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历史演进与我国的实施路径_韩萌

2009年第7期 山东社会科学 N o.7
　总第167期 S H A N D O N G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 G e n e r a l N o.167
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历史演进与
我国的实施路径①
韩　萌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通识教育既是大学的一种办学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本文简述了西方通识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历史演进,分析了影响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因素,概括了对通识教育的理解,提出了在我国大学中
实施通识教育、强化文化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　通识教育;大学;演进;实施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07—0153—04
倡导人的和谐发展与全面发展的通识教育(G e n e r a l E d-u c a t i o n)的理念始终贯穿于西方教育史之中。

追本溯源,通识教育(有的译为自由教育、普通教育、通才教育或一般教育)始于古希腊,又为古罗马人所延续和发展,并在中世纪的教会学校中以“自由七艺”的发达而得以勃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现代的“自由教育”代表了欧洲和美国中等教育的主导流向,嗣后因受到进步主义教育的抨击而声势日微。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回归基础”运动的展开而重新抬头。

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通识教育的称谓不尽相同,但大家对莱文所下的定义较为赞同:“通识教育是指大学本科课程中全校共同性的、内容有一定广度的部分。

它通常包含对若干学科领域有关课程的学习,试图为一所学校中的全体学生提供一种应当共有的本科训练。

”①回眸历史,通识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且不断延展的历史范畴,其演进历程是呈抛物线轨迹而逐步发展变革的。

一、大学通识教育在西方的历史演进
古希腊教育思想是西方教育思想发展史的渊源。

在当时具有“通识教育”功能的“自由教育”(L i b e r a l E d u c a t i o n,又译“博雅教育”)思想,古希腊三大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有所论及,其中尤以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最为明确和细密。

亚里士多德将自由教育视为与职业教育相对立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

其《政治学》中提出,自由教育是专门为人的自由而设立的,它不应当具有适应性和职业性,而应纯粹以“使用闲暇从事理智活动”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是与古希腊社会的自由民(F r e e m a n)和奴隶制密切相关的。

“自由民”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精神的满足和快乐,是为了心灵的充盈和自由,是为了发展人的理性、心智以探究真理;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生计、获得实际利益和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由教育能够激励学生学习知识、锤炼理性、提升品位、获得心灵自由。

在内容上,自由教育强调理性教育、品格教育、体育教育、艺术教育和心理教育的有机结合。

自由教育思想体现了古希腊人(自由民)特别是雅典人的文化性格和人生追求,他们重视理智、德性和审美修养,但却对知识的实用价值不太重视甚至予以鄙视。

在中世纪,由于当时全部文化均处在教会的深度影响和严密控制之下,宗教剥夺了人的理性,神学成为教学的目的与手段,因而教育在此时只能依附于神学,从而沦落成为恩格斯所说的“神学的婢女”。

在神学一统天下的大气候下,修道院学校依然开设了具有通识教育意义的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文法、修辞、辩论术七门课程。

这七门通用课程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具有权威性,被称为“七艺”。

“七艺”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趋向理性生活、学习知识、追求真理、运用智慧,最终皈依神性。

“七艺”教育强调让学生靠理性去认识未知的领域,发掘与发展个人的潜能。

“七艺”始于古希腊,直到中世纪才渐趋成熟,但中世纪的“自由七艺”已背离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自由教育初衷,它已成为学生为进入高一级学校而做准备的预备性的学科,而不再是单一的满足闲暇的教育。

文艺复兴是继古希腊罗马文化繁荣之后在欧洲出现的第二个文化高峰。

作为一场规模宏大的人类理性运动,它使整个欧洲进入到“理性的觉醒时代”。

恩格斯认为“这是一
DOI:10.14112/ ki.37-1053/c.2009.07.025
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①。

这一时期,欧洲已经摆脱了封建神学的禁锢,致力于追求人的价值、自由、个性、素养,反对传统的经院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教育,并在继承和丰富古希腊通识教育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当时以维多利诺为代表、后来以蒙田和莫尔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教育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通识教育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把教育中的人性置于核心地位,将人的身心和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在教育内容上丰富和发展了“七艺”的课程,积极提倡符合自由人的价值的通识教育或全面教育,而且特别注重古典文学作品的道德教育功能,以实现向道德和美的最高追求。

