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与经济原则

第３５卷第２期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Ｖｏｌ．３５Ｎｏ．２
２０１５年３月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ＦｏｒｕｍｏｆＮａｎｄ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ａｒ．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０６
作者简介：陈勇勤（１９５７—　），四川省宣汉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等。

“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与经济原则
陈勇勤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经济是产业和政策；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益最大化是用数学求解经济学问题的一种方法；市场出清是供求的理性状态；效率是生产的客观要求。

斯密给出道德自律下的道德人，边沁给出法律他律下的守法人，一个经济人必须是道德人＋守法人＋经济人。

凡勃伦说的“制度”近似于意识形态，诺斯说的“制度”是个较完善的概念（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道德＋守法）。

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能回避它；意识形态的自主性是现实的，但又是有限的。

哲学上看，最优化问题展示出辩证法。

概率和数学规划一同出现在非均衡模型，可认为这是自然组合。

效率必须与收益相结合才有统计意义。

文化与制度变迁需要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利益最大化；市场出清；效率中图分类号：Ｆ０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６３２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０４－０９ 经济由人、物质和制度三个经济变量构成，制度是经济的一个构成因子。

根据诺斯的观点，制度由国家、产权和意识形态三个制度变量构成，则意识形态是制度的一个构成因子。

经济原则主要指利益最大化、市场出清和效率三个重要原则。

我们的讨论就围绕着这几个问题展开。

一、经济是产业和政策
经济首先是人为生存而做出的一种活动，即通常所说的经济活动。

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产品，产品需要通过使用工具的生产过程才能得到，产品和工具都是物质。

生产是人和物质的合力形态，产品是人对物质的使用。

一定数量的人组合成一定的人力，一定数量的物质组合成一定的物力，由一定的人力和一定的物力合成一定的生产力。

一定的生产力和一定的产品构成一个生产实体。

ｎ个生产实体的集合又称为产业。

人力的组合是通过规则来实现，物力的组合是通过自然规律来实现。

由两者综合得到，人力和物力的合成是通过自然规律和规则来实现。

譬如车工和产品，生产过程中工件的合理转数，吃刀
的合理深度，走刀的合理速度，这是自然规律；按照图纸的要求生产出合格产品，这是规则。

产业的存在，基本规律是社会经济的生产环节上和交换环节上以产品供给满足产品需求，约
束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分配环节上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合理的收入分配。

实现供求均衡，优化资源配置，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都需要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

因此也可以认为，在宏观经济领域，经济就是产业和政策
［１］１。

二、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
群体的人构成了社会，把人所从事的一项社会活动比喻为参加某个游戏，那么社会活动必须遵从的规则也就可以看作“社会的游戏规则”。

显然，社会的游戏规则是用来约束人的行为。

如果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社会将处于一个无秩序的状态。

换言之，针对人的行为，才有社会的游戏规则。

从“政治经济学的故乡”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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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学
的发展历程来看，英国经济学和法国经济学的方法论都是现实主义的，并包含功利主义的哲学成分，而德国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历史主义的，并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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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规律的哲学的功利主义［３］２１０。

历史主义强调民族性和国家，这明显地出现在李斯特论著的字里行间：“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

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国家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

”［４］１２８“作为我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

”［４］９７用罗雪尔的话说，“一种经济思想不能适合每一个国家人民的不同种类的欲望”［５］３２８。

希尔德布兰德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伦理，而不是利己心。

克尼斯认为，经济学是伦理的，经济关系要考虑宗教因素。

他的一本书就名为《现代的国民经济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伦理的宗教的立场》。

与前辈相比，德国新历史学派更强调伦理、道德因素的作用。

实在的伦理、道德从来都不会脱离地点、时间、国民性等先决条件而独自生成，这就是“环境的力量”，“思想的环境”和“生活的环境”总是同一的［３］２０７，因此施莫勒说，“经济学必须要有历史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到历史的过程中去探求”［６］２８１，其实质是“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７］２４２。

