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新闻机构对大众文化普及的推动——以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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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BAN SHIHUA │出版史话
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2020年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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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
新闻机构对大众文化普及的推动
——以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为例
□文│王 莹
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真正面临危机的特殊时期,充分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争取抗日救亡的最后胜利,是当时全国人民最大的共识,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全民空前团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当时抗日战争后方的桂林,群集了一系列以抗日统一战线为导向、以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战为宗旨的新闻出版机构。
在桂林的这些新闻出版机构中,救亡日报社和国际新闻社无疑是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两者与另一从事文学出版的文化供应社一起,被时人称为“桂林三大进步媒体”。
[2]在抗战时期的新闻出版工作中,以救亡日报社和国际新闻社为代表的桂林新闻出版机构,尽可能发挥人民抗战的力量,充分利用新闻出版阵地,大力推动大众文化普及,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思想基础。
一、两机构新闻出版活动的实践考察
救亡日报社是直接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进步新闻出版机构,其主办的《救亡日报》创办于抗战时期的上海,积极投身于宣扬全民抗战以救亡图存的思想,始终秉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辗转从上海迁到广州,再从
广州西迁桂林,1939年于桂林复刊,继续大力从事抗日救亡、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思想宣传,充分发挥了自身作为新闻出版机构的作用,积极报道国内外抗战消息,从事各种有关抗日新闻和人物事迹等文化出版活动,不仅起到了宣传和教育人民奋起抗战的作用,而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大力推动大众文化普及活动,为抗战思想的广泛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3]
与救亡日报社类似,国际新闻社同样属于成立于抗战时期的新闻机构。
1938年,为了满足国际对于最新战地新闻的需求,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范长江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会员为骨干,在武汉成立了国际新闻社。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国际新闻社由武汉迁到长沙,继而迁到桂林,并于1938年11月成立国际新闻社总社,成为当时群集桂林的众多新闻媒体中的一员。
国际新闻社在国统区和海外华人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即使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当局禁止活动,但其香港分社依然通过全国各地的通讯员收集各种新闻稿件,并向海外华文报刊供稿。
[4]国际新闻社在宣扬抗战思想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及时发出第一手战地消息,对大众文化普及同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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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及大众文化的使命承担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综合国力的孱弱从而产生的日本战争能力的巨大优势。
[5]中国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和重要表现之一,则是国民极低的平均文化程度。
通过大众文化普及提升国民平均文化水平,是当时以新闻出版业为典型代表的文化机构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1.国民极低的平均文化程度阻碍了革命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日益恶化和社会秩序的动荡而导致人民苦难的不断加深,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指导下对底层民众不懈的革命宣传,已经有部分民众觉醒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由于文化程度低下,新加入革命队伍的普通民众难以掌握革命知识和技能,影响其应有的能力发挥。
另外,革命必要的各种组织人才和专业人才缺乏,不能充分发挥革命团队分工合作的优势,大大限制了人民力量可能发挥的上限。
因此,要有效整合革命队伍中的人民力量,必须改变大众文化程度低下的不利状况。
2.全民抗战对大众文化普及的现实需要良好的党群关系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困难、最终取得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革命最
