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在宫颈癌术后患者应对方式与家

【摘要】　目的　探讨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家庭关怀度及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希望水平在家庭关怀度与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

方法　选取医院2019年12月—2021年12月收治的82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术后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Herth 希望量表（HHI）、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分析宫颈癌术后患者SCSQ 评分、HHI 评分及APGAR 评分之间的关系，构建结构方程，检验分析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在家庭关怀度与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

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82例患者积极应对水平为17.00（16.00，19.00）分，消极应对水平为14.00（13.00，16.00）分；APGAR 得分5.00（4.00，6.00）；HHI 得分26.00（24.00，28.00）分。

采用Pearson 相关性分析，宫颈癌术后患者积极应对方式、APGAR 评分、HHI 之间均为正相关（r >0，P <0.05）；消极应对方式与APGAR 评分、HHI 之间均为负相关（r <0，P <0.05）。

构建结构方程分析得出，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在家庭关怀度及应对方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结论　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家庭关怀度均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性，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性，且希望水平在家庭关怀度及应对方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　宫颈癌；希望水平；家庭关怀度；应对方式；中介效应中图分类号
R473.7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2-9676.2023.03.006
希望在宫颈癌术后患者应对方式与家庭关怀度
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作者单位：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市立医院东区妇科第一作者：金婷婷,女，本科，副主任护师
金婷婷
Analysis of hope's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coping style and family care level on cervical cancer postoperation patients JING Tingting (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 Suzhou, 215000,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pe level, family care level and coping style of cervical cancer postoperation patients, and to analyz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hope level between family care degree and coping style. Methods 82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admitted in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9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 and all patients received surgical treatment. 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Herth Hope Scale (HHI) and Adaption Partnership Growth Affection Resolve (APGAR) questionnari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SQ score, HHI score and APGAR score, and constructed structural equations to test the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the hope level between family care and coping mode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Results Th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response level of 82 patients was 17.00 (16.00,19.00) points, and negative response level was 14.00 (13.00,16.00) points; APGAR score 5.00 (4.00,6.00) points; and HHI score 26.00 (24.00,28.00) points.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coping, APGAR score and HHI (r >0, P <0.05); negative response and APGAR score and HHI (r <0, P <0.05).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hope level of patients after cervical cancer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 ect between family care and coping style.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hope and family care after cervical cancer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response style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 and the hope level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 ect between family care and coping style.【Key words 】　Cervical cancer; Hope level; Family care; Coping style; Mediation eff
ect •调查研究•
据统计，截止至2017年，我国宫颈癌发病率从9.54/10万增加到10.88/10万，病死率随年龄增长不断升高，宫颈癌已成为我国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1]。

宫颈癌当前临床治疗以手术为主，手术具有相对较高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但调查发现，
超过20%的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生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这将影响患者对后续治疗的应对方式，且不利于术后早期康复[2]。

应对方式即患者处于逆境，或在面对创伤等应激事件时采取有目的、有意义的行为方式[3]。

积极的应对方式对于缓解癌症和手术带来的应激反应，减轻术后消极情绪及调节患者行为表现均起到关键性作用[4]。

为促进宫颈癌患者术后康复及确保治疗工作顺利进行，改善患者应对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属于个体内在的心理资源，是对未来的积极向往。

目前已有研究证实，癌症患者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有关，通过提高希望水平能够建立良好的信念，从而改善患者应对方式[5]。

另有研究指出，癌症患者常因家庭功能缺失而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从而丧失战胜疾病的信息，导致希望水平降低[6]。

而目前已证实癌症患者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有关，本研究分析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在家庭关怀度与应对方式之间是否发挥中介效应，以寻求更多途径改善宫颈癌患者应对方式。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医院2019年12月—2021年12月收治的82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

纳入条件：宫颈癌符合《妇产科学（第9版）》[7]中诊断依据，所有患者均由宫颈活检确诊；人乳头瘤状病毒（HPV）检测结果阳性；由同一医生进行手术治疗；认知功能正常，具有正常的交流能力；能够独立完成问卷调查。

排除条件：合并其他部位恶性肿瘤；患有精神心理障碍；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近期发生急性应激事件；近期家庭遭遇创新性事件；正在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肿瘤发生远处转移。

