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诗经秦风》简评

读书心得——《诗经秦风》简评《诗经》收录秦国诗歌10首。

周朝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大约上百个，但并非所有诸侯国诗歌都被官方收入。

首先，非周天子统辖下的南国之诗不被收入，正如郑玄《周南召南谱》中所言：“时徐及吴、楚僭号称王，不承天子之风，今弃其诗，夷狄之也。

”其次，小国诗不入，南方的江、黄、六、蓼，北方的邾、滕、纪、莒等小国，其诗歌也不被收入。

秦国长期与戎狄杂居，又在秦仲时(《毛诗序》认为秦诗首篇产生于秦仲时)只是附庸小国，秦地诗歌之所以被采入，源于西周后期的政治危机。

西周后期，戎狄扰周，秦公帮助周天子对抗西戎，又护送周平王东迁，随之地位骤升，进而被周天子列入诸侯、赐予礼乐车马等周之文化与器物，相应的秦国诗歌也进入官方的采诗系统。

《孟子·离娄下》记载：“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

’”春秋后期诸国纷争，文化失守，天子权威衰弱，已无力收录保存各地诗歌。

战国时期，中原各国诗歌都未有存留，而秦国更是因重法、弃文之政，被冠以“不文”的称号。

那么，《诗经》中收录的10首秦国早期的文学作品就显得尤为重要。

诗歌以其蕴藉的语言特点，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

周太师编诗时，就对各地诗风有评判，《秦风》也相应地进入了研究与解说系统。

一、20世纪以前的传统《秦风》研究
传统《秦风》研究命题，基本由《毛诗序》(以下简称《毛序》)所创立，汉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在《毛诗·秦风序》基础上展开补充与修正。

(一)《毛诗·秦风序》：秦诗被置于历史框架并赋予“武不中礼”的价值审判
虽然《毛序》作者、年代仍无定论，但在解说各地风谣时，《毛序》始终维护周天子的礼乐权威，以周礼为导向。

《秦风》阐释亦是如此。

《毛序》将《秦风》纳入从秦仲至秦康公的历史背景中，并表达“扬周礼”的文化立场。

如《车邻》篇有寺人传令、君臣习乐等场景，《毛序》借以赞美秦仲虽为附庸，但已能学习周之礼乐制度；《驷驖》是田猎诗，《毛序》则赞美秦襄公封侯后能履行国君的职责，顺时游田，治兵习武；《无衣》《蒹葭》等诗，《毛序》则表达对秦国“武不中礼”的批判；《晨风》《权舆》讽刺秦康公抛弃贤良的行为，《黄鸟》则批判秦国人殉的陋习。

总之，《秦风》中的大多数诗歌都被纳入周之礼乐视野进行了文化审判。

宋时，学者开始从史实与价值两方面突破《毛序》经学话语，但传统《秦风》研究仍无法脱离《毛序》所构建的学术视角与话语方式。

(二) 以《毛诗·秦风序》为中心的多角度研究
传统《诗经》学，思想蕴含于注疏内部，但缺乏系统化、逻辑化的论题与知识归类。

如果将《诗经·秦风》注疏中的思想，按研究主题进行分类，可归为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纠正《毛序》判定《秦风》年代、地域时的史实偏差。

宋儒对《毛序》的经典性产生质疑，首先突破其构建的《秦风》年代史实。

朱熹怀疑《车邻》不作于秦仲时，后人有从诗语立论者，如元代许谦曰：“秦仲固尝为附庸之君，以西戎灭大骆之族，宣王命为大夫，盖日与戎战，六年而死，非可乐时也，诗语不类，然则《车邻》实襄公诗尔”；也有从典制立论者，元代刘瑾曰：“秦仲但为宣王大夫，未必得备寺人之官，此诗疑作于平王命襄公为侯之后。