这时的通识教育,因为受到了人文主义的影响和推动而逐渐达到顶峰,但也埋下了近代纷争的种子。

从表面上看,其教育思想的主旨是在回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但其真实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造,它已经被其所处的时代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和观点。

17、18世纪,是欧洲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关键阶段,通识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洛克“绅士教育”思想、卢梭“自然教育”思想里都有不同程度地呈现和张扬。

洛克的“绅士教育”,其目的是培养符合资本主义需要的理想新人———绅士,这种绅士既要有健壮的身体,又要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

他主张学习日常生活中最有用的知识,并提出了非常广泛的教学科目,几乎包括一切领域。

卢梭则认为,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理性,由于人类具有上帝赋予的理性,因此应该在“顺应内在自然”的教育下,使人的理性得到进一步发展。

尽管洛克的“绅士教育”与卢梭的“自然教育”在内容上有诸多不同,但他们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前人的思想,他们都强调教育要适应人的自然发展的规律和原则,从而对后世的通识教育思想流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进入19世纪之后,由于产业结构、社会分工、学科分化和课程分类越来越细,专业化逐步成为近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征,大学中的专业教育(S p e c i a l i z e dE d u c a t i o n)得以确认和发展。

有的教育家主张把大学本科教育分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大部分。

同时,人们对通识教育的涵义的理解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特别是经过英国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赫胥黎的改造和发展,通识教育逐渐被赋予了“普通教育”、“整体教育”的含义。

赫胥黎将通识教育看作是普通公民教育,这种教育要求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给予同等的重视,要求实施艺术与审美教育和技术教育,发展个人的理性、德性,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修养,以培养合格的国家公民。

同时,还要为受教育者胜任国家和社会要求的各种职业打下知识基础。

红衣主教纽曼继承了古希腊流传的“通识教育”和英国正统的“绅士教育”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大学教育价值观。

他认为,心灵所享有的自由感和舒畅感,就是通识教育所渴望达到的目标和境界。

20世纪,通识教育思想传统受到了来自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激烈批判。

尽管如此,美国永恒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赫钦斯、法国新托玛斯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马里坦、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英国新实在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罗素和怀特海,依然倡导、坚持和推行通识教育、普通教育或全面教育。

1945年,针对美国大学过分专业化的倾向,由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组织撰写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 e n e r a l E d u c a t i o ni n a F r e e S o c i e t y)的报告(又称《红皮书》)第一次系统、深入地论述了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全面加强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思考和探索。

1979年,哈佛大学又通过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关于共同基础课的报告》,卓有成效地启动了以实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为主要标志的大学通识教育改革。

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包括外国文化、文学艺术、历史研究、道德观念、科学、社会分析六大领域的153门课程。

2002年,哈佛大学又启动了新世纪本科课程改革。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能适应时代要求、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合格的世界公民。

新的课程计划强调知识的综合性和国际化学习,要求增加本科生课程的选择性和灵活性。

2007年,哈佛大学又对本科通识教育知识领域及课程做了以下修正:(1)美学的和阐释的理解;(2)文化和信仰;(3)实证和数学推理;(4)道德推理;
(5)生命系统科学;(6)宇宙物理科学;(7)世界社会;(8)世界中的美国。

②这种课程拓展,不仅扩大了通识教育的课程广度,而且进一步增加了课程的深度,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广泛性和可行性。

至此,通识教育从一直被认为是绅士的、闲暇的、局限于小圈子的精英教育,终于洗尽了它的贵族气息,变为现代民主社会里普通公民的基础的必备的教育,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的世界大学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之中。

二、大学通识教育在我国的实施路径
教育原本蕴涵通识教育的本质。

在我国,通识教育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

《易经》云:“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说:“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

中国古代贤哲一贯崇尚“学富五车”、“知识渊博”、“博学多识”。

我国古代的书院教育,不仅学习知识,要求“格物、致知”,而且重在“诚意、正心、修身”。

但作为一种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通识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并真正产生实践上的影响,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对此进行系统阐释并极力推行的重要人物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他在1941年4月发表的《大学一解》中写到:“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

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

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

……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③这应该可以认
为是在现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开展通识教育、培养通用人才的目标。

