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性思维:楚文化之主体特征

水性思维：楚文化之主体特征
韩玺吾
【摘要】楚人以水为邻、傍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楚文化的走向.老庄阴柔为上、率真任性、归复自然的辩证与圆通,荆楚文学的柔性品格、繁富绮
丽与浪漫飘逸,楚艺术的想象丰富、色彩富丽与谲怪莫测,楚人性格的坚忍不拔、威
猛狡黠、狂放不羁,均因水而得.因此,水性思维得以成为横贯楚文化诸般特色之上的主体特征.
【期刊名称】《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36)003
【总页数】3页(P1-3)
【关键词】水;楚文化;主体
【作者】韩玺吾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期刊社,湖北荆州43402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112
楚文化因其独特而丰富的特征，在与中原文化形成鲜明比照的同时，因在中原主流文化之外注入了一种新鲜的活力，历来为学人所关注，相关的研究丰富且不乏深思。

比如说，楚文化清奇灵巧、绚丽多姿的风格基调，在民族精神层面的积极进取、革故鼎新和至死不屈，在民族心理层面的亲鬼好巫、天人合一与力求浪漫，几乎已成
学界的共识。

毋庸讳言，以上特征诚为楚文化之区别于中原文化之处，然而，如果仅就此讨论楚文化之特征，不仅无以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拓展思路，有所突破，亦且无以在整体上观照楚文化，易使楚文化研究流于琐细和散漫。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新回到问题的起点。

我们知道，一种文化之所以表现出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首先取决于其文化产生的地理背景。

“生活在一定地理范围中的人群，必须依赖着自然提供给他们的条件，进行他们的文化建构，展开他们的文化历程。

因此，了解一种文化的总体特征，从地理环境方面进行观察是十分必要的。

”［1］考察文化的形成，地理环境是无法跳过的一环。

当我们以这样的观点来审视楚文化时，我们发现，楚人以水为邻、傍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楚文化的走向。

水之浩淼坦荡，浪漫灵动，静谧闲适，知进识退，汹涌澎湃，乃至桀骜不驯，无不在楚人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于烟波浩渺的水上孕育出的楚文化，也就弥漫着水之氤氲、水之清澈、水之飘逸。

一言以蔽之，水性思维乃楚文化之主体特征。

由此出发来审视楚文化，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楚文化的相关特色。

一
荆楚之地，向多湖泊。

两湖之地，以“湖”命名，可见一斑。

西横云梦，南泛洞庭，长江为其干，汉、湘、资、沅、澧为其肢，整个楚地，为水所环绕，构成了中华大地上最为庞大壮观的水系。

考之历史，春秋时期，“楚介江淮”［2］；战国时代，“楚地千里”，“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3］。

《墨子·公输》云：“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一》叙楚地地势云：
其大川，则有江水，自四川巫山县流入界，……自西而东，回环境内者，约千八百里。

