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英服务社告诉您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导向性外语教育及启示

集英服务社告诉您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导向性外语教育及启示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迫在眉睫。

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人走向外语世界的重要里程碑。

其办学40年之久，不仅培养了一批外语专业人才，也为当今的翻译教学以及相关的外语教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美国康乃尔大学中国史教授毕乃德对同文馆有这样的评价：“开办的目的，本在传习外国文字；但前后四十年中，它却按着近代的办法，给了学生们一种广博的训练，为中国政府造就一批翻译和外交人员。

同文馆设在京师，又系直隶总理通商事务衙门，所以影响很大，学生也布满了全国”［1］（p53）。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外国语学校。

为了培养翻译和对外交涉人才，京师同文馆在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测试手段、教学主体等方面彰显了翻译教学的实践性特征。

本文通过在历史语境下探索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特征，沿着同文馆
一、京师同文馆凸显翻译实践性的外语教育特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语被列入用于正式和庄重场合的外交语言，并规定一旦中文与西文发生歧义时，要以西文为据。

朝野对英语的态度开始转变，学习西方语言、培养近代外交人才成了当务之急。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郭嵩焘、冯桂芬等相继向清廷倡议培养外语人才。

1859年，翰林院编修郭嵩焘上奏在上海设立外语学馆。

1861年，苏州翰林冯桂芬上奏强调设校学习外语的重要性。

后来在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的建议下，清政府批准设立了同文馆，于1862年6月正式开学。

同文馆在办学过程中，始终重视实践，贯穿学以致用的教学原
1.
洋务派最初设立京师同文馆的目标是培养翻译人才，课程设置与教学活动都围绕这一目标策划、安排。

同治五年(1866)以后，京师同文馆的培养目标有所调整，清朝统治者不再满足于只训练外语翻译人才，而是要培养外交人才和懂得西方科学技术的西艺人才［2］（p87）。

随着所设科目不断扩大，同文馆也从外国语学校过渡到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培养模式经历了从单纯的外国语文教育到
尽管传统的中国教育重德轻技，但在光绪二年(1876年)公布的京师同文馆八年课程列表中，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被列入课程，教学内容现代化。

根据《同文馆题名录》，“京师同文馆八年课程表”把课程设置为：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3］（p18-19）。

八年制同文馆课程中，前几年注重语言文字和外国史地，后几年兼习自然科学，文理并举，体现了从语言基础技能到综合知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

同时，从第二年开始到第八年，翻译课程强调翻译实践，翻译练习从句子到篇章，再到书籍，并将“译书”列为正式课程，突出了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的目标。

由是观之，八年制课程表中的课程
此外，京师同文馆的主办者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汉语学习。

他们认为扎实的汉语功底有助于理解西语，汉文与西文可以相互促进［2］（p89）。

总理衙门
大臣在同治十年(1871)与光绪十八年(1892)的堂谕中一再声明：“本衙门设立同文馆原为学习洋文，然必通晓汉文者，方能于洋文得力”［4］（p89）。

虽然八年课程和五年课程都未列汉文经学，但按照旧制，这些课程是必不可少的。

1879年刊的《同文馆题名录》指明“至经文汉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表并未另列。

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随时练习作文。

”因此，汉文也是京师同文馆一直强调的课程［5］（p17）。

京师同文馆安排学生每天上午学汉文，下午学习西文，不习汉文者将面临严厉的惩罚，惩罚措施包括按日罚扣膏火费或予以斥退［2］（p89
2.
同文馆采取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学生通过参与译书、被派出考察，参与外事活动等多元化教学模式，历练外语能力，增加外交知
同治七年（1868年）起，总理衙门对于我国以往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主动进行核对校订，京师同文馆的学生也参与了核对校订工作。

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88年7月30日），总理衙门奏请添设了一个翻译处，作为专门的翻译机构，由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充任期间。

总理衙门和翻译处成为同文馆学生进行翻译
同治十三年四月（1874年5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呈请译书，开具章程六条”，提出在馆内组织教习与学生翻译西书。

译书活动既强化教学效果，又锻炼学生的外语学习水平，开创了外语教育和翻译工作的新局面。

在同文馆，一般由外国教习独立翻译，或由学生翻译而由教习校订。

京师同文馆历年翻译的西书中，师生合译与学生自译归并统计，所占比例达83%，学生跃居“译书队伍”中的主力军［2］（p106）。

同文馆学生所译的西书主要有三类，一是人文社科类，如长秀、杨枢等译的《各国史略》；联芳、庆常等译的《公法会通》；二是自然科学类，如毕利干、承霖等译的《化学阐原》；三是语言学习类的，如汪凤藻译的《英文举隅》等［6］。