当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极力主张大学应以培养“硕学闳才”为目标。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全面学习苏联的影响,特别是1952年进行了全国性大规模的高校院系调整之后,我国高校的通识教育被严重削弱,专才教育大为盛行。

大学中的科系划分越来越细,学科之间的隔阂也愈来愈深,从而导致了功利主义的产生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过度专业化,即过早地细分专业、过窄的专业课程、过专的技能训练。

严密的学科壁垒和专业界限导致了文化知识的支离破碎。

在其后相继开展的“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专才教育体制不断得到强化,并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方向,而致文理分家、专业分途、条块分割,学生日益被紧紧束缚于狭窄的学科专业和僵化的知识技能框架之中。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渐趋改变,但专才教育的思想和习惯依然根深蒂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迅速推进,“通识教育”这一理念在我国逐步得到认可,不少高校也采取了许多举措来推进通识教育的实施。

应该说,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明智抉择。

而今,通识教育已不仅仅是古代东西方哲学家提出的理想境界,它已经成为一种教育现实,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

搞好通识教育,加强素质教育,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客观要求。

我国高校多年来受原苏联大学教育体制的影响,一直存在着专业分得过细过窄、轻文化知识传授重专业技能培养的现象。

而爱因斯坦曾经明确说过:“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

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①我国大力度大面积地在高校倡导和推行“通识教育”,是从1995年国家教育部有计划有组织地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开始的。

如今,这种具有“通识教育”性质的文化素质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教育部于1998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指出: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

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

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质,就是在人文精神关照下,教育学生如何做人,追求真、善、美,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充分、自由的发展。

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的本质,在于以广博的知识领域为学生在专业学习之外,提供自然科学以及文、史、哲等社会科学的多元学习内容,从而拓展学生的学习领域,培养出具有人文思维、能有效运用知识并且有追求幸福人生能力的人才,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适应能力、思维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竞争能力。

注重通识教育、强化人文素质,不仅仅关乎着学生个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更关系着民族的进步和国家的前途。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决策。

教育部专门组织力量,根据《规划纲要》的制订需要,确定对十个重大专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深入调研,其中第二个专题便是“推进素质教育研究”,包括4个子课题:素质教育基本目标和实施途径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研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实施素质教育的政策与制度研究。

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在新世纪新时期对深入开展素质教育的高度重视。

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要真正在我国高校中强化通识教育,提高学生素质,必须特别注意加强和改进如下几个方面:
1.深刻认识并正确理解通识教育的概念与内涵。

李曼丽在综合了国内外学者对通识教育的各种表述之后,从性质、目的和内容三个角度对通识教育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阐发:“就其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②通识教育的内涵是沟通人文与自然的教育,让学生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因此应该从基础扎实做起。

笔者认为,大学教育不是单纯的专业和行业教育,而是一种综合性、全面性的素质教育。

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具有远见卓识,让人理性认知自我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如果教育活动尤其是大学教育不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升华,只向学生灌输知识,成为机械的传播者,那么,学生就难以成为一位真正有理性的全面发展的人。

近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中针对专业主义盛行、人文精神低迷、人文学科衰微而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综合素质教育”、“全面素质教育”,亦属“通识教育”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通识教育是一种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素质教育。

其目标是:使大学生通过多层面多学科文化知识的融会贯通的学习,形成较广博、宽厚、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合理、融通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发展健全的人格素质和广阔的知识视野。

2.积极支持大学教师开设和建设通识教育课程。

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要建立有效机制,支持和鼓励教师特别是高水平教师投入通识课程建设。

同时,教师在讲授专业课时,要把通识教育的有关内容渗透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去,要自觉地将公民道德、人文精神的培育贯穿于专业教育的始终,充分挖掘和发挥专业课对人才文化素质养成的潜移默化作用,真正做到教书育人。

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教授认为:“实行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教师的观念,不少老师认为,育人是团委、学工部的事,而教师的事是教书,其实这种割裂极不利于通识
教育理念的贯彻。