”宋儒欧阳修、
李樗等又指出郑玄所言襄公时占取周地的史实与《史记》相违背，进而判定《秦风·终南》描写的终南风物只能产生于真正获得周故地的秦文公时。

第二，继承《毛序》“扬周礼、抑秦俗”的诗歌文化立场。

《秦风》分属两个地域空间，即陇右与岐丰，诗风既体现戎狄特色，又受周文化影响。

自《毛序》表达了“扬周礼、抑秦俗”的文化立场，传统研究中文化优劣的诗歌评判，便成为反复论说的命题。

首先，批判《秦风》的尚武习俗。

《诗经》中其他地域的战争诗，多写战争苦痛及思归情感，唯独《秦风》例外。

后代学者延续《毛序》的文化立场，多批判《秦风》的尚武风习。

《毛序》对《秦风》的武事描写，有美有刺，如《小戎》《驷鐵》篇报以赞美，《无衣》篇则给予讽刺。

清代贺贻孙解释曰：“《车邻》《小戎》《驷鐵》何以为美，盖秦仲、襄公逼处戎翟，乘复仇之义，为开韧之功，则可美也；相煽成风，使民情嚣然而不可止，则可刺也。

”之所以批判《秦风》的尚武特点，即秦人居于周之礼乐故地后，并未褪去原有的乐战之习，而是继续扩充强毅果敢之气，于诗歌中高赞战争武事。

其次，批判《车邻》《驷鐵》等早期诗歌所体现的夷俗夷风。

也有突破《毛序》传统者，认为《秦风》早期诗歌中的燕逸描写、车马叙述，体现了夷风与夷俗。

宋儒刘克曰：“(《车邻》)是燕乐之外，他无一之可尚者，虽老且死，不过以滛乐为务，非夷风乎？”除此，《驷鐵》中极力渲染车马之乐，所记录的大量车马饰品未见于周制，所以后人批评其夷俗浅陋。

如刘克曰：“当作此诗时，周之礼乐名数大备矣。

是诗所述之饰，亦有他经所不及者，秦固未能尽循周制也。

秦兴国于周衰之后，夷风尚炽，服习中国之化尚浅。

”
第三，《秦风》、秦俗之互证——引俗证《诗》、以《诗》观俗。

《诗》、俗互证，其发端者是汉代班固。

班固并未注《诗》，但最早指出秦国因地域靠近戎狄，而形成尚气力的民风特点，并引《秦风》为证。

如《汉书·地理志》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

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邻》《驷驖》《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班固以《诗》证俗，旨在描述各地风俗。

但班固之后，将诗歌与民俗相融合，便成为评点《秦风》的重要视角。

朱熹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

”清人崔述更是深入诗歌场景及意象的选用方面，品味秦国风俗之劲悍。

其曰：“秦俗乐于战斗，视作日用寻常之事。

《小戎》，妇人诗也，而矜言其甲兵之盛，若津津有味者，则男子可知矣。

《无衣》，平日诗也。

而志切于戈矛，意在于同仇、行阵也；而衽席亲之，锋镝也；而寐寤依之，则临敌可知矣。

其风俗之劲悍如是，天下谁复能当其锋者。

”
第四，《秦风》风格的多元化评点。

首先，评《蒹葭》之“高超微婉”。

《蒹葭》产生于功利务实的秦地，出现在多写武事的《秦风》中，显得尤为特别。

正如清代方玉润所说：“此诗在《秦风》中，气味绝不相类。

以好战斗之邦，忽遇高超远举之作，可谓鹤立鸡群。

”明代开始出现了大量对《蒹葭》的艺术评点文字。

清代贺贻孙以极其诗性的语言品评《蒹葭》的玄远朦胧，如曰：“秋水淼茫，已传幽人之神，‘蒹葭’二句又传秋水之神矣。

绘秋水者不能绘百川灌河为何状，但作芦洲荻渚出没霜天烟江之间而已。

所谓伊人，何人也？可思而不可见，可望而不可亲。

目前，意中，脉脉难言，但一望蒹葭，秋波无际，露气水光，空明相击，则以为在水一方而已。

而一方果何在乎？溯洄、溯游而皆不可从也。

虽不可
从，而遥指中央又未尝不在也。

此其人何人哉，‘宛在’二字意想深穆，光景孤澹……与此‘道阻且长’，‘宛在水中央’，皆可意会而不可言求，知其解者并在水一方，亦但付之想象可也。

”其次，评《小戎》《无衣》之“雄声慷慨”。

“雄声慷慨”是《秦风》有别于其他《国风》最显著的特点。

正如《诗学》中所言：“熟玩《秦风》十篇，《蒹葭》而外，皆雄声急调，其声雄故兴也勃焉，其调急故亡也忽焉。

口诵心维自能知之，不必假手歌工已。

”明代欧大任评曰：“今日《车邻》《驷驖》《小戎》《无衣》之诗，观之皆负戈驰马之人，发乎性情，播为音节，彷佛于急笛清笳鞞鼓交作之时，足以励介胄之气，而动旌旗之色，其慷慨激烈之义，十五《国风》惟秦而已。

”阅读《秦风》会产生异于其他地域诗歌的独特审美体验，正如清代顾栋高在《毛诗订诂》中所描述：“今读其诗，羽声慷慨，发尽指冠……气概千载，而下闻其风者，骨为之竦，神为之旺，若作思古刺今解，便奄奄无气力矣。

