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与不确定性：微观视角

经济转轨与不确定性：微观视角
我们在对改革过程的回忆中，通常注重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国有经济的规模、国民经济的运行与调控方式等角度来分析。

这些分析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制度变迁的宏
观层面。

不确定性是转轨经济中的一个根本特征。

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表现在目标
的体制模式由于受到转轨的初始条件与路径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确定性；从微观
层面来看，由于经济中的微观个体难以预料未来的体制走向，从而难以对个人在将来
可能发生的收支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

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宏观经济虽仍保持了
平稳的增长趋势，没有出现类似于俄罗斯、东欧的大起大落。

但局部企业经营困难，
大量职工下岗，收入水平下降；原有的社会福利政策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欠
完善。

这就意味着对居民来说，经济中的风险因素有所增强而不是减弱。

经济体制的
转轨同时也就是对微观主体经济利益的调整，即个人收入与支出的相对增减。

中国的
经济改革主要导源于原有方案经济体制的低效率。

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增量调
整逐步过渡到存量调整。

在增量调整时期，新的体制是在一局部人得益而另一局部人
的利益不受损的条件下产生的，新体制的建立也不直接触及原有的体制，也不对原体
制覆盖下的居民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新的体制对经济效率的释放在一定时期内几乎可
以提高经济中所有个体的收入，这一过程表现出帕累拖改进特征。

而存量调整阶段，
原有的某些体制逐步被淘汰，这就意味着原体制覆盖下的个人的利益也逐步丧失。

这
一过程已不具备帕累拖改进性质。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居民的支出形式与支出范围发
生深刻变化。

收入分配的形式逐步货币化；为减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负担，原有的社
会职能逐步剥离，导致职工原来所享有的暗中补贴等逐步取消，相关局部的隐性收入
被逐步取消、甚至转化为居民的支出内容。

相应地，从居民收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
经济转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居民收入增加，但居民支出福利
根本上没有减少，居民对收入的增加具有稳定的预期；在后一阶段中，虽然居民的收
入水平整体上仍在增加，但对收入的增加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居民支
出福利被逐步取消，实际的支出工程和内容有所增加，并可能导致实际支出水平有较
大幅度上升。

Friedan曾从收入的非预期性下降与支出的非预期性增加的角度来理解
不确定性。

本文将基于这种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以城镇居民的收入支出状况变化为依据，从居民这一微观角度描述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确定性的演变。

本文的讨论仅限于
收入、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

一、居民收支的根本〔这一期间名义增长率的最大值
减最小值〕达32.6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波动幅度达16.2个百分点。

尽管
收入的增长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波动，但无论是名义量还是实际量，人均收入的持续
增长仍然是根本的变化趋势。

从1994年开始，尽管城镇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变化比较平缓，但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那么在整体上趋向于下滑。

由于存在“货币幻觉〞，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的下跌同样可能产生消极的效应。

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人
均收入名义增长率高于实际增长率。

1998年以后，城镇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仍然略
高于实际增长率。

表1居民收入增长率〔1979—2002〕注：括号内为相应年份。

人均
收入的波动也具有一些阶段性特征。

1979年—1989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部比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显得更为严重。

1979年—2000年及1990年—2000年期间，城
镇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比名义增长率波动更严重。

由于1994年开始出现的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的降低，以及1990年—2000年期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比名义增长具有更
大的波动性，这将对居民收入预期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收入名义增长率的降低与实
际增长波动性的增强还意味着收入的增长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2.就业变化至少
到目前为止，我国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劳动收入仍是最主要的局部。

居民的就业时机
与就业结构显然对居民劳动收入有重要影响。

表2大体上可反映家庭的就业状况与收
入等级之间的关系，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与就业状况之间有比较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

在我国现阶段，对于大局部家庭来说，由于劳动收入仍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而就
业时机的相对缺乏将构成制约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不同年份的纵向比较说明就业时
机变得逐渐稀缺。

