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_姜勇

浅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姜勇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思维方式是指人们用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围世界的一种思维习惯。

心理学将思维定义为借助语言、表象或动作实现的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认识，具体地说就是人们在头脑中运用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经验，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和概括的高级元认知过程。

人类通过思维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联系，从而形成概念和解决遇到的问题。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区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较为固定的元认知模式，反映了处在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和群体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的认知特性。

尽管人类的思维方式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并发展，但在心理学框架内对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却始于上个世纪。

心理学家荣格的“人格类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的思维特性。

荣格的人格类型包括内倾与外倾，从功能上又可以组合成８种，分别为内外倾的感觉、直觉、思维和情感型。

荣格的理论成为后来西方心理学家探讨思维方式问题最直接的启发者。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个主要人物阿德勒提出的“生活风格”也包含了思维方式的成份。

在阿德勒看来，个体由于生活环境不同，每个人都发展了一套自己独特的适应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着一个人对待他人与世界的反应方式，进而体现在个体对人生三大问题（社交、职业和恋爱）的解决上。

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个人建构心理学”创始人乔治・凯利进一步强调了这种风格的影响，他认为个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人独特的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很难改变的。

心理学家迈尔斯等人在研究管理者人格问题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路，提出了著名的梅比人格类型指标，用以衡量个体的认知风格。

心理学家斯腾伯格的“心理自我管理”理论也探讨了思维方式的问题。

按照斯腾伯格的观点，我们的日常生活受许多方式的统治和操纵，这些管理我们日常的活动或使用哪些能力的方式就是思维方式，个体的思维方式随着情境要求的不同而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社会化的过程。

斯腾伯格把思维方式分成了１３种，这１３种思维方式又可以汇聚到５个维度上，分别是：
功能——强调新思想的产生、管理和对问题的分析与评价，包括制定、执行和判断。

形式——强调激励的目标是单一的、层级的、竞争的或者是非系统的，包括等级、专制、独裁和无政府主义式的思维方式。

水平——包括整体和局部的思维方式。

范围——包括内部人际取向和外部工作取向的思维方式。

学习——包括开放和保守的思维方式。

斯腾伯格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编制了著名的《思维方式测查表》，该表是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效果而设计的，后来心理学家费奥纳等人又将思维方式引入管理咨询并编制了一套测量个体思维方式的量表，应用该量表可以区分出２６个维度的思维特性。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思维作为高级的元认知活动具有跨文化一致性。

人们普遍假设所有
人群都具有相同的诸如归类、学习、演绎、推理、归因等基本的认知过程。

从１８、１９世纪欧洲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开始，到派尔盖特的认知理论、２０世纪中期的学习理论，再到现代认知科学都接受这一假设。

然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基于不同本体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中并不一样。

文化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人们的思想、信念及生活与行为方式的总称，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与思维方式。

文化对人的影响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人们可观察的外在物品的影响；第二层次是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第三层次是对人们的潜在假设的影响。

斯腾伯格等人编制的思维方式测量工具是针对西方人的，没有考虑到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反映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的差异。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形成、塑造、影响中国人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时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血缘根基基础上，以儒道互补，追求内圣外王，是讲求天人合一的乐感文化，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

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延续很长，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发展得十分充分和牢固，在此基础上的文明发达得很早，血缘亲属纽带极为稳定和强大，没有为诸如航海（希腊）、游牧或其他因素所削弱或冲击，虽历经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很少变动。

这种血缘根基让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尊重经验，而忽视开拓创新。

儒家思想正是建构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

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适应的协调关系，天既不是人匍匐顶礼的神圣上帝，也不是人征伐改造的对象，天人合一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适应和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地顺从和崇拜。

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中国人思维方式里和谐、折中、矛盾的特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反映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信仰方面是有别于西方“罪感文化”的“乐感文化”。

西方文化强调人生是原罪，重个人奋斗，期望以赎罪来获得神眷。

由于信奉独立上帝的存在，西方人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

而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是自孔子开始的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都必须处在情感性的群体人际的和谐关系之中，人们享乐于尘世之中，很少有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

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是中国的传统精神，也即是所谓的中国智慧。

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更重视整体性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视分析性的知性逻辑，认为事情总是变化的。

儒家文化本身的多因素多层次结构就具有乐观的包容性质，这使它能不断地吸取溶化各家，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由于有这种稳定的反馈系统以适应环境，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上也反映为强调求同，所谓“通而同之”，“求大同存小异”，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

中国人的实用主义重视从长远的、系统的角度客观地考察和思索，而不重眼下的、短暂的得
失胜负与成败利害。

这是一种历史（经验）加
情感（人际）的理性。

情感不越出人际界限，理智不越出经验界限，即中庸。

中国人倾向于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去追求和获得某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而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

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实用理性使中国人在认识论和价值观上保持一种中庸的方式：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

这些传统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

心理学家在研究美国人和中国人对社会事件归因中发现美国人对事件做内归因，强调行动者，忽略其所处的环境，而中国人做外归因即强调情境因素的影响。

在棒框实验中，中国人的成绩比美国人差一些，就是因为中国人把判断目标和背景当作一个整体。

中国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出身以及他成长与生活的环境联系起来，而不是从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去评价与衡量。

在对比中英文报纸报道卢岗（留美学生杀人事件）与ＭｃＩｌｖａｎｅ（美国一投递公司职员，因为失业而枪杀上司）事件我们发现，中文报道更多地强调环境因素对此二人行为的影响，而英文报道更多地强调个人内在特征的作用。

