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与高丽粮食赈济及元代赈灾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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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版，第5950"5970-5971页。

㉔㉘粱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51页。

㉕《宝庆四明志+卷八《郡志八》，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89页。

⑮冯福京等编《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二《义庄》，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73页。

㉗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8页。

㉙.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O《劝立义廩文》，文渊阁《四库
全书》影印本1990年版，第1174册，第622-623"623页。

㉚袁燮:《萦斋集》卷一五《通判平江府校书姚君（颍）行状》，第1157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㉛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6页。

作者简介:黄纯艳,1967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茜旖，1989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元朝与高丽粮食赈济及元代赈灾特点
乌云高娃
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央集权王朝,其赈灾政策在继承前朝制度的同时，有些方面具有与前朝不同的特点，这与元朝统治者以游牧为主的民族特性有一定关系。

以往的学者多关注元代自然灾害史研究，对元代赈恤制度关注较少，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的博士崔允精，较早关注元代赈恤制度研究,2003年完成其博士论文《元代赈恤制度研究》，总结了元代赈恤制的特点。

①2020年，陈高华先生与张国旺研究员出版《元代灾荒史》②，对元代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及赈灾制度做了全面的考察。

综观有元一代，自然灾害频发。

忽必烈统一全国之后，其治下除中原与江南的农耕民族之外，还有漠北的游牧民。

元代从四海一家、天下会同的理念出发，与高丽的关系特别密切。

元代的赈灾措施中，对高丽通过海上漕运粮食，遇到灾荒时期，元丽互相赈济粮食。

对游牧民,除赈济粮食以外，还由政府提供马匹让成为流民的牧民回归本部。

元朝的赈灾制度、常平义仓、蠲免制度等与前朝的承传关系及元朝在赈灾政策中所体现出的游牧特性，值得深入讨论,这有助深化对古代国家治186理能力与古代赈灾策略的研究#
元朝与高丽互相赈济粮食
元代的赈济主要以粮食或钞为主，实施赈灾的前提条件是粮食仓储。

因此，元代与前朝一样实行备仓制度,设立官仓,赈济规模很大。

③元代国库不能负担时,采取入粟补官、赃罚钞、出售僧道度牒等办法补充。

赃罚钞用于赈灾这一措施前朝并无此例,为元代特有。

王琏认为元代设置的粮仓一般分为在京诸仓、通州河西务和沿河诸仓、迤北诸仓、腹里诸仓、江南诸仓、义仓、供忆仓，其中供忆仓属中央各院、司、府的仓房等。

④这些粮仓分布地区广,储备粮食的规模大。

据《元史》记载：“元立义仓于乡社,又置常平仓于路府#”⑤元代在社设置义仓是为了解决荒年歉收时分的生活救济问题，但是，由于义仓由社长主持，义仓自然也成为社长剥削社众的手段⑥#元代常平仓的设置并不固定，时兴时废⑦，因而作用不大。

从《元典章》《高丽史》等不同文献记载来看,元代的赈灾措施在忽必烈时期制度化，主要以蠲
古代国家治理与灾害赈济(笔谈)
免和赈济为主。

在忽必烈时期，遇到灾年元朝与高丽有着相互赈济粮食的特点#
《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五月，賭以民饥,乞贷粮万石，从之。

”⑧这段史料记载1280年五月高丽因出现旱灾、蝗灾，高丽忠烈王请求从元朝赈贷粮食一万石，得到忽必烈的许可。

《高丽史》也有记载，“忠烈王六年是月(五月)旱蝗，元中书省牒加汆米一万石”⑨，可与中国文献互证#
当高丽出现灾荒时，元中书省汆米进行赈济。

同时,当元朝出现灾荒时元廷也能调集在高丽储存的军粮，赈济元朝的饥民#1289年元代辽阳行省等多处出现大饥荒，忽必烈命高丽筹办十万石粮食，运到辽东赈济#《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十五年二月丙寅(1289)，元遣湖广等路行尚书省参知政事张守智，翰林直学士李天英前往高丽，称:“据尚书省奏：’去岁辽东调遣军马，人民被扰，田禾未收，例皆阙食#江南险远，船运粮斛,不敷给散#辽东与高丽接境，乞令本处措办粮十万石，前来接济。