……汉水，自陕西白河县流入界，……会于大江。

《禹贡》荆州，江、汉朝宗
于海。

《诗》：滔滔江汉，南国之纪。

《左传》：楚，汉水以为池。

又曰：江、汉、
睢、漳，楚之望也。

……湘水，出广西与安县南九十里之海阳山。

……湘水东北流入境，……有潇水会焉。

……注于洞庭湖。

……沅水，出四川遵义府境。

……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楚辞》：济沅、湘以南征。

《淮南子》：楚地南卷沅、湘。

太史公浮沅、湘。

盖楚地南境之水莫大于沅、湘。

……资水，出靖州绥宁县东南百里之唐纠山。

……沮水，出郧阳府房县西南二百里之景山，……又东南合于漳水。

漳水……《山海经》：荆山，漳水出焉。

《水经注》：出临沮县东荆山南，经当阳县北，又东南与沮水合，流达县南之沱江，至荆州府枝江县，而入大江。

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一里。

或谓之九江。

《禹贡》：九江孔殷。

又云：过九江，至于东陵。

《山海经》：洞庭乃沅、澧之交，潇湘之渊，夏秋水涨，方九百里。

许慎云：九江，即洞庭也。

沅、渐、潕、辰、溆、酉、澧、资、湘九水皆合于洞庭中，东入江，故名九江。

或谓之五渚。

……洞庭周回三百六十里，南连青草，西吞赤沙，横亘七八百里，谓之三湖。

［5］
生活于此环境中的楚人，仰观俯察之中，触目皆水。

当他们徜徉于水乡泽国之时，其思维必然受制于水。

于是，其致思方式、价值评判乃至行为处世，处处都浸透了水的特色。

老子的整个思维体系，无疑因缘于对水的体察，“上善若水”正是这一思维的必然结果。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6］在老子眼中，水可以看成是道的代名词。

由此出发，从水的自然流走、高下相应、不拘于世、不碍于时、圆转通变中，老子构筑起了一整套独特的宇宙观：“无为而无不为。

”不执“无为”，不守“无不为”，而是要在两极之中寻求和谐与流动，如循其环，允执厥中，这正是水之性的最佳表述。

“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思维体系的核心，而架构这一核心的，则是老子朴素的唯物辩证法。

老子的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相对自然观，正言若反，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正是这一观念的表述。

将老子的这种相对观与水之性两两相照，不难发现，祸福相因相化，正源自于水的圆转通变的启迪。

这一点，结合老子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人生观，便能看得分外清楚。

“柔弱胜刚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6］诸如此类，无不发端于对水的体认，跃动着由水之特性而来的智慧。

如果说水之阴柔涵养了《老子》的话，那么，水之丰赡则孕育了《庄子》。

《庄子》的汪洋恣肆，无疑与水息息相关。

《庄子》一书中，处处体现出由水的观照而得来的哲理玄思。

关于庄子的里籍，《史记》只说“庄子者，蒙人也”，致使后代学者多有纷争。

汉代学者多持宋人说，宋代学者多持楚人说。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廿五云：“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

”朱自清《经典常谈·诸子第十》称：“庄子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国人。

”杨义认为：“历来都认为庄子为宋地蒙人，但庄子思想上承老子，乃为楚学。

更值得注意的是，庄子祖脉在楚，其家族为楚庄王后代，大致于楚悼王或肃王时，已成疏远贵族，离楚流亡。

故庄子笔下，‘大鹏’意象及鼓盆而歌，潜藏着楚俗记忆；写楚人楚事，蕴含着乡国之思；庄子家族流亡至宋，未能融入。

”并在翔实考证的前提下进一步断言，庄子乃“楚国流亡公族苗裔的身份”。

［7］如此，庄子思维受制于水，也就在自然之中。

庄子思想的核心是逍遥。

《逍遥游》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庄子对现实世界的超越
是“忘”。

在庄子看来，“忘”是“游”的必要条件，没有“忘”就不能展开“游”的翅膀。

《大宗师》云：“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
于江湖。

……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

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8］庄子以鱼在水中畅游来比况人在“道”中。

江湖浩瀚，鱼在其中优哉游哉，彼此相忘，恩断情绝。

一旦泉源断绝，河湖干涸，鱼儿们在陆地上共渡危难，共图生存，只好吐沫相濡，呵气相湿，互相亲附，但比之在江湖中逍遥自在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

“鱼相忘乎江湖”，就超越了失水的局限性。

由物及人，同样，人只有彻底摆脱对有限现实的依托，才能外忘于现实的期待和羁绊，遨游于无限的自由天地之中，优游自在，无牵无挂，一任自然。

从楚人对水的体认和天生偏爱中，庄子体悟到了他的逍遥游的境界。

《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

方东树《昭昧詹言》云：“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

”［9］这一无有定形，以及《庄子》的通达权变，归根结底是得之于对水的观照。

二
当老子用恬然的韵语表述其沉潜之思，庄子以恣肆的散文寄寓其超然之辩时，这就意味着，水性的圆转通变、阴柔卑下、丰赡华美、汪洋恣肆，不仅会孕育深刻的哲理之思，亦且会涵养文学的独有品性。