”最后，评《晨风》《权舆》之“雅正”。

《秦风》虽然慷慨激烈，但有学者认为其风格仍能归于雅正。

如欧大任曰：“(秦人)虽或怒猛，实皆出于性情而不失先王礼义之教……即《晨风》《权舆》之所刺，亦风刺谲谏之正，非他国之诗可及。

”
第五，《秦风》与秦国历史命运的关系。

诗歌意象往往浓缩了民族性格，成为国家命运、历史走向的符号象征。

秦国以武力统一天下，统一后又急速灭亡，后人则通过周、秦诗风对比及《秦风》中的场景描写，解释秦国能够统一天下而又短促的历史命运。

正如崔述所言：“吾读《秦风》而知秦之必并天下也。

吾读《秦风》而知秦并天下之后必不复见三代之盛也。

”
首先，由周、秦不同的诗风，论述周、秦不同的历史命运。

郑玄《诗谱》指出《诗经·二南》是周公、召公封地岐山以南的诗歌，而秦国占有周之故地后，部
分诗歌也创作于岐、丰之地。

周、秦近似相同的地域，却形成平和忠厚、穷武严急两种不同的诗风。

后人便从周、秦不同的诗风，解释两个民族不同的历史命运。

明代杨用修云：“能使秦伯有天下者，是诗也。

而使之不二世而失国，亦是诗也。

夫其严急之风与三代温柔敦厚，抑何远哉？”清代贺贻孙亦云：“《二南》和平之诗久远，帝王之端也。

《秦风》慷慨激昂之诗，一朝富强之兆也，一朝富强不能久远。

”这些学者皆言及《秦风》中威猛壮烈的风格与气力，正是秦国可以虎视诸侯、吞并六国的精神力量，但同时也造成其极速暴亡。

其次，从首篇《车邻》的场景呈现，预见秦国急速覆亡的命运。

“世道兴衰升降之机”在《车邻》。

古人极力比附《车邻》与赵高祸害之间的关联。

明代学者杨用修说：“一国之君，不接群臣，壅蔽已甚，又不使他人，而使寺人传令焉，蔽益甚矣，其初已如此……终于亡秦，寺人之祸也，圣人录此以冠《秦风》，垂戒深矣。

”清代崔述《读风偶识》中也说：“吾读诗至《秦风·车邻》之篇，而不禁喟然三叹也。

曰：‘嗟乎，赵高之祸其萌于此矣。

’”除此，元代许谦又详细地比附《车邻》篇与秦始皇穷奢极欲间的历史关联，曰：“并坐鼓瑟鼓簧，君臣之际，礼仪等威，犹未能辨，盖其习于夷狄之常也，故见寺人之令则惊异而夸之矣……至于始皇穷奢极欲，宫观相属，钟鼓充之，其渐盖始于此，而其尊君卑臣，亢抑太甚，遂使上下之情不通而致败。

”
第六，《秦风》诗次编排背后的诗教思想。

古人极力揣摩《秦风》诗次编排背后的圣人垂教之深意。

《读风偶识》曰：“以《车邻》始，以《权舆》终，或亦有深意存焉乎？”清儒刘始兴《诗益》中有《诗次问》一篇，专论从《车邻》到《权舆》编排背后的内在逻辑与诗教思想。

正如从《车邻》能预见秦国之败亡，古人也探究其置于篇首的圣意。

方苞曰：“孔子编《秦风》，不首《小戎》《蒹
葭》，而首《车邻》《驷驖》，所以志其本俗为后鉴也。

”[16]卷三，11b沈守正曰：“夫子删书而以《秦誓》殿，知代周者秦也，删《秦风》而以寺人之令冠，知亡秦者寺人也。

”[17]卷四，26a-26b陆次云《尚论持平》中有“寺人之令”条，曰：“从来亡国之机，既伏于开国制度之内。

如《秦风》未见君子，寺人之令之诗是也。

……圣人录冠《秦风》，似先见胡亥扶苏之变，意甚深长。

”[18]卷一，35a虽然清儒陈启源、胡承珙等极力批判此种借端发议的研究风气，但我们仍需承认比附思维在传统《秦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第七，《秦风》编入《诗经》的缘由。

秦国的诗歌为何能被编入《诗经》文本，前人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认为国大将兴故而有诗。

持此观点者乃是孔颖达。

邾、滕、纪、莒等小国的诗歌，《诗经》蔑而不录，而录秦仲附庸之风者，孔颖达解释：“言秦仲国大将兴，是其土地广宽，虽未得爵命，而大于邾、莒，诗者缘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诗也。