‘得此#今遣张守智等前去，上件粮数,尽力办集#差官报送，趁迭来春，接济用度#”⑩忽必烈时期元丽关系较为密切#乃颜叛乱时，辽东由于战乱，多地出现饥荒#忽必烈从距离辽东最近的高丽运来赈灾的粮食，渡过难关#
面对自然灾害，元朝与高丽能够经常互相赈济粮食#1291年五月高丽发生蝗灾，忽必烈从江南运粮食赈济高丽#《高丽史》对此记载：“忠烈王十七年六月甲申，元遣使运江南米十万石来赈#”⑪《元史》也记载：“至元二十八年五月，以'子™为世子，授特进、上柱国，赐银印#十月，以其国饥,给以米二十万斛#”⑫关于1291年元朝赈济高丽十万石粮食的时间问题，《高丽史》记载为六月，《元史》记载为十月#在月份上史料记载有出入#一石等于两斛，此处二十万斛是十万石#《元史》与《高丽史》记载应该是指同一件事#而1292年高丽出现饥荒，闰六月一日“元遣万户徐兴祚运江南米十万石来赈饥民”⑬#1293年四月高丽遇到暴雨冰雹灾害，六月元遣江南千户陈勇等载米二十艘前去赈济⑭#
忽必烈两次征日本俱告失败，但是，在1294年正月忽必烈去世前，还有第三次征日本的计划#因此，忽必烈时期，为征日本运江南米十万石,存放于高丽江华岛#成宗即位当年(1294),辽阳、沈阳地区出现大饥荒#十二月成宗命高丽从征日本军粮十万石中运五万石，赈济辽沈地区#《高丽史》记载：“忠烈王二十年十二月庚寅,元遣中书舍人爱阿赤来，先是为征日本运江南米十万石,在江华岛#今辽沈告饥,帝诏以五万石赈之#”⑮1295年二月十八日高丽方面要求元朝减少运粮数量，元成宗并未同意#《高丽史》有记载：“忠烈王二十一年二月癸巳，遣中郎将宋瑛如元，请减运粮,帝不从。

”⑮高丽为此在四月癸卯遣将军柳温如元,请减辽阳运粮,帝许减二万石⑰#因此，此次虽然元成宗原计划从高丽运回忽必烈时期从江南运到高丽江华岛十万石军粮的一半，来赈济辽东饥荒。

由于高丽反复请求，核减两万石运量，实际运到辽东的赈济粮食为三万石#高丽分三次船运三万石粮食到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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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对蒙古饥民的救济及其赈灾的游牧特色
元代武宗和英宗时期，国内曾出现大饥荒,不少游牧民成为流民，出现卖儿卖女之情形,为此官府出钱救赎#在武宗至大元年(1308)二月甲寅,以钞十万锭济和林的蒙古流民,在大同、隆兴等处果粮以赈，并令屯田#武宗时期，和林饥民入中原者多达八十六万八千户,“闰十一月己丑,北来民饥，有鬻子者，命有司为赎之”⑲#
英宗于1320年即位，元朝出现饥荒#元廷括马三万匹,给蒙古流民，遣还其部#并且赈济河间、真定、济南等处蒙古军#赈大都、净州等处流民,给粮马，遣还北边#⑳
英宗时期，元朝特设立宗仁卫，专门收容流散的蒙古子女#一年时间竟收容万户，限于政府的收容能力，不得不停止。