上述人物的说教中无疑包含着“民族主义的经济目的”，也是“反世界主义心理”使然；“民族国家”要以“民族强国”维系“民族生存”，“国家的责任是唤醒民族的自豪感……政府必须发展需要的民族内容。

明智的经济政策……它凭借加强公民的民族力量感”，如“民族货币标志着民族的约束力和力量”，“信用”是“民族的因素，民族信用是一种能够推动民族资本创造性的力量”；同时，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对国产货物的爱好必须深入公民的头脑中”，“发展民族的力量”［３］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５。

在西欧的历史上，这一诉求也是所谓“经济思想中的德国浪漫主义”。

其背景，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２］１８。

民族主义并非不合理，它由“经济环境的差别”所造成［３］２２６。

但狭隘的民族主义却是“自由世界主义”的对立面的一个极端，何况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也不能一股脑地加以排斥［３］２２３，２４１。

经济学从“英国人的科学”转化为“非英国”的科学，后者除特色鲜明的法国经济学和德国经济学外，比较显著的还有美国经济学。

相应存在的是英国学派、法国学派、德国学派和美国学派。

“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具有压倒一切的英国的性质，部分地可以用英国居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先地位来解释。

因此，一旦英国不再是唯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时，英国经济思想的相对优越性就要下降，这是不足为怪的。

同样，在美国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时，它提出新理论的活动也大为增加，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３］４０８凯里创建的“民族主义学派”尤其欣赏德国的民族主义，为美国人由学习英法经济学转向学习德国经济学起了先导作用。

早期的美国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德国的历史学派影响而产生的”，来自“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是显然的”［３］４１２，４１７－４１８。

将历史主义变种为制度主义的第一人是凡勃伦，关注“人类动机”决定了他必然又关注定义为“行为的准则”的制度。

从这时开始，美国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制度主义的，而且“在美国的理论界确实出现了一个制度主义学派”［３］４４５。

正如罗尔所说，经济学以创新姿态引入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凡勃伦的制度主义是建立在可以成为一般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凡勃伦式的制度是宗教的、唯美主义的、文艺的以及其他观念的复合体”［３］４３７－４３８。

尽管认为“凡勃伦式影响的结果是不容置疑的”，即“美国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也许就在于这门学科的统计和描述部分。

这些贡献是来自各大学，而更主要是来自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那是美国经济思想的最显著特征”，或者说“凡勃伦的主要遗产是侧重在统计研究方面”；但是，“凡勃伦的作品几乎都是理论性的……使得‘制度主义者’的论据和历史学派的混淆不清”，即便“不会否定事实统计研究的重要性”，也必须认清“没有理论指导而只是一味地收集资料，任何科学也不会有值得称道的成就”［３］４４５－４４６。

凡勃伦以历史学派研究方法为基础，吸收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的内容，给出一个进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

他认为，用“理性”根本无法解释人的行为，典型的如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不能仅凭这一点就简单地分析价格、均衡等纯粹的经济术语，需要联系一个社会与经济因素相关的那些非经济因素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

在这里，把“非经济因素”统称为“制度”，相当于每一个非经济因素都是“制度”这个集合的子集。

事实上，“习惯和传统、争强好胜和炫耀、情感和迷信的无理性组成了消费的主要动机”，即“个人的行为不仅被他和同一团体中其他人的惯常关系所妨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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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这些关系同样也是制度的特点，会随着不同的制度背景而变化。

需求和欲望、目的和目标、方法和手段、丰裕程度和个人行为倾向，都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整体不稳定特征的制度变量的函数”［８］３９。

用数学语言说，经济行为的函数ｆ并非一元函数ｆ（ｕ），而是多元函数ｆ（ｕ，ｖ，ｗ，…），令一元函数对应单值函数，多元函数对应多值函数，则“理性行为者”的假设相当于把多值函数化简为单值函数，方程有解，但解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因为它只是若干解之一。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在表层是“探讨作为现代生活中一个经济因素的有闲阶级的地位和价值”，在深层“给以相当的注意”的则是“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演进，还有一般不列入经济学范围内的一些社会生活特征”［９］９。