且秦于襄公之后，国大而录其诗，因秦仲先已有诗，故并录之耳。

”[1]782其次，认为圣人编诗有深意。

圣人预知秦将代周，故而将《秦风》编入。

《读风偶识》言：“晋霸既衰，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势，此古今升降之原，或编诗者预知之而列之于此。

”[9]76最后，有学者认为《秦风》入诗，并无深义。

郑樵主张得诗则录，不得诗则不录，如曰“大抵得其乡声则存，不得其声则不存也。

周之列国，如滕、薛，如许、蔡，如邾、莒等国，夫岂无诗，但鲁人不识其音则不得其详。

”[19]卷三，19b
二、20世纪以来的《诗经·秦风》研究
(一)《秦风》文学中心地位的确立
进入20世纪，《毛序》的经学权威被彻底瓦解，传统研究中的欣赏派从边缘走向中心，突出表现在《蒹葭》地位和意义的凸显，并确立了恋爱主题。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郭沫若较早对《蒹葭》进行了现代翻译，并确立爱情说，后有学者提出异议，如朱岩发表《诗经·秦风·蒹葭诗之商讨》一文，认为郭沫若、曹聚仁等学者的爱情主题，源于误释“伊人”为女性的代称，而“伊人”实指“是人也”[20]。

但《蒹葭》爱情说最终成为主流，并兴起《蒹葭》文学鉴赏的研究热潮，表1所列论文数量能反映这一趋势。

据不完全统计，进入21世纪后，研究《蒹葭》的论文数量才有减少趋势，取而代之，是总论《秦风》的文章增多。

除了大量欣赏性文字，也有对《蒹葭》研究史的梳理，如赵长征的《“伊人”是谁？——说〈诗经·蒹葭〉》[21]，也有从早期传说阐释《蒹葭》篇的形成，如赵逵夫认为此诗反映了牛郎织女传说早期流传中的状态[22]。

表1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秦风》各篇研究的大致论文数量
(二)现代学术对传统《秦风》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虽然对《秦风》基本性质的认定发生了变化，但考察所发表论文，古今研究主题多一以贯之，如《秦风》年代地域的新考辨，《秦风》的文化、风俗研究及
《秦风》艺术评点等上文所列举的前四个方面内容。

但除此以外，今人仍以科学实证的态度，摒弃传统研究的主观价值审判与道德训教成分，如《秦风》所表征的秦国历史命运、《秦风》编次与圣人垂教、《秦风》入《诗》缘由等上文所列举的后三个方面内容，因其富含强烈的主观性，而未能进入现代学术视野。

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之间，《秦风》研究的论著数量非常少，20世纪80年代后进入繁荣，其研究主题可归为以下四类。

第一，《秦风》年代、地域的新考论。

今人以传统研究成果为基础，借助新证据，继续对《秦风》作品进行时空定位。

主要学者有韩高年、马银琴、邵炳军、魏耕原等。

韩高年在《〈秦风〉秦人居陇诗篇考论》中，推论秦襄公及以前创作的诗歌，如《终南》《车邻》《驷驖》《小戎》《蒹葭》形成于居陇时期，此时秦公虽已经受封为诸侯，但还未进入关中之地。

襄公以后的诗歌，如《渭阳》《晨风》《权舆》，形成于岐、丰西周故地[23]。

但秦国10首诗歌的断代，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仍有分歧，主要集中在《车邻》与《终南》两篇。

马银琴根据《毛序》，认为《车邻》产生于秦仲时期，其立论基于诗篇的语言风格，如曰：“诗中‘鼓瑟’‘鼓簧’之语，常见于《鹿鸣》《常棣》，‘未见君子’‘既见君子’亦从西周末年起成为诗中习语，而‘今者不乐，逝者其耋’句，则又与《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相近。

综上所云，《车邻》之作，应如《毛序》所云，在秦仲之世。

”[24]而韩高年、邵炳军等主张《车邻》形成于襄公被立为诸侯以后，并从诗歌氛围推断此篇只能产生于秦君被立为诸侯以后，如曰“又别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欢娱气氛，反映出秦君身上兼存‘君’之威严与‘人’之情感”[23，25]。