⑪1322年元朝出现多种自然灾害#政府以大量的粮食用于京师和诸路饥民的赈济。

对此《元史》记载道：“至治二年春正月己卯，山东、保定、河南、汴梁、归德、襄阳、汝宁等处饥，发米三十九万五千石赈之。

癸巳，渤州饥,果米十万石赈之#”㉒置宗仁卫,收养蒙古子女，二月、三月括马赐宗仁卫，给宗仁卫蒙古子女衣粮#十二月给蒙古流民粮、钞，遣还本部#至治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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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春正月，“以宗仁卫蒙古子女额足万户，命罢收之”。

⑫元朝本来禁止典卖蒙古子女为奴#
《元典章》记叙:“延祐七年十一月，至治改元诏书内一款：回回、汉人、南人典买蒙古子女为驱者，诏书到日，分付所在官司应付口粮，收养听候，具数开申中书省定夺。

”⑭这是1320年英宗“至治改元诏书”中规定的条款。

陈高华先生认为元朝实行民族歧视的政策，所以，对于流散的草原牧民，给予种种优遇。

⑮但是，从《元典章》的相关记载来看,元朝不仅禁止典卖蒙古子女，对腹里地区的百姓，因遇到自然灾害而典卖儿女者,也要求赎回。

如《元典章》新集记载：“延祐七年十一（二）月初二（一）日百姓流移，盖非得已。

如欲复业者，所在官司官给行粮。

应有在前拖欠差发、课程，并行倚阁。

元抛事产，全行给付，仍免差税三年。

其腹里百姓因值灾伤，典卖儿女,听依元价收赎。

”⑫
元朝对鳏寡老人的救济
元代诸帝非常重视对鳏寡孤独老人的救济。

崔允精认为，大蒙古国时期,蒙哥时期设立常平仓就是为了赈济鳏寡孤独老人。

㉗忽必烈即位后，至元六年（1269）年设立常平仓，与历代仓储一样，起到赈济作用。

他多次颁发诏书，以官仓赈济鳏寡孤独老人。

《元典章》记载：“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于官仓内优加赈恤。

”㉘1282年元朝设立养济院，官府支粮，赈济鳏寡孤独老人。

《元典章》记载：“至元十九年，钦奉圣旨内一款:鳏寡孤独、老弱残疾不能自存之人,照依中统元年已降诏书,仰所在官司支粮养济，仍令每处创立养济院一所，有官房者就用官房，无官房者官为起盖，专一收养上项穷民，仍委本处正官一员主管。

应收养而不收养、不应收养而收养者，仰御史台、按察司计点究治。

”㉙
成宗自1299年开始对鳏寡孤独老人既提供衣服、粮食，也规定给钞。

“大德三年正月，钦奉诏书内一款:鳏寡孤独，贫民之可怜者。

仰所在官司常加存视，除常例衣粮请给外,虑或不足，仰中书省约量添给。

中书省议得：’除常例给衣粮等，今拟自大德三年正月为始，每名添中统钞一两，如遇天寿圣节,每名支给中统钞二两，永为定例。

’”188大德七年（1303）规定“鳏寡孤独,除常例养济外,人给中统钞一十两”。

大德十一年（1307）五月又规定“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常加存问,合得衣粮依期支付,病者官给医药,毋令失所”㉚。

武宗和仁宗时期，政府执行成宗时期的规定，对鳏寡孤独老人，官仓出粮食赡养并给钱钞#
余论
元代另设有惠民药局，救治平民、灾民，官府还负责自然灾害中的逝者安葬等事务#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元代的赈灾政策在忽必烈时期制度化，形成系统的赈恤制度，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时期，政府大力赈恤饥民#1329年至1331年元明宗到文宗时期，元朝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1330年张光大根据宋董壻《救荒活民书》编撰《救荒活民类要》，详细记载了元代赈恤制度及其当时的弊病和解决的办法。