82例患者中年龄42~65岁，平均53.50岁。

FIGO分期[7]：ⅠB期32例，ⅡA期22例，ⅡB期28例。

疾病类型：鳞癌72例，腺癌10例。

受教育程度：中学及以下50例，大学及以上32例。

户籍：城镇32例，农村50例。

婚姻状况：已婚57例、未婚或离异25例。

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且通过，患者及家属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调查内容及工具
（1）家庭关怀度：使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评估[8]：问卷由美国学者Smilkstein编制，包括亲密度、情感度、适应度、成长度、合作度5个维度，采用Likert3级计分法（0~2分），即0分：几乎很少，1分：有时这样，2分：经常这样。

问卷共计10分，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功能越好（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857）。

（2）应对方式：使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评估[9]：问卷由积极应对（12个条目）和消极应对（8个条目）2个维度组成，合计20个条目，采用Likert4级计分法（0~3分），积极应对总分为36分，消极应对总分为24分，积极应对评分越高，以得分最高的应对方式评分，定义为患者倾向于该应对方式（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811）。

（3）希望水平：使用Herth希望量表（HHI）评估[10]：量表包含采取的积极行动（P）、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I）、对现实与未来的积极态度（T）3个维度组成，各包含4个条目，采用Likert4级计分法（1~4分），总分范围为12~48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希望水平越高（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71）。

1.3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由专科护士协助心理咨询师对符合纳入条件的患者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前首先获取患者同意，讲解调查目的、问卷内容及填写方法；患者填写完成后现场回收问卷，若发生误填、漏填项，指导患者重新填写或纠正；任何一种问卷回收无效即将该患者从研究中剔除。

1.4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处理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Shapiro-W ilk正态性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资料采用“M（P25，P75）”表示；宫颈癌术后患者应对方式、家庭关怀度及希望水平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在应对方式与家庭关怀度之间的中介效应；采用AMOS 17.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使用Bootstrap法进一步验证。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82例患者积极应对平均17.00（16.00，19.00）分，消极应对平均14.00（13.00，16.00）分；APGAR平均得分5.00（4.00，6.00）；HHI平均得分26.00（24.00，28.00）分，各问卷具体得分情况见表1。

2.2　患者应对方式、家庭关怀度及希望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宫颈癌术后患者积极应对方式、APGAR评分、HHI之间均为正相关（r>0，P<0.05）；积极应对方式与APGAR评分、HHI之间均为负相关（r<0，P<0.05）。

见表2。

表1　患者问卷调查结果
问卷
内容条目数得分范围平均得分
SCSQ
积极应对1212~2217.00（16.00，19.00）消极应对
810~2014.00（13.00，16.00）APGAR 亲密度-0~10.00（0.00，1.00）情感度-1~2 2.00（1.00，2.00）适应度-0~10.00（0.00，1.00）成长度-1~2 1.00（1.00，2.00）合作度-1~2 1.00（1.00，2.00）总分
-3~8 5.00（4.00，6.00）HHI P 46~109.00（8.00，9.00）I 47~128.00（7.00，9.00）T 45~129.00（9.00，10.00）总分
12
18~34
26.00（24.00，28.00）
2.3　患者希望水平在家庭关怀度与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
如表3所示，方程c ’P <0.05，提示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在家庭关怀度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贡献率公式及得分为：Effect
表3　患者希望水平在积极应对与家庭关怀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方程因变量自变量R 2值B 标准化B t 值P 值方程c 积极应对家庭关怀度0.474 1.4170.6888.4900.000方程a 希望水平家庭关怀度0.255 1.5400.505 5.2360.000方程b 积极应对
希望水平0.6430.3220.477 6.1250.000方程c’
-家庭关怀度
-
0.921
0.448
5.747
0.000
表2　患者应对方式、家庭关怀度及希望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相关因素APGAR HHI 积极应对0.688*0.703*消极应对-0.646*
-0.543*APGAR
-
0.505*
注：*P <0.05。

M=ab/c=0.505×0.477/0.688=0.35012（35.01%）。

如表4所示，方程c ’P <0.05，提示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在家庭关怀度与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贡献率公式及得分为：EffectM=ab/c =0.505×0.290/0.646=0.22670（22.67%）。

之间的中介效应
3　讨论
宫颈癌术后患者受到癌症和手术的共同影响，心理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倾向于消极的心理改变，常选择消极应对方式面对疾病，极不利于患者预后[11]。