据统计，同文馆师生翻译了各类书籍共29种。

课堂教学和课后翻译练习之外，总理衙门还安排学生随政府使节出洋考察及参与外交谈判。

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告假回爱尔兰结婚，总理衙门考虑到“可增广见识，有裨学业”，首次派曾任山西襄陵县知县的旗人斌椿率领3名同文馆学生随赫德出洋考察。

此次考察历时七个多月，先后到法国、英国、瑞士、俄国、德国考察［3］（p49-50）。

1867年，清廷任命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委托其率团前往各国办理外交。

其间随团的京师同文馆学生有6人。

1870年，英文馆的德明和法文馆的庆常随使团赴法国道歉，担任翻译［2］（p108-109）。

除此以外，总理衙门派同文馆的学生出国留学，例如1896年，总理衙门选派16名学生分赴英、法、俄、德四个使馆见习。

总理衙门规定，学生分往学习语言文字、算法，“以三年为期，责成出使大臣，严为稽核”；“如不堪造就，即行咨回。

”［3］（p22
3.
除了丰富多样的翻译教学环节，同文馆的考核内容与培养翻译人才的目标紧密结合。

京师同文馆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考试分为月课、季考、岁试、大考。

月课相当于月考，任课教习自己出题，题型是翻译，试卷由任课教习批阅评级，每月初一举行。

季考每年二、五、八、十一月初一举行，季考出题如月考，试卷由总理衙门大臣审批后才能用于考试。

岁试每年十月定期面试，由总理衙门大臣
出题、评分。

大考每三年举行一次总考试，最受重视，由总理衙门出题、监管、评分。

届时总理衙门大臣、总教习、中外教习、提调和总税务司都亲临考场。

考题内容主要侧重翻译能力检测，通过各个级别的考试，以及平时多种多样的翻译练习，构成了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结合的评估模式。

从教学环节上来讲，考
京师同文馆最初主要是培养当时社会所急需的外语翻译人才。

从试题内容上分析，外国语文以公文翻译为主，光绪年间增加了口语会话和文学翻译［2］（p100）。

同治四年（1865），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外国语学校同文馆进行了自创办以来的第一次大考。

这次大考由恭亲王等总理衙门大臣亲自主持、监考、判卷，历时九天。

当时英、法、俄三馆学生均参加。

初试要求将各国洋文照会翻译成汉文。

复试将各国条约摘取一段，要求翻译成外文。

最后口试，令考生将汉语条子口译成外语，隔座向外国教习陈述，然后由外国教习将学生的译文翻译成汉语，再对比原题。

从这次考试可以看出，同文馆开办之初，重点放在实际翻译能力应用上。

但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各科大考题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大考外文翻译看出，教学的难度加大，考试内容与外交实际需要联系密切。

考题篇章较长，文白兼有，文体不一［7］（p48-51）。

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外语大考除了照会翻译，又增加了三段文字翻译题，它们分别摘自奏折、文学作品和科普读物［2］（p100）。

试题对学生的语言知识、词汇量、句法结构、时事背景、综合知识进行全面考察。

同文馆以翻译为重点的综合考试体现了对翻译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

从考题难度看，现今大学英语专业学生恐怕也不容易做
4.
京师同文馆自始至终，都未有中国人充任外语教习之职［7］（p72）。

各国文馆所聘洋教习大致分5类：传教士，海关人员，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从国外招聘的人士，来华求职人士，部分驻华馆的翻译［8］（p13-14）。

据《同文馆题名录》记载，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止，京师同文馆历任洋教习52人，约占62%［2］（p76）。

洋教习的聘用冲破了传统教育中的局限，开创了中国官办学校聘请外国人任教之先河。

外国教习担任的课程包括外语课、专门课、基础课、医学课、国际法，为西文和西艺的引入奠定了基础。

京师同文馆直属总理衙门，总理衙门负责京师同文馆的行政管理，其他一切包括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几乎整个交给洋教习去办。

比如，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英文教习包尔滕等
洋教习中，丁韪良为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做了不少工作，为同文馆开拓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新局面。

1868年，丁韪良指出：“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在于文字代表一切，而科学没有丝毫地位”［9］（p213）。

他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注意学、用结合，采取实验方法。

1869年11月，他任总教习后，负责一切教学和教务工作。

他按照西方办学方式，对同文馆教学进行逐步改造，包括教学管理、教学组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等方面。

除了努力制定了《京师同文馆八年课程表》和《京师同文馆五年课程表》，他还策划和主持教学实验场所，包括1876年建成化学实验室和科学博物馆，1888年兴建物理实验室和天文台等。