表2收入等级与家庭就业状况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
1999年及2003年。

居民的就业时机可以用宏观就业状况来表现。

当一个社会中的失
业现象大量存在时，个人的就业时机也就相对较校在劳动力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居民
的就业时机可以通过失业率来反映。

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性意味着，企业可以根据宏观
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需要对所需劳动力人数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既包括对既有劳动力
的存量调整，也包括对新增劳动力的增量调整。

但在我国，公有制条件下形成了劳动
者的“天然就业权〞，这就意味着对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存在着制度上的障碍。

这种制
度障碍导致的结果是，劳动者一旦就业就不会被雇佣单位解雇，即不会失业。

当劳动
力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时，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失业人员增加，而是新增的就业人员得
不到工作岗位，即形成所谓的“待业青年〞〔注：事实上，即使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从业人员的数量仍然有可能增加，因此下面试图反映新增劳动力就业状态的就业弹性
比实际的情形仍有可能低估。

〕。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并不是由劳动力的存量状态
来反映，而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增量状态来表达。

现以从业人员就业弹性〔注：从业
人员就业弹性的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从业人员增加数/经济活动人口增加数。

对这
一指标需要做出两点说明。

首先，本文中的就业弹性反映的是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这与通常的产出—就业弹性不同。

其次，利用从业人员就业弹性描述新增劳动力的就
业状况是有条件的。

不存在劳动力的存量调整时，就业弹性对新增劳动力就业状况的
反映越充分；如果存在劳动力的存量调整，那么这一指标所包含的意义可能有变化。

〕来反映劳动力增量的就业状态变化。

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大于或等于1，那么意味着从
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新增的劳动力都能得到就业，
并且如果大于1那么意味着局部非经济活动人口进入就业状态或存在外来劳动力；如
果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小于1，那么意味着从业人员的在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活动人口的
增长速度，因此一局部新增劳动力不能就业。

1980—1984年期间，从业人员就业弹性
均高于1，但此后各年份根本上升，达0.973，但随之急剧下滑，到1998年只有
0.635，1999年又到达那么根本稳
定〔大约在1左右〕，同时也显示出极其轻微的下降倾向，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
变化非常平缓。

这一特征说明，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时机逐渐变得相对稀缺。

1995年后，那么大起大落，波动剧烈。

后一种特征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是就业形势
越来越严峻，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时机减少，二是对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即失业下岗等
使得参与就业的人员结构有较大变化。

从90年代末期开始，劳动力就业的存量状态有所变化。

在国有企业改革趋向深化的过程中，企业开始裁撤冗员。

局部国企破产或濒于破产，导致就业的存量被迫调整，下岗职工增加。

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自主权与市场约束力也在增强，也导致局
部企业对就业存量主动调整。

下岗职工人数变化可以反映劳动力存量就业状态的变动
的一些特征。

从1997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公布每年的下岗职工人数。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也许下岗职工人数相对于从业人员数量、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并不占有非
常显著的比重。

但即便如此，下岗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仍不可低估，下岗不仅意味着下
岗职工本人的收入将缺乏保障，而且还将对在岗人员就业稳定性的预期产生影响。

表
3历年下岗职工人数〔万人〕注：转引自陆铭著：?劳动经济学?第196页，复旦大学
出版社2002年版。

2001与2002年的数据来自当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报告。

虽然2000年以后，新增下岗人数有所下降，但下岗人数的存量可能仍然很大。

由于官方公
布的失业率只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

许多学者指出，这一指标低估了我国的失业状况3.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也许能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

为了对居民就业时机进行更为客
观的描述，本文利用了住户调查资料4.在问卷中，就业时机表达在两个问题中：“成
员现状与身份〞和“在XX年的就业时间〞。

这两个问题是对就业状态的不同反映形式，前者强调的是时点数，即一定时点上的就业状态；后者强调的是时期数，即一定时期
中的就业状况。

估计就业时机的样本选择的根本范围为16至60岁的经济活动伤口。

失业的时点数中只包括工作或就业、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情形，不包括
离退休、内退、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和其他等情形，并将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都视为失业〔注：2002年调查问卷对家庭成员就业与身份
状况的问题选项的设计与以往有较大区别。