《终南》篇，马银琴依《史记》史事认定为秦文公时期的作品，而邵炳军推测当作于
秦襄公八年(前770年)至十二年(前766年)之间[25]。

其他篇目的年代断定，多依《毛序》，争议较小，但仍在传统研究基础上补以出土文献等新证据。

《驷鐵》中有“游于北园，四马既闲”句，邵炳军提出：此处的北园是考古发现的秦公陵园，1976年陕西省博物馆雍城考古队在凤翔县南古村发掘的秦公陵园，其地址正好位于秦都雍城南十五华里之古三畤原上。

据考证，此秦公陵园即秦国著名的风景区“北园”，是周平王命秦襄公为诸侯后所建之北园，与西畤为同一地。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本纪》记载，秦襄公八年(前770年)“初立西畤”，既然周平王命秦襄公为诸侯后所建之北园与西畤同为一地，两者自然同为襄公八年时所建。

与秦襄公事迹相符的“石鼓诗”是襄公被册封为诸侯后作西畤时产生的，而《驷鐵》与石鼓文在情调风格、遣词造句等方面类似，二者应为同一时期的作品[25]。

第二，《秦风》与秦文化的新研究。

从《秦风》中提炼出秦民族尚武的文化特点，这是传统研究反复论说的命题，对于尚武风格的形成，班固主要从地域角度进行解释。

当代有学者试图从民族心理分析尚武风格，如郝桂敏认为秦民族发展壮大过程中所形成的功利之心助长了尚武精神[26]。

还有学者从诗歌内容、精神风貌等角度全方位分析尚武精神，如张连举认为《秦风》中尚武精神体现在：秦人对武器装备的武力炫耀,秦人武威张扬的精神风貌，秦人对军事训练的武艺欣赏[27]。

除主流的的尚武研究外，还有学者研究《秦风》中所反映的秦国婚恋文化[28]、秦人生死价值观[29]等。

第三，《秦风》与周、秦或周礼、戎俗之间的文化冲突。

周、秦文化之间的冲突及优劣定位，是由《毛序》所开创。

古代学者多通过《蒹葭》阐释此种文化立场。

今人则多从《黄鸟》篇讨论周、秦文化间的冲突，如王鑫磊认为《黄鸟》
表现了周、秦两种文化在“从死”问题上的紧张与冲突，秦国从死风俗源自殷商浓烈的人殉习气，而《黄鸟》作者乃是深受周文化影响的西周遗民，他在表达哀三良的悲愤时，同时表达对周文化传统的坚守[30]。

除了从具体篇目考察文化冲突，王学军整理了《秦风》作品中所体现的具体周礼与秦俗。

其中周礼有：车舆之制、大田之礼、锡命之礼、赠宾之礼；其中戎俗有：少宫室乏积聚、稀闻华夏之乐、高大气力尚武善战、殉葬从死[31]。

刘丽则从燕礼、田狩礼、宾礼、饮食礼等方面分析《秦风》中所体现的西周礼乐文化[32]。

第四，《秦风》的学术史研究。

21世纪以来，《秦风》的学术史研究成为重要且有待进一步深入的领域。

有研究明代《诗经·蒹葭》篇的诠释史，如杨晋龙通过归纳明代学者诠释《秦风·蒹葭》的诗旨变化，以观察明代《诗经》学的发展变化[33]；有结合出土文献研究《秦风》或秦国文学者，如晁福林[34]、倪晋波[35]等；有对《秦风》域外残卷的整理，如王晓平[36]、石立善[37]；也有对《秦风》经学体系的研究，如李霖的《〈秦风·渭阳〉的经学建构》[38]，等等。

三、结论
罗列古今《秦风》学术成果，既能够了解《秦风》研究史概貌，又为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指明方向。

第一，传统《秦风》研究，成果丰硕，惜其蕴藏于注疏文本内部。

20世纪初新旧学术话语转型，受疑古与西学冲击，整个20世纪对传统研究成果的继承都显得较为薄弱。

但进入21世纪后，学界逐步回归传统，考辨《秦风》年代与地域、梳理《秦风》学术史时，都更注重继承《毛序》及古代学者的论断。

第二，20世纪，文化学、民俗学及审美视角下的《秦风》研究成为主流。

今人虽然摒弃传统研究中的价值审判与道德训教立场，但很难走出古人所确立的学术范式，继续从周礼、秦俗两个维度展开《秦风》的文化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至今仍呈现出单一、固定而又难以开拓的困境。

第三，21世纪后，学界逐渐从文化、审美转向《秦风》文本及学术史的研究。

如出土文献与《秦风》研究、《秦风》的学术史梳理及其与《诗经》学的关系、《毛诗·秦风》经学体系研究等。

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秦风》指明了新的方向。

而学术史视角下的《秦风》研究，仍有待系统化、全面化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