因此，凡勃伦给书名又加上一个副标题“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在凡勃伦看来，社会进化相伴制度变迁：“人类在社会的生活，正如其他物种的生活一样，是一场生存的斗争，也因此是一个选择性适应的过程。

社会结构的进化曾是一个制度的自然选择过程。

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已有的和正在取得的进展，可以概括地视作建立在最合适的思维习惯上的一种自然选择，和个人对环境的强制性适应的一个过程。

且这种环境曾随着社会的成长和人类生活其下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

制度本身不仅仅是一个选择性和适应性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形塑了精神态度和性向的各种现行或主要的形态，同时制度还是人类生活和人类关系的特别方式。

因此，其本身也转而成为选择的有效因素。

”［９］１４０凡勃伦说的“制度”，按他给出的定义是思想习惯，即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

这相当于希克斯说的“习俗”，它对应“指令”，不过在两者之外希克斯又给出“第三种”即“重商主义”，“它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但并非无政府主义的”［１０］１５－１６，３２。

要进一步说明，为避免概念混乱，我们先假设：正式规则＝正规约束，非正式规则＝非正规约束＝意识形态。

那么，根据这个假设可以认为：
凡勃伦说的“制度”近似于意识形态（非正式规则、非正规约束）
当然，谁都不会否认制度主义包含显性成分（正式规则）和隐性成分（非正式规则），而凡勃伦之所以强调后者，大概是提醒人们不要忽略了它蕴含着巨大能量。

斯密１７６２年的《道德情操论》给出道德自律下的道德人，希望自利和利他亦即经济人和道德人能够达到统一。

边沁１７８９年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把法律改革的理论基础放在道德哲学上，给出法律他律下的守法人，希望私利和不侵犯他人的利益亦即经济人和守法人能够达到统一。

可见，前辈学者早已对单纯的经济人敲响了警钟，一个经济人必须是：
道德人＋守法人＋经济人
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功利主义。

经济人是功利的，道德人和守法人是现实的，一个人要在群体中生存就必须道德和守法。

１８世纪上半叶孟德维尔以“私利”形塑的经济人，实际上是“有限理性”的，私利原本是理性的，而“存在的只有私利”却是非理性的。

因为“存在的只有私利”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非理性主义的［１１］２。

“双方都只顾自己。

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

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２］２０４－２０５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一个人人唯利是图、个个冷血动物的社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１２］７１。

道德和守法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是理性主义的，虽然有“简单化倾向”的理性主义之嫌［１１］７。

假设，理性＝合理行为，非理性＝不合理行为。

那么在这里，现实主义意味着后天人为设计的必要存在，体现出理性；实用主义意味着先天的必然存在被后天刻意强化，体现出非理性。

因此，现实主义≠实用主义。

埃奇沃斯的《数理心理学》和西奇威克的《伦理学方法》“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高峰”［１３］２７。

理性的行为让先进民族的商业具备一个诚实的习惯，即商业道德。

正如马歇尔说的，“近代的贸易方法一方面包含信任他人的习惯，另一方面包含抵抗欺诈行为的引诱的力量，这两点在落后民族之中是不存在的”［１３］３０。

熊彼特在研究经济分析的历史时，把心理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相关学科，还特别谈到其中的两个分支———行为主义和社会心理学。

行为主义的方法是，用“刺激—反应”的公式来描述可以客观观察和测量的行为。

社会心理学的观察对象是集团心理、民族心理等，重点研究“个人之间、集团之间以及个人与集团间相互影响的现象，还有集团精神对于在其影响下的个人所起的陶铸作用”［１４］７０－７３，即意识的整体性。

实际上，效用价值论最初也是借用了心理学，商品的效用或欲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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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无非是个心理问题。