此书对明朝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明代编《救荒活民遗补书》，记载明朝的赈济措施#因此，对宋元明清时期的救荒书进行比较研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元顺帝时，自然灾害频发，多次出现大饥荒，农民起义爆发,最终国力衰退，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导致元朝灭亡#元朝的灭亡是否与自然灾害频发、货币贬值等原因密切相关，值得进一步探讨#
①崔允精:《元代赈恤制度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②陈高华、张国旺:《元代灾荒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
③陈高华:《元朝赈恤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④⑦王琏:《元代的粮仓考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⑤宋濂:《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常平义仓”条冲华书局1976
年版，第2467页#
⑥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
⑧⑫《元史》卷二。

八《外国传+"至元十七年五月”条，第4621、
4621页。

⑨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九《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六年五月甲
戌”条，（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版,第一册，第450页#⑩郑麟趾:《高丽史》卷三O《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十五年二月丙寅”条,（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版，第一册，第471页#⑫⑪⑲:《史》卷三《王世家》“王十七年月申”条,（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版，第一册，第475页#
古代国家治理与灾害赈济（笔谈）
⑱郑麟趾:《高丽史》卷三O《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十八年闰六月辛卯”条，（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版，第一册，第477页#
⑭郑麟趾:《高丽史》卷三O《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十九年六月己丑”条，（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版,第一册，第479页#
⑮郑麟趾:《高丽史》卷三一《忠烈王世家》“忠烈王二十年十二月庚寅”条，（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版，第一册，第482-483页#
⑯郑麟趾:《高丽史》卷三一《忠烈王世家》“忠烈王二十一年二月癸巳”条，（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版，第一册，第483页#
⑰郑麟趾:《高丽史》卷三一《忠烈王世家》“忠烈王二十一年四月癸卯”条，（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版，第一册，第483页#
⑱郑麟趾:《高丽史》卷三一《忠烈王世家》“忠烈王二十一年三月丁巳、夏四月己卯、闰四月癸酉”条，（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12年版,第一册，第483页#
⑲《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05页#
⑳《元史》卷二七《英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01页#㉑㉕陈高华:《元代的流民问题》，载陈高华《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08页#
㉒㉓《元史》卷二八《英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19、628页#
⑭《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禁典雇-禁典买蒙古子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5页#
⑮《元典章》《新集*国典*诏令*至治改元诏》，校订“延祐七年十一月初二日&为“延祐七年十二月初一日&，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2-2204页#
㉗参见崔允精《大蒙古国时期鳏寡孤独救济与常平仓》，《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⑮⑮㉚《元典章》卷三，“圣政-惠鳏寡&条，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8、+9页#
作者简介：乌云高娃，1971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明代灾荒赈济中的“治法”
解扬
《哈佛中国史》明代卷的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描述明代历史的整体情况时，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出发，认为元、明两朝处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其共同性在于，饥荒、洪水、干旱和流行病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害在此期间频繁发生#卜正民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元、明两朝同被笼罩在世界性的“小冰河期”气候之中。

①对这些自然灾害，普通百姓依靠自身能力所能应付的范围有限，更多地是依赖地方政府向朝廷申请划拨钱粮、蠲免赋税、储粮备荒,灾后则在政府主导下发行赈贷,组织以工代赈，推广农业技术革新。

②地方政府作为朝廷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中间媒介,扮演了舆情上达、落实朝廷政策、为民众谋福祉的角色，无疑是救灾赈济的主体。

但是对于如何履职尽责，明代地方官却缺乏共识。

他们面对灾荒，对于究竟是地方掌印正官应该发挥自主性,还是服从于时代通行的救灾方法，即在“治人”与“治法”两者中，何者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问题上，存有疑惑。

对此，当事者理解各异，共识性的看法是抱怨“有治人无治法”。

而当时出版的官箴书中保留的赈灾内容十分丰富。

后世人的疑惑便是，一方面明代灾荒赈济中治法精详，甚至事无巨细;另一方面，地方官们却感慨治法缺失。

本文从反映明代赈灾的官箴书入手，理解地方官员在赈灾中对“治法”的诉求,进而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对有关“治法”的矛盾提出新的解释#
明代赈灾中的“治人”与“治法”
明代的官箴书多为官员自纂，收录了其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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