钟小芳[12]在调查中发现，宫颈癌术后患者普遍选择消极应对方式，将增加其疾病恐惧感，影响自我管理能力，从而影响术后治疗工作的顺利进行。

李
承秋等[13]研究也显示，120例宫颈癌术后患者消极应对评分均高于全国常模，认为改善患者应对方式有助于增强心理弹性，提高术后康复依从性。

上述研究均说明，宫颈癌术后患者缺乏良好的应对方式，改善患者应对方式对于术后治疗工作的开展及早期
康复发挥关键性作用。

癌症患者的治疗进展及病情康复中希望水平仍发挥一定作用，希望水平在引导患者参与治疗、提高患者接受程度、建立良好康复信念等方面发挥正性调节作用，这对于产生积极的应对方式有着积极意义[14]。

相关研究显示，卵巢癌患者希望水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趋势，认为提高患者希望水平有助于促进健康行为转变，使其选择积极应对方式，对术后心理、生理康复发挥积极作用[15]。

目前多数研究认为，希望是生命的核心，是患者应对疾病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够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16-17]。

良好的希望水平能够引导患者建立健康信念，在面对疾病时总是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有助于促进健康行为转变，从而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18]。

在宫颈癌术后患者中，提高希望水平能够减轻癌症和手术带来的应激反应，从而减轻术后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对于改善患者应对方式起到积极作用。

本研究通过相关性分析证实，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性，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

提示改善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对于纠正患者应对方式，减轻消极情绪，有助于促进术后早期康复。

癌症患者家庭功能在解决术后心理问题，促进术后康复等方面仍发挥重要作用，目前认为，家庭关怀度可通过影响患者希望水平，间接影响其术后健康信念、情绪状态等心理反应[19]。

本研究中，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与家庭关怀度、积极应对方式均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由此说明改善宫颈癌术后患者家庭关怀度对于提高希望水平具有积极意义，或有助于改善患者应对方式。

家庭关怀能够减轻患者心理负担和愧疚感、自卑感，
这对于患者情绪调节起到积极的改善作用，有助于
图1 患者希望水平在积极应对与家庭关怀度
之间的中介效应
表4　患者希望水平在消极应对与家庭关怀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方程
因变量自变量R 2值B 标准化B t 值P 值方程c 消极应对家庭关怀度0.418-1.415-0.6467.5770.000方程a 希望水平家庭关怀度0.255 1.5400.505 5.2360.000方程b 消极应对
希望水平0.481-0.209-0.290 3.0920.003方程c’
-家庭关怀度
-
-1.094
-0.500
5.317
0.000
建立积极心态，对治愈和康复产生希望，从而提高患者希望水平，选择积极应对方式。

家庭关怀对患者产生鼓励作用，帮助患者产生健康信念，对治疗始终抱有希望，患者能够自主产生健康行为，以积极心态面对疾病，有助于改善患者应对方式[20]。

王孝月等[21]研究中，肾移植患者家庭关怀度各维度得分与希望水平均呈正相关，认为给予患者家庭关怀有助于提高其希望水平，使其产生康复信念，积极面对疾病。

本研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也证实，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在家庭关怀度与不同应对方式之间均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家庭关怀度通过影响患者希望水平，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应对方式。

本研究通过证实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家庭关怀度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现已明确改善患者应对方式的部分途径，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性。

本研究最后对改善宫颈癌术后患者应对方式提出以下合理建议：①宫颈癌术后患者或因疾病问题、生育问题等产生愧疚感和自卑感，亲属应频繁给予患者鼓励和安抚，使患者感知到自身对于家庭的重要性，应积极康复回归家庭角色；②护理人员应频繁对家属进行健康教育，由家属对患者进行转达，通过家属之间的信任感，提高患者接受程度，帮其建立健康信念，以改善应对方式。

③家庭成员应有耐心地实施照护工作，将照护工作视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使患者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再因疾病问题、生育问题而消极。

综上所述，宫颈癌术后患者希望水平、家庭关怀度与应对方式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希望水平在家庭关怀度与不同应对方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给予患者家庭关怀能够提高希望水平，有助于改善患者应对方式。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观察样本量较少，今后需加大样本量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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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8收稿]
（责任编辑　刘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