该年的时点效失业状况中包括工作或就业、下岗、离岗〔或放长假〕、失业、待业青年、高中毕业及以上的待分配和待升学者及
其他非就业者，不包括离休、退休、丧失劳动能力者、提前退休、内退、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等，年龄范围仍限定在16至60岁之间。

失业的时期数根据年底就业〔在岗〕与失业成员的答复分别计算汇总，失业数包括年底就业人员寻局部时间失业〞〔513人〕再加上失业人员对2002年就业时间的有效答复数〔1148人〕。

将内退人员与家
务劳动者排除在经济活动人口范围之外可能存有争议，本文认为内退人员根本上相当
于自愿失业人员，根据经济活动人口的定义可以将他们排除；而在调查问卷中发现家
务劳动者根本上都不答复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

1995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45位家务
劳动者中只有了位答复了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1999年问卷调查中的274位家务劳动
者只有12位答复了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其中只有7个有效答案。

2002年问卷中的454位家务劳动者只有1人答复了全年就业的问题。

因此将家务劳动者排除在经济活
动人口之外是与我国的经济环境、社会公众的普遍认识相一致的。

失业的时期数中包
括“局部时间失业〞与“全年失业〞。

从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就业状况比照
中可以看到，1999年的就业时机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1995年的数据中虽然有过失业经历的比例也较高，但在调查登记时点上的失业率并不高，这可能说明当时的再就业
时机也较高，失业下岗在当时对居民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但1999年的数据中，时点与时期意义上的就业时机根本上是一致的、并且都较高，这就意味着再就业时机也
较低，个人一旦失业那么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再就业。

而2002年中，虽然时期数也高于时点数，但两个数值仍都处于较高的水平，有失业经历的人数仍在增加，时点意义上
的失业率也较高。

比较1999年与2002年的就业数字可以发现，这两年的就业状况并
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宏观经济层面所表现出的持续的就业时机稀缺可能导致居民对未
来收入的悲观预期。

表4就业根本状况〔注：1999年的住户调查样本中包括两种类型：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样本框的随机抽样和专门针对失业下岗家庭的调查。

为了防止因选
择性偏差导致对失业率的高估，在计算1999年的就业状况时，本文只选取了随机抽取的样本。

〕资料来源：1995年、1999年与2002年的城镇住户调查资料。

由于方案经
济的影响，人们长期对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就业具有某种偏好。

在国有企业中的就业不
仅被视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并且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收入。

因此，国有企业与
集体企业中的就业人数在从业人员总数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尽管从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所有制成分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开展，但在各类所有制中，国有企业中的就
业人数依然占有较大份额。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也具有较大的奉
献率。

国有与集体企业内部开始剥离其社会职能，这也意味着原有的社会保障方式被
打破，居民在原有体制下所可能得到的福利将为居民自身的实际支出所替代。

因此，
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就业结构变化不仅影响居民的收入，同时也对居民支出的不
确定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尤其是90年代的后半期。

从表5中可以看出，1996年以来，国
有企业对社会总就业的奉献率一直小于0，在1998年甚至到达-2.431，同时，1998年开始还出现了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的绝对下降。

而集体企业那么从1992年开始，对社会总就业的奉献率就为负数，1998年为-1.126，也是从1998年开始集体企业的就业人
数出现绝对下降。

这一变化特征显然与同时期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举措直接相关的。

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特征或许正符合改革决策者
的初衷，但是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时机减少的同时却没有出现其他形式就业时机的
相应增加。

