也不是输给属下的背叛，而是输给了武帝的“无为”，输给了
文武百官的“不为”。

这是一种讽刺，却也是一种升华，是只有武侠才配有的风骨，是不仅仅
作为臣民而更是作为武者的与众不同，它有如精良美奂的盔甲，却有着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厚重。

在与匈奴大军奋战的数十天里，在天子脚下仅百里的路程内，没有支援，没有退路，可直至最
后战败的一霎，李陵都没有绝望，没有认输，而是想着“无面目报陛下”。

“忠”是武德之首要内容。

“精忠报国”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之一，也是中华武
德风范的最高境界。

正是这种精神和情感哺育了历代忠贞为国的民族英雄，熔铸了伟大的中华
民族之魂。

[15] 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下，李陵没有怀疑过君主对自己的信任，也从未抱怨过没有后备军的支援，他只想着未能达成武帝的希冀，会令其失望。

这是他最可怜的地方，也是武者
最令人潸然的情结。

孔子的武术道德伦理观是提倡“仁义之勇”，其武术精神在于将武勇与仁
爱和信义结合起来，强调武勇必须遵守礼乐，重视尚武崇德精神，注重仁义品德修养。

[16] 武帝打着儒家口号的“外施仁义”，让李陵对武帝的崇敬忠义毫无悬念，毅然决然地选择为其征
战沙场。

而武学的“得道平天下”，也让李陵不能像群臣一样，对国家兴亡冷眼旁观，对天子
的失策缄口不言。

这是习武者的坚守，是武将的尊严，却也是其末路的指向标，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体系下的异物。

统治者需要武将才子的文韬武略，却不需要他们的武德操守及其内涵，但在“未曾学艺先
学礼，未曾习武先明德”的武学要求下，但凡如李陵这般非凡的武中豪杰，都不可能屈身成为
完全符合帝王喜好的“傀儡将领”，这便造成了一系列如“李陵之祸”的武家惨案。

在皇帝眼中，天子贵为天，武帝只有一个，而武将却可以有很多。

对汉武帝来讲，听命与否最为重要，
而胆略实才、人格品质却只在其次。

这对于李陵这样一名有着真才实干，抱负理想和武侠追求
的武将来说，是毁灭性的观点，更是悲剧性的根源。

“侠”虽已随历史变迁而被边缘化甚或退
出社会舞台，但因其超然的道义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境界成为武术精神力量乃至大众的审美范式
代代相传，从而也成就了武术审美文化的人文精神内核——武术侠义精神，折射出人们对英雄
崇拜、对正义期冀的民族文化心理。

[17]“武者之心”早已从一种抽象的心理升华成一种意象
寄托，是常人所没有的，只属于武者的恪守与职责。

3.3 帝王之过
武术人文理想，即是在武术运动实践中实现人的生命的价值和寻找人的生命的意义，而不
是仅仅把武术运动作为一种工具。

[18] 遗憾的是，这恰恰是君主看待武者时的盲区。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

”（《史记·汲郑列传》）堂堂一国的大将军，却在皇帝如厕时被接见，这是何等的轻视与羞辱！天子对武将的态度可见一斑，也为其在处理武将事物上的“无为”找到了缘由。

武者大多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有着与众不同的处事风格和道德追求，致使
帝王在对武将的任用拿捏上难以把握。

鲜明的人物特点是武者的特色，坚韧刚毅的性格特征使
之常常与帝王产生纠葛。

但值得注意的是，桀骜不驯只是武者的锋芒却不代表他们对君主有着
违逆之心，他们只是以武者的角度来评判事物的对与错。

武将心系国家、忠于帝主，而在表现
形式上与其他官宦别具一格，但这却很容易造成在位者对武者姿态的不满。

正确的黄老之道理
应是君主让武将“凭心而行，任性而为”，给予武将充足的信任感，让其为自己的国家立汗马
功劳，然名扬四海，后震慑四方。

但更多的君主却因惧怕武将的“功高过主”或看不惯武者的
特立独行，又或是其他理由，而将其推向毁灭性的边缘然后弃之不顾。

再以汉武帝为例，在李广，卫青，李敢，霍去病四名功臣名将之间产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武帝冷眼旁边，最终导致李
广自刎而死，霍去病受诅病亡，李敢遭霍去病射杀，卫青愧于李广的悲剧收场。

武帝好大喜功，致使战乱不断，多少将领兵士为其征战沙场，却在“抛头颅，洒热血”的奋勇拼搏后，草草收尾，堙没在历史长流中，只因国家在利用完武将或视之无用之后的冷漠，不屑与无为。

无独有偶，南宋檀道济，北齐斛律光，北周高颖，隋朝史万岁，唐朝高仙芝，北宋岳飞……这一代代名将都因其悲惨命运让人耳熟能详，其间不乏个性因素，但共性问题的根源之
所在，都是武道与“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体系的无法兼容。

当然，我们不能单说是武者和皇
帝的矛盾导致了武者的悲哀，因为如果群臣都力挺“有过失”的武将，那天子也不得不思考是
否是自己的一意孤行了。

4 结语
道圆融，儒方正，儒风道骨，内黄外儒。

西汉的文景之治、武帝盛世，东汉的光武中兴、
明章之治, 南朝的元嘉之治, 北魏的孝文中兴, 隋朝的开皇之治, 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 宋朝的咸平之治,明朝的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弘治中兴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可以说，从西汉时期开始，几乎所有的“盛世”都离不开“内黄外儒”的方针政策，就从国家业
绩而言，我们不能否认“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一体系所带来的成功与收获。

但这种国家表
面的国泰民安，却更能突显这一体系幕后的武者悲惨。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当今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顶层战略背景下，我们应当
将其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推崇出去。

武术与古代政治体系的不相兼容是其败笔，致使
武者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悲剧。

然而在当今社会，其精神道义和文化内涵却可以作为中华文化大
发展的风向标。

但需要注意的是，继承传统武术时，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坚持发展性继承和进步
性继承的文化继承原则。

[19] 研究和挖掘武术内在的、作为灵魂存在的内容，去掉形式上的糟粕，保存武术的传统。

[20]
习近平曾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而弘扬武术精
神恰好切实这一需求。

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在社会与文化发展中，建立新的武术发展价值观，
以形成武术发展的良好环境。

[21] 再不以“无为”的态度摒弃武术文化，再不以死板的教条约束武术发展，而是发掘武术的精华，革新武术的糟粕，以武术精神所宣扬的民族气节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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