但进化到边际效用论，微积分就用实在物质的变量取代了心理的引致变量。

这样一来，使用边际分析方法的经济学显然已经将心理学排斥了出去。

至少在凯恩斯的研究框架中，心理因素又出现在英国经济学中。

“预期”是典型的心理活动，譬如：经营决策所依赖的厂商预期，它包括价格预期（短期预期）和未来收益预期（长期预期）；社会消费心理，它影响到边际消费倾向；收益预期，它影响到资本边际效率［１５］４３－４４，１０６，１２３。

当“所有的人基本上都在合理预期和适应性预期之间徘徊”时［１６］３７，卢卡斯等人的研究推进了穆斯的“合理预期”假设，更多地使用了经济计量和数学方法并给出合理预期模型。

对此，卢卡斯曾以菲利普斯研究成果为例谈到，不能满足于“知道他是从哪里着手的”，“问题在于如何运用现代数学理论把这个问题继续深入下去”［１６］３３。

回到美国经济学，它“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和制度主义的成功有很大关系”［１４］１７０－１７１。

经艾尔斯发展的制度主义被称为“凡勃伦—艾尔斯传统”，新制度主义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形成了美国经济学的新制度学派。

“美国制度主义者的作品是解释的模式，这种模式既不是先验论、因袭主义、操作主义、工具主义、描述主义，也不是证伪主义，它是人们所称的模型化方法。

”［１７］１３９还有一点应注意到，“美国人是‘生而自由’的……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自由是消极的———它信奉的就是个人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１８］３３９。

诺斯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１９］２１９－２２０简言之，诺斯说的“制度”指既定规则、守法程序和伦理道德。

与凡勃伦说的“制度”相比，诺斯说的“制度”是个较完善的概念：（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道德＋守法）
其中，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似乎又是诺斯说的“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

此外，上述大和式包含的那个小和式“道德＋守法”，正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道德人＋守法人＋经济人”———必不可少的两个构成因子。

大和式给出的“较完善”的制度概念，在马克思《资本论》一个注释的引文中刚好有类似的表述：“人类……正在升入天才创造的至高领域，进入宗教的最深奥的境界，建立救世的道德准则，制定保护自由和权力、顺从和正义、义务和人道的法律。

”［２］５１５制度主义的“制度”，通常不涉及社会制度，所涉及的是经济制度、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

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制度，“凡勃伦和凡勃伦学派对社会制度所下的定义用的是理想主义的语言”［３］４３７。

经济制度很重要的一点是历史的作用［３］３０８。

国家给定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基本上等同国家制度，经济制度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

产权属于法律制度，它认定私人所拥有的财富。

意识形态支配人的思想，掌控人的行为。

正式规则主要是法律规范，非正式规则主要是伦理道德规范。

三、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意识形态的含义，埃尔斯特有一个很恰当的看法：“意识形态乃是一些难以捉摸的实体……信念是不可观察的：它们必须间接地得到认同。

考察人的信念就已经干预了他们，因为我们所寻求的东西乃是一种自发的、非反思的信念，并相信某物不是一个单一的简单的程式……人们可能相信他们具有一定的信念，但又会发现他们并不愿意按照它们来行动。

不过，信念不能简单地根据行动来推断，它不足以根据行动来确定。

总之，人们可能根据他们想要坚信的信念来行动，而不是根据那些他们实际上拥有的信念来行动。

由于这些及其他一些原因，意识形态的研究充满了危险和困难。

”［２０］４３６
诺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变迁的三个基石之一，说明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于是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也就凸显出来。

意识形态指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因此意识形态也被看作一种行为方式。

伦理道德是公认的行为规则，遵从这个行为规则也就意味着把这个行为规则当作一种信仰，而“遵从”又表现为行为方式完全是从行为规则转化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诺斯说的“意识形态”并非通常说的“意识形态”，它既不是信仰体系，也不是行为方式，而是公认的行为规则，也就是伦理道德。

如诺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对行为的约束，“约束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形态观念”，“有效的意识形态约束……约束行为”［１９］４６，１９０。