原有的就业时机在减少，却没有相应地增加新的就业时机，这两种方向同
时作用的结果是导致社会就业时机的整体性下降。

表5就业结构变化注：X[，i，t]为各部门〔指农村、城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乡镇企业〕在时期t的从业人员数；
X[，t]为全国的年底从业人员合计。

各年份中城镇与农村的数值相加等于1，但国有、集体，乡镇企业的数值之和不等于1，因为按照后一种分类，还有许多未包括的部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3.支出结构变化，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降
至2002年的37.7％。

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在1978—
1988年期间略有下降，最大值〔1983年，59.2％〕与最小值〔1988年，51.4％〕相
差7.8个百分点，但在此期间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从1989年开始持续下降。

恩格尔系数的整体变化趋势是趋于下降。

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食物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加，恩格尔系数将不断降低。

因此，在收入的增加与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之间应该存在着负向关系。

单纯从恩格尔系数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时间序列变化关系上看，这一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而恩格尔系数
那么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因此在收入增长与恩格尔系数之间似乎存在着反向变动关系。

将收入〔或收入的变化量〕作为解释变量，恩格尔系数〔或恩格尔系数的变化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方程分别设定为：ENG[，t]=β+βY[，t]，△ENG[，
t]=β+β1△Y[，t]其中，ENG[，t]、△ENG[，t]分别表示恩格尔系数绝对量及其变化量〔一阶差分〕，Y[，t]、△Y[，t]分别表示对数收入及其一阶差分〔收入含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

如果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所引起的，那么回归系数β[，1]＜0，并且回归系数与回归方程显著。

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恩格尔系数与名义/实际收入的绝对量回归中存在着自相关，因此我们也将恩格尔系数的一阶滞后作为解释变量。

在绝对量回归中，收入对数的符号为负〔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309、-4.718〕且较溪显著，但由于这两个变量都带有趋势性变化，因此可能存在“伪回归〞现象，即恩格尔系她的变化与收入的变化之间可能存在“共趋势〞现象；为此，我们对相关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但回归结果说明，系数与回归方程都不显著，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9、-2.081，但都不显著，调整R2及F统计量都很低。

整体而言，收入的变化对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缺乏解释力度。

这也意味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可能并不是居民收入增加所诱致的结果，而可能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转轨强制作用的结果。

在业已维持根本的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医疗保舰教育、住房支出的增加将迫使消费者不得不增加有关方面的支出而压制食品消费支出，从而可能成为导致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表6恩格尔系数与收入变化关系检验注：方括号内是，统计量。

***、**、*分别表示1％、5％、10％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括号内为所占消费支出总奉的比重，％〕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消费支出构成的变化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中，食品与衣着支出根本上呈下降趋势，具有上升倾向的是医疗保舰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

在这四项中，医疗保舰娱乐文教
和居住支出具有较强的制度变迁特征。

医疗保险、教育体制与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了这
些支出的较大幅度上升，这些变化具有强制性特征，即居民不得不支出。

1990年—2002年期间，医疗保健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上升了3.55倍，2002年的医疗保健
支出相对于1995年增加了2倍以上。

2002年医疗保健支出的绝对数那么是1995年的3.91倍，1990年的16.75倍，1985年的25.74倍。

娱乐文教支出在1985年就占有较
大的比重，但由于在统计上这一项所包含的内容较多、也较为繁杂，这一指标有可能
掩盖教育体制改革所导致居民教育支出增加的幅度。

此外教育收费改革的起步时间也
较早，所以在1985—2002年期间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不很明显。

但即使是这样，2002年娱乐文教支出的绝对数还是比1985年增加了15倍，比1990年增加了8倍以上。

居住支出所占比重在1985—2002年期间也增加了1倍，绝对数增加了18倍。

住房制度
改革对居民支出的影响是显然的。

但这里的居住支出不包括居民的购房支出，只包括
与居住相关的日常性支出，如房租、水电煤燃料等。

二、经济转轨对居民收入水平与
稳定性的影响从80年代开始，为了对企业职工形成有效的鼓励与约束，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国家逐步对企业内的收入分配方式进行改革。