在对比中美大学生看待问题方式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认识论方面的差异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中美大学生认识论的差异
在以中国和美国大学生为被试，研究大学生对辩证格言的评价、在解决社会冲突时所采用的方法、在与人争论时所偏好的论据形式、处理矛盾信息时的方法时发现与美国人相比，中国大学生表现出明显的辩证思维倾向。

在其中一项关于东西方辩证思维差异的实验研究中，给出了两个情境：母——女价值冲突（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３位母亲在如何教育孩子上观念不同，现在她们的女儿长大了，反对母亲的观点）和上学－－玩耍冲突（ｓｃｈｏｏｌ－ｆｕ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３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由于作业与考试的压力，觉得目前的教育很没意思），让被试评价在冲突中谁应负责，如果被试认为母女双方或是学生与学校双方都有责任就被认为采用的是辩证思维。

从下表的结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采用辩证思维方式。

通过对东西方文化与思维方式的比较我们发现，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关注个体的
（下转第１９１页）
试论影视剪辑工作的创造性与局限性
马保生　河北电影制片厂　０５００２１
剪辑工作者的职责首先是把分别拍好的镜头按照分镜头剧本的总体设计和排列次序，将每场戏以至整部影片组接起来，使人觉得这是一个连贯的故事。

这是起码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标准。

要做到情节连贯，叙述顺畅，首先要遵循以下两条原则。

第一、要使情节连贯，就需按照分镜头剧本规定的场景和镜头次序进行组接。

第二、使镜头中的一切运动和动作都衔接得很舒服、自然，而且不产生分散观众注意力的跳动感。

这两条正如美国的卡雷尔・雷兹在他的《电影剪辑技巧》一书中所说的：“流畅的剪辑必须服从某些机械的原则。

”但这只是他所简述的电影剪辑原则的辩证关系中的一个非主要的方面。

一般说来，做到了这两条也就算完成了一部影片的剪辑任务。

这两条原则的第一条（按照分镜头剧本规定的顺序进行组接）则为剪辑者规定了有限的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

这也就是剪辑工作局限性的一面，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然而，是否因此我们就应该满足于“机械的流畅的”剪辑，满足于消极的被动的剪辑，满足于一般的完成任务呢，显然这是不应该的。

卡雷尔・雷兹在论述电影剪辑原则的辩证关系中的另一方面，即主要方面时说：“所有关于流畅的剪辑的规则，都服从于和分镜头的机械要求相反，广泛得多的戏剧性的原则。

因此这些规则不应该看成是有约束力的或者是有效的”。

如果分镜头剧本的蒙太奇排列有不妥之处或
者镜头数目的多少失调，剪辑师都应该提出自己
的意见，并在征得导演同意后做出适当的变动，
不应该被机械的规律束缚住手脚。

不敢越雷池半
部，那样做未免有些太消极了。

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机械的流畅的”剪
辑，即指完全按剧本规定的顺序和镜头数原封不
动地进行组接，同时也包括那种完全不拘泥与动
作的衔接的剪辑方法。

是的，应当尽量地使镜
头转接时的形体，动作衔接很舒服自然，但这
只是对剪辑工作者最起码的要求。

而对剪辑工作
者最主要的要求是首先要遵循一切从戏出发，从
突出戏的感染力出发去进行富有创造力的剪辑。

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从具体的剪辑过程中注
意，从规定的情景出发，从人物的情绪出发，
从戏的节奏、气氛和最佳的银幕效果出发来考虑
如何剪裁，取拾和组合，其中包括选择剪辑
点、动作的衔接和如何决定镜头尺数的长短。

以及如何适当地富有创造性地改变分镜头剧本原
来的镜头排列次序，使之更合理，更富有感染
力。

剪辑工作的创造性与局限性受客观条件、
主观条件的制约。

从客观条件来讲，由于影片
的题材、样式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蒙太奇结
构的繁简程度不同，也必然表现在剪辑的难度上
有所不同。

一般说来，战争题材、惊险题材的
蒙太奇结构相对地要复杂一些，剪辑的难度也
相对地大些。

工业题材以及一般生活题材的影
片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剪辑的难度也相对的
小些。

但这些也不是绝对的，这些都是与导演的
构思是否完整，是否细致都有关系。

导演的构
思越完整、越严谨、越细致，剪辑起来就顺
手、就容易，出来的效果就好。

但相对说，在
这种情况下，剪辑师发挥创造性的余地就小一
些。

反之，如果导演的构思不够完整和细致，
拍摄素材的数量不够，质量不好，都会给剪辑
者带来很大的困难。

然而越是有困难需要你解
决，越是有缺憾需要你帮助弥补，才越能发挥
出你的创造性。

是否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刻苦
思索，钻研解决办法，是否善于发挥想像力去
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潜在的蒙太奇因素，并成功
地创造外延，这就取决于我们的主观因素了。

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主观努力
的好些，其结果也会相对的好些。

但主观愿望
仍然要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些“遗憾”
属于先天不足造成而又无法弥补的，剪辑师也无
可奈何。

然而，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而放
弃“遗憾”，更不应该因为我们的失职而造成
“遗憾”。

这就要求我们剪辑工作者不要丢掉剪
辑工作的积极意义，要把主要精力用来进行创造
性地剪辑工作。

对一切剪辑工作者来说，这才
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最根本的职责。

意志与自由，重视将客体从环境中分离出来并关注它们的特性，采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强调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与排中性，这种思维方式的人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受儒家思想与道教文化影响，更重视整体的和谐性，认为个体与整体密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