终胜利的重要条件。
[6]
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革命力量,发动全民族抗战,是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
大众文化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实现群众对于抗战相关的理论以及时事信息的广泛获取,从而消除普通民众因为信息不对称可能产生的对党的抗战事业不信任和不支持等各种形式的误会,为良好党群关系的实现奠定必要的信息基础。
三、大众文化普及的体现向度
以救亡日报社和国际新闻社为代表的新闻机构积极利用各种形式和条件,在进行抗战相关报道的
过程中大力推动大众文化普及。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1.报道形式的通俗化
大众能够读懂相关报道是大众文化普及的前提,为了保证相关表达方式对于普通大众的可读性,新闻机构普遍采用报道形式通俗化的方式,提高相关报道表达方式对于普通大众的亲和性。
《救亡日报》在改版后新开辟了一系列专门针对普通民众的通俗化专栏,如《草地》 《十字街》等。
[7]国际新闻社为了尽可能扩大读者的覆盖面,采用多种形式发稿。
如专门针对国外的英文版本《远东通讯》,针对海外华侨的《祖国通讯》和《国新通讯》,针对国内不同类型读者的《国际新闻通讯》、特约专电和普发到海内外的特约专稿,以及专门针对桂林本市的稿件等。
[8]
为了充分满足普通民众获得准确及时的抗战相关信息的需求,《救亡日报》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各种生动活泼、短小精悍的文章,激发各阶层人士的抗战热情。
国际新闻社对于多数战地新闻的发稿,除了少数采访评论专稿,也尽可能采用生动和简短的表达方式,以较小的篇幅客观准确地报道抗战相关时事。
2.新闻内容的大众化
新闻内容的大众化意味着抗战时期新闻出版机构开始更多地从大众需求的角度对报道内容进行安排,从而使报道更多地聚焦于大众关心的战地新闻和时事新闻的报道上,提升新闻出版内容对于大众的吸引力,推动大众文化普及目标的实现。
抗战期间,国际新闻社大批青年骨干活跃在战地前线,范长江专门对战地通讯员进行了相关培训,使其能够尽可能提供及时准确的前线实地采访报道。
充足的前线实地采访报道不仅为国际新闻社赢得了海内外报刊的青睐,而且为大众文化普及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料来源。
[9]为了尽可能普及全民
抗日的思想,救亡日报社在新闻报道中始终聚焦群众关注的各种时事,还在特殊时间节点如七七抗战纪念日、“双十节”以及报纸创刊纪念日等出版专刊,不仅发表国民党重要人物的题词、文章,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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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两周年时重新刊登孙科“屈服必遭宰割,抗战乃能救亡”的题词,更及时发表共产党人对抗战理论、主张、方针和政策的文章,如在“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日专刊上登载周恩来的《“七七”二周年总结》。
[10]
3.队伍建设的群众化
新闻出版机构促进大众文化普及的前提,是拥有一支能够真正理解并且愿意为人民群众提供相关文化资源的队伍。
两家新闻出版机构清醒地意识到新闻出版队伍群众化对于大众文化普及的重要性,并结合自身情况采取了相应的队伍建设措施。
国新社通讯队伍建设的大众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建立以“青记”成员为骨干的大众化战地采访网络,深入前线普通民众中间,获得第一手的战地新闻。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通讯员队伍贯彻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导向,国际新闻社通过包括座谈会、报告会、读书会在内的多种形式进行学习,在思想上明确了必须贯彻党的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立场。
救亡
日报社的新闻出版队伍群众化路线,主要依靠大众力量的办报方式予以实现。
救亡日报社所有来稿一律不付稿酬,保证来稿内容符合大众利益而不是为私利服务,吸引了包括艾青、林林、司马文森等著名作家无偿投了大量反映普通民众利益的稿件,将报社经营为团结社会大众的重要阵地,使《救亡日报》在大众中获得了良好的舆论支持,为报社大众文化普及提供了稳定的群众基础。
四、结语
抗战时期的新闻出版机构在进行抗战宣传过程中具有鲜明的大众文化普及向度的特征。
对抗战时期以桂林两大进步媒体抗日救亡社和国际新闻社为代表的新闻出版的大众文化普及向度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有利于人们认识到抗战时期新闻出版对于大众文化普及的贡献,以及大众文化普及对于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
注释:
[1]程中原.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J]. 学术动态(北京), 2005(25)[2]佘爱春.文化供应社与抗战时期的文学出版[J]. 南方文坛, 2018(3)[3]杨小川.《救亡日报》介绍[J]. 抗日战争研究, 1994(2)[4]夏衍.《国际新闻社回忆》序[J]. 新闻记者, 1987(9)[5]蒋伟国.侵华日军祸书录[J]. 民国档案, 1997(3)
[6]中共天津市委党校课题组, 张莙, 杨彧.中国共产党处理党群关系的经验及其启示[J]. 红旗文稿, 2006(11)[7]靳书君.战时桂林版《救亡日报》“中国化”话语的文化方向[J].社会科学家,2016(7)[8]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国际新闻社回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9]杨晓佼.抗战时期国际新闻社在桂林的新闻活动[J]. 新闻与写作, 2012(1)
[10]莫桂烈.抗战时期桂林《救亡日报》的舆论宣传特色及其启示[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 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