从水乡泽国迤逦而来的荆楚文学，肇始之初，就弥漫着浓郁的水性特征：“荆楚文学的柔性品格从被称为‘南音之始’的《候人歌》就已见出端倪，‘候人兮猗’，在‘兮——猗’这种迂徐舒缓的感叹声调之中，似乎注定了水乡泽国文学柔性的节奏、旋律、音调与独特韵味，《楚辞》以及汉代‘楚歌’中‘兮’字的大量运用就是明证。

”［10］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柔弱的吟唱中，荆楚文学水的丰富内蕴发扬到了极致，或华美多姿，或浪漫飘逸，或摇曳生情，屈原赋即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如《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白薠兮骋望，与佳
期兮夕张。

鸟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
精致传神的描写，繁富绮丽的铺陈，幽怨哀伤的抒情……凡此种种，既源于潺湲的流水，也归之于潺湲的流水，这正是荆楚文学独有品性最为出色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荆楚文学在言说的方式上，与中原文学取着不同的路径。

从本质上说，荆楚文学终极的审美特性虽然与中原文学一样，归之于中和之美，但这种中和之美的达成却与中原文学不同。

中原文学采取的言说方式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其中和的达成，混融于和谐的表述之中，即情绪表露的含蓄与整体抒情的委婉都取一种中和的传达方式，由此构成一种稳重的结构形态，但荆楚文学则并非如此。

在言说方式上，荆楚文学选取了一种不同于中原文学的独特表现法，情绪的传达往往接近直露，其中和的达成，跳荡于对立的表述之中，多凭借柔弱的抒情腔调对直露情绪的调谐，由此构成一种灵动多变的结构形态。

以屈原赋为例，即可见一斑。

如上引《湘夫人》中，一方面，诗人坦承自己的心声“思公子兮未敢言”；另一方面，则又将此直白表露错置于前后柔弱哀伤的抒情腔调之中，于极尽对立的表现方式与情绪传达中，复归于中和之美。

很显然，从哲理层面而言，这是《老子》思想的诗意表述；从现实层面而言，则是水性繁富流变特性的形象写照。

一句话，没有观之于水的体认和感悟，就不会有这样一种审美致思方式的产生。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诞生于水乡泽国的荆楚文学获得了不同于中原文学的特有品性。

哲学也好，文学也罢，不过是现实人生的别样表述。

生活于荆楚大地的楚人，其精神气质无不由水性而奠定。

水的汪洋恣肆，成就了楚人的浪漫，楚国乐舞的“被衣服纤……艳陆离些”［11］，楚国绘画的想象丰富、色彩富丽与谲怪莫测，楚人服饰的佩剑饰花，楚族性格的活泼无拘，是其写照。

水的灵动流走，赋予了楚人智慧，从市传的南人多诈到书传的唯楚有才，是其明证。

水的持久的韧性，锻造了楚人的坚毅，最为集中的体现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延至近现代历史，从“无湘不
成军”的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精神的承传与演变。

楚人逐水而居、与水为邻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到楚人的生活层面，更决定了楚人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

由于与水的天然关系，楚人在天地人的观照中，十分自然地以水作为致思的出发点，从而展开形而上的思考，由此形成了楚人特有的圆融通达、浪漫飘逸、威猛狡黠。

水性思维既使楚文化走上了与厚重稳健的中原文化不尽相同的发展之路，彰显了楚文化独有的审美情趣；同时，又与中原文化合流，共同建构起稳重厚健、灵动圆通的中华文化。

因此，从水性思维出发去审视楚文化，既能高屋建瓴地把捉楚文化的特色，又能更好地观照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与具体走向。

参考文献：
［1］王宁.中国文化概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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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焕镳.墨子校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6］陈鼓应.老子今译今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杨义.《庄子》还原［N］.中华读书报，2009－02－20（3）.
［8］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9］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0］孟修祥.荆楚文学的“水”性特征［N］.光明日报，2004－05－12（理论版）.
［11］屈原.招魂［A］.朱熹.楚辞集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