”①
3.充分发挥大学通识教育的育人功能。

教育的特质是育人。

赫钦斯曾指出:教育的目的不是在发展人力(m a n-p o w e r),而是在发展人道(m a n h o o d)。

古往今来,不论中外,教育最关注的是两个发展:一是社会发展,一是人的发展。

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种,在于人有理性,而知识的获得正是为了发展人的理性,使人真正成为一位德才兼备的大写的“人”。

我国著名学者杨叔子也曾指出:“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人,忘记人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就失去了一切。

”②
我们认为,通识教育中的“通”,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非海阔天空、无所不通,而是指文理渗透、学科交叉,各专业之间彼此交融、相得益彰。

确切地说,通识教育之“识”,不是狭义上的知识的“识”,而应当是识科学、识文化、识社会、识人类之“识”。

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通融识见、人格完满、情趣高雅、身心健康的“社会人”,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

换言之,通识教育的目的,不仅要让学生成“才”,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成“人”,成为一个完整的健全的高尚的全面发展的人,不能只有专业没有素养,只有知识没有思想。

具体来说,大学教育,应该对学生施以全面的教育和训练,教育的内容既包括专业教育,也包括非专业教育,其目的是培养人的自由、和谐、充分、全面发展。

然而,我国的通识教育,就目前的情况看,是不容乐观的。

中学教育的目的不是汲取知识,而是为高考做准备的应试教育;大学教育主要还是专业教育、技能教育,而社会和家长对学生的期望更多的是和职业、收益联系在一起,更使得我们现在不少大学的专业都是围绕着当前市场的急需而设置,学生的课程、学生对课程的选择,紧紧地跟职业的需求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教学成了知识叠加和技能操练,而忽视了品性的培养和思维的训练,导致部分大学生“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商品、荒于人品”。

事实上,这样的教育是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

教育是人的教育,是“成人”“立人”的教育。

大学教育不仅要使学生“学会做事”,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学会做人”。

“在我们的整个教育环节中,并不缺乏传授谋生技能的教育,并不缺乏培养适应社会的能力的教育,但最缺乏的,恰恰是如何做人的教育”。

4.构建合理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有学者指出:通识教育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通识教育的理念;第二层次是通识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第三层次是通识教育的具体实践形式,其中课程教学是最主要和最关键的。

课程是大学教育的基本元素和核心细胞。

从性质上分,通识教育课程可分为基础通识课程、核心通识课程、一般通识课程;从类别上分,可分为必修通识课程、限选通识课程、任选通识课程;从层级上分,可分为校级通识课程、院系通识课程。

开展卓有成效的通识教育,要树立正确的通识教育课程理念,深化课程改革,结合学校特色和学科优势,调整和优化课程设置,重视优质通识教育课程的研发工作,打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吸纳科学与人文的交叉性成果,逐步建立跨学科的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群,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趋合理、科学与协调。

要通过课程教学,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引导学生以一种人文的观照关注科学的发展,追求人生的意义,实现人生的价值。

5.加强大学文化建设。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和文明,是我国大学推行通识教育的宝贵财富。

推进大学文化建设,营造优雅的育人环境,对实施通识教育、强化素质养成,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作用。

大学文化是一种追求真善美的文化,是一种孕育人生理想的文化,是一种崇尚学术、严谨求是的文化,是一种富有强烈反思和批判精神的文化。

一言以蔽之,大学文化是大学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必须创设一个高品位人本化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对于学生陶冶情操、砥砺德行、磨练意志、塑造和提升自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保障,精神文化是核心,行为文化是标志。

校园文明是大学的内在底蕴。

要重视校园人文环境建设,科学布局校园景观,完善校园基础设施,活跃校园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创建优雅、和谐、文明、安全、整洁的校园文化环境,促使大学生保持积极进取的心态、志向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6.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是实施通识教育、加强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

因此,要引导学生通过走出校门,广泛接触和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接受教育、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审美修养、创新思维和道德境界,启发学生对世界和人生的认知,思考生命的意义。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应坚持“自愿参加、自由组合、自我教育、自主管理”的原则。

在21世纪,中国大学如何学习与借鉴西方大学长期开展通识教育的经验,如何充分发挥传承中华文化与文明的独特作用,如何认知与确立大学在构建我国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如何通过通识教育来强化对大学生人格、知识和文化素质的培育及养成,进而使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充分、和谐、健康、全面的发展,理应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认真思索和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