另外，诺斯又让意识形态相当于价值判断。

如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理解”［１９］７，２２８，“人们对现存习俗、规则和制度正确与否的不同认识”需要意识形态［１９］１３，因为“对现实的理解”就是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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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道德来判断现实；“意识形态是与对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相连的”［１９］２２９；“伦理和道德的评判……是一个意识形态构成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１９］５５；“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

这种情形明显意味着……在相互对立的理性和意识形态中选择。

对收入分配的‘恰当’评价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５３－５４。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们不妨把意识形态区分为狭义的和宽泛的两种形式。

狭义的意识形态指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观念地反映在”宗教中，或“宗教反映”的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２］９７。

宽泛的意识形态指观念上的看法、见解、学说和论战，如“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２］１６－１８，如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２］８７６。

不难看出，狭义的意识形态从它以宗教信仰来定位的角度说相当于通常说的“意识形态”的子集，但并非这个集合本身，是以宗教为主要表现的意识形态，而宽泛的意识形态则相当于价值判断，是以非宗教为主要表现的意识形态；那么，诺斯说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袭了马克思给意识形态的定义。

区别仅在，诺斯给出的狭义的意识形态是以伦理道德为主要表现的意识形态，而伦理道德在非宗教范畴。

既然诺斯认为意识形态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１９］２２１，在宗教功能只在信奉者范围内的前提下，以伦理道德观念取代非伦理道德观念就超越了宗教功能的局限性并上升到首选位置。

因为不可能要求人人都信教，但可以要求人人都具有伦理道德。

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有不足之处，因此，“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相比，意识形态的理论更需要微观基础”［２０］４３７。

请注意，意识形态理论并不等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观念是如何产生的，或如何植根于持有它们的那些人的心中的”［２０］４４９。

“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能回避它”［１９］５３，６１。

同时也要认清，“意识形态的自主性是现实的，但又是有限的”；“如果意识形态是非自主的，宗教的必然性就不可能被接受”［２０］４４６，４５３。

第一，“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

第二，“有悖于人们理性的持续的变化或影响人们幸福的根本性变化，将迫使人们改变其意识形态”。

第三，“现实的经济变化的发生……是因为不断演变的意识形态观念使得个人和集体对自身地位的公平性产生相互对立的观点，并使他们按照这些观点而行动”［１９］５８，５４，６４。

英国产业革命引发工业化的社会变革，法国革命的政治改革，今天如果反思，其最大作用也许是“在人们的思想中起了影响”。

毕竟，“从经济和政治的方面看，英国代表一种理想的结构”［３］２１２。

“意识形态不同于道德”［１９］２２９，这实际上是指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一面要和其伦理道德一面区分开。

第一，“当一个领域的个体具有共识时，一致的意识形态就会出现，而歧义的意识形态源于对现实感知的差异和矛盾。

因而，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有着一致意识形态的可行的制度随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会变得不可行，因而，考虑到检测和惩罚违法的费用，规则必须形式化，服从程序也必须进一步发展”。

第二，“从职业分工中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变化强化了从民族（地域）差异中产生的各异的意识形态”。

第三，“意识形态的差异首先从与环境做斗争的不同地域的组织的经历中体现出来，继而渗入不同的语言、宗教、习俗和传统，进而它们构成现存国家内部和国家间财富与收入分配中的冲突的另一个基础”［１９］２２９，２３３。

意识形态斗争的最终结果有可能决定了经济形势的发展状况。

譬如１９世纪初期，“德国经济形势的落后发展说明在别的地方早经决定了胜负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里却迟缓地出现，而且时常是变了形的”［３］２０７。

“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因为“当个人深信习俗、规则和法律是正当的时候，他们也会服从于它们”［１９］１２。

“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结构与变迁理论一定要与意识形态理论相结合。

”［１９］１９“为解决搭便车难题，需要构造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１９］３３，５９。

由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尽管有一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着相当的可变性”；所以，“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１９］５１。

“正是宪法与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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