此外，丁韪良对同文馆的观象台建立、印刷所开办、电报机使
除了自己努力实践翻译，丁韪良还积极组织一批译员进行译书活动，其中
有教习，也有优秀学生。

丁韪良任总教习后，于同治十三年（1874）拟定《译书章程》六条，指出各馆外国教习，除专职教授功课外，鼓励洋教习授课之余致力于译书。

这一呈请被总理衙门所采纳，最初由总教习、教习自译，后来学生也协助翻译，学生中也有能自行翻译的。

通过这些实践活动，提高了学生驾驭语言的
京师同文馆是清王朝经过两次鸦片战争，面临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而被迫开设的，其在办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改进办学方式等教育改革影响了中国教育制度，上海、广州的同文馆基本上依照京师同文馆，其他各类新办学堂也深受影响。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设立的自强学堂虽然具有一些张之洞“中学为体”的特色，但整体上也是遵照京师同文馆的模式［8］（p12）。

同文馆注重学用结合，突出翻译实践性的教学模式完成了总理衙门以“设立同文馆令诸生学习西文西语，备翻译差委之用”的办学目的［7］（p110），开拓了向西方学习的风气，成为晚
1.
嘉道经世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强调学以致用，倡导一种面向现实、讲求功利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10］（p69）。

正是这种新学风推动着具有经世思想的洋务思想家解决他们的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并使西学成了经世之学的重要内容［10］（p69）。

京师同文馆虽然强调工具性翻译人才，但在艰难的历史环境下积极探索具有全面知识结构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最初强调语言教育为主要学习内容,逐渐增加西方科学知识的课程，并逐渐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等西学，体现了同文馆逐渐认识到翻译能力的培养应基于对学生全面的知识构建基础上。

这启示我们，任何时代的翻译专业人才不仅需要精通语言，同时还需拥有广博的相关专业知识，外语教学应努力对学生
2.
京师同文馆通过对汉文学习的监督和管理，体现了对传统经学的重视，体现了中学与西学并存的思想，有利于学生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不丢失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持民族性。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以西方文化走向中国为主，文化的双向交流不足。

目前，以经济为基础的全球化渗透到了包括教育的所有人类领域，教育全球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国际化，而教育国际化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融通东西方文化的人才，以便在经济全球化中更好地为各国服务。

因此，在当今外语教育中，有必要将加强汉语语言文化知识的要求纳入课程设置范围或者教学内容中，通过母语水平的提高来保证英汉翻译能力，有效使用英语传递本土文化知识，使中国的本土知识实现全球化，使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突破
3.
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11］。

翻译家纽马克在翻译教学中十分强调实践。

他提出，翻译教学的课程中，至少60%应是翻译实践［12］。

翻译课既然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那么对学生翻译的训练应首先强调一定的习作量［13］。

京师同文馆将翻译实践列入教学计划，突出了翻译的实践性特点，有利于督促学生大量操练，将翻译技能内化为语言能力。

同文馆通过翻译练习和译书实践，强调外语课程在历史环境下“经世致用”的思想，通
同文馆的外语教师不仅自己积极译书，也协助学生翻译，加强了翻译实践能力，促进了师生合作。

当前，由于职称评定的导向，很多外语教师注重理论研究，忽视翻译实践。

以翻译为培养目标的教学，有必要加强实践型翻译教师队伍
4.
列宁说：“学校真正性质和方地方组织和良好的愿望决定，不由学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也不由‘教学大纲’等决定，而是由教学人员决定的。

”［14］只有依靠广大教师主动积极地承担教学改革的任务，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才能实现［15］。

在京师同文馆教师队伍结构中, 洋教习扮演了核心和骨干的角色。

以丁韪良为代表的教习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能力素质,在教学工作中倾注心血，在教学改革中充分发挥积极性。

同文馆的洋教习主动大胆去试验和实践的经验启示我们，学校应该把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任务交给具有扎实语言基础和广博专业知识面的教师。

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主
三、结
京师同文馆是一所旨在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专门学校。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同文馆适应社会需求，经历了由语言翻译的单一性学科教学逐步过渡到文理科并举的复合型教学。

同文馆通过经世致用的教学目的、实践性的教学过程和教师的积极推动，实现了总理衙门的办学目的。

目前，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日益发展,要求外语教学界培养更多具备熟练的双语能力、较强文化素养的外语翻译人才。

京师同文馆凸显翻译实践性特征的外语教育给我们提供以下启示：广博的外语与文化知识建构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基础；扎实的汉语能力和国学基础是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的必需；多元化语言实践措施是推动课程的依托；一线教师的教学主体性充分发挥是完成教学目标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