但这种改革至少在现实中
表现为如何通过增加某些职工的收入以对其工作积极性提供物质刺激，而不是减少职
工收入对其行为施加一定的约束。

1991年底，全国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
29.7％，亏损额达310亿元，政府的规定仍仅限于亏损企业不能增加工资和发放奖金〔注：白和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辑要?〔1978—2001〕，第315页，中
国方案出版社2002年版。

〕。

国家对亏损企业的各种补贴仍至少能支撑职工根本工资的发放。

职工仍根本上不存在因企业效应不佳而被解雇的可能，其根本工资与企业盈
利能力的关联性可能也不很密切，因此尽管这一时期中的企业盈利能力已经有所差异，但职工的根本收入仍是有所保障的。

对居民的收入真正形成逆向冲击的或许是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开始采取新的措施。

“抓大放斜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使国有经
济在保持或强化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的同时，国有经济的数量或规模有所下降。

局
部亏损国有企业被破产，留存的国有经济内部也开始减员增效。

1994年，国有企业开
始试行破产制度，原有职工面临着被解雇的可能。

1997年，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为
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重要方面。

在企业改革的同时，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也采取了一
些改革措施。

国家机关精简机构，事业单位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

大量的冗员被释放。

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时机减少，现有的就业人员〔劳动力存量〕也面临被解雇的可能。

由于就业的不稳定性，居民收入的稳定性大大降低。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导致居民
就业时机下降，从而对居民收入水平产生逆向冲击；而且对居民的支出也产生了冲击。

长期以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机关事业单位都对其职工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

在方
案经济体制下，只要在国有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中获得了工作时机，不仅可以得到稳
定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细致的保障制度可以使职工免除许多后顾之忧。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大局部〔甚至全部〕开支几乎由工作单位包揽。

如果把公有制、国有经济
称为体制内经济，把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体制外经济，那么从劳动就业的角度来看，9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之一是体制外经济的成长速度低于体制外经济的收缩速度。

这无疑将导致就业时机的锐减。

此外，即使失业或下岗人员能够得到再就业时机，就
业的稳定性与收入水平都将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

尽管存有争议，但我们仍不可否认
农民工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村的劳
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

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应
显著增加但劳动力需求却没有显著提高。

这将一方面导致工资水平受到下降的压力，
另一方面导致就业时机的进一步稀缺。

不仅就业时机在下降、在职职工的收入风险在
增加。

不仅个人随时都存在被解雇的可能，由此将丧失获取收入的时机，而且即使处
于就业状态，工资水平的刚性特征被逐步打破，个人从企业中所获得的收入也将随企
业盈利能力的变化而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样受到许多不可
预测因素的影响。

处于特殊状态的个人的收入也在减少，例如年老退休人员、患有疾
病或残疾的人员等。

在原有的体制下，这局部人的社会保障实际上由企业或工作单位
提供。

在企业效益欠佳、甚至亏损时，他们的收入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新的社会保
障体制建设显然严重滞后。

在此过程中，政府也开始努力建立失业保险体制，试图缓
解因就业时机的减少而导致的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如失业救济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线等。

但至少在2003年之前，其效应并不十清楚显，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失业及低收入者缺乏有效的生活保障。

三、经济转轨对居民支出结构的影响对居民的支出产生影响的主要措施大多也与
企业改革相联系。

直接的原因表现在为了剥离企业的社会职能、增强其生存能力，使
得低工资制度下的某些福利措施被逐步取消；间接的原因那么表现为企业用人制度的
变化导致了居民与企业〔工作单位〕之间的联系变得较为松散，居民也无法再要求企
业为其提供相应的社会效劳，而只能通过增加自我支出进行弥补。

整个社会经济体制
的市场化也导致某些特殊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