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视角下格温多琳·布鲁克斯诗歌中二元对立项的相互渗透性解读

知识文库 第18期
16 解构主义视角下格温多琳·布鲁克斯诗歌中
二元对立项的相互渗透性解读
山 鸥
格温多琳·布鲁克斯在诗歌中注重通过真实再现本土弱势群体生活图景来体现其遭受残酷种族压迫而陷入物质匮乏与精神萎靡双重困境的现实，斥责了西方社会推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权力话语体系。

本研究以德里达解构主义为理论框架探讨诗中“二元对立”关系的消解，此类对立概念界限的模糊化也趋于消解西方权力话语中心地位，促使弱势群体从原本边缘从属地位逐步向话语中心迈进。

格温多琳·布鲁克斯作为具有卓越文学建树与深刻政治洞见的女诗人，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使她快速进入公众视野并逐渐成为评论家们争相研议的对象，更于1994年斩获美国联邦政府人文学科最高奖项—杰斐逊讲席。

布鲁克斯在诗歌创作中融入大量欧洲及非洲美学传统元素，形成其自身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界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重大变革。

解构主义强调瓦解逻各斯中心，即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思想中对其文明的过度推崇现象进行批判及颠覆，具体表现为消解等级制度鲜明的二元对立观即两对立项间存在绝对性互斥差异而其中一项占据强制性统治
地位，如普遍意义上的男女、真理与谬误、西方与东方等，
其中前项往往被视为更优越的存在而被作为判断基准。

德里达提出对“二元史观”的颠覆关键在于要挖掘两者间相互渗透的关联，同时指出两者间差异并不能证明优劣等级秩序的存在，从而脱离内在意识形态的控制。

对此，他还表示：“我们的话语无疑是属于形而上学的对立物体系的。

我们只要用某种策略安排，让它在这个领域和自己的努力范围之内反对它自己的种种策略，就可以产生一种混乱的力量并扩散到这一体系，从各方面对其裂解并划定边界。

这样我们就能显示出那种成见的破裂。

”其主要意旨在于彻底瓦解西方霸权中心地位并力图重塑西方意识形态中被妖魔化的群体形象，并切实将该弱势群体从边缘位置拉回主流话语体系中。

一、群体精神属性上对立关系的消解
美国公民中各群体间差异从肤色、相貌等外在物理属性上看显而易见，而究其内在精神实质却并非处于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关系。

诗人在“厨房公寓”中暗示主流群体将边缘群体小孩与母亲残忍分离从而剥夺其享有的受教养权利的冷血行径，这种暴行与主流群体一再标榜的文明形象形成反差。

打着文明旗号而行野蛮之举的主流群体与被加注以蛮荒落后标签却坚守内心本真与善良的边缘群体间对比鲜明，而对该对立关系的颠覆则具有了革命性的意义。

从另一方面看，“萨丁·勒格日-史密斯的星期天”一诗中，主人公史密斯深陷对享乐主义的迷恋之中，“让我们一起检查这个衣柜的内脏，谁的荣耀不是钻石”中他对钻石、着装等外饰条件的过度追求体现出与主流群体相似的物质至上的精神理念，同时他还竭尽所能仿效其服饰举止来寻求与其价值观的一致，这也表现出战后人们普遍具有的精神迷惘、空虚孤独的
情感倾向。

从史密斯的审美取向“这里是他的雕塑和他的艺术，他所有的建筑设计，你可能钟爱颇具价值的大理石，巴洛克的恐怖，洛可可”中可见其对主流艺术审美取向的趋从与认同，将欧式建筑风格融入自己房间的内部装饰体现出他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背离。

最终主流与边缘群体对物欲的沉迷与战后普遍空虚迷茫的精神状态都体现出高度的相似性，群体间精神属性特征上的差异趋于消解。

二、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关系的消解
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差异性对立在边缘群体面临物质资源匮乏的极端窘境时逐渐趋于消解。

“在麦加”一诗中在表现单身母亲萨莉由于男性出逃而以其微薄收入支撑起家庭重担的困扰时，诗人对其一家所面临的物质贫乏现状进行了细致描述“埃米特、卡帕和凯西瘦的只剩皮包骨，因为缺少鲑鱼和巧克力还有蛋卷冰淇淋，因为缺少英式小松饼还有博伊森草莓酱，谁将是他们的救世主？一些蔬菜和一节火腿肘。

”在饥饿困顿中，获取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已衍生为一种精神信仰，此时贫困无助的弱势群体时常怀有对高墙外丰盛富足的美味与高墙内贫乏诡异食物何者才是救世主的疑问，充分表明其已部分丧失群体自豪感而艳羡起富硕充裕物质生活的价值倾向。

同时物质的贫乏还加剧了该群体的精神困顿，萨莉的孩子们对周围小孩拥有大量精致玩具、美味零食甚至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而感到不解，并由此衍生出无限挫败及自卑感，萨莉稍年长的儿子布里格斯因自身所受低质量的教育及周边衰败萎缩的工业生产而一度在求职中受挫，他认为“希望只是异教邪说”，可见其已丧失寻求精神救赎的渴望而认为信仰与邪教都只能蛊惑人心。

而在另一首诗中，这种将信仰物化的精神表现也极为明显，“厨房公寓”一诗中描述道“贫穷的人每天都为了‘房钱’和‘养活老婆’而忙碌，他们的门厅堆满了垃圾，房屋里充斥着洋葱的臭气；为了争夺定时供应的温吞水，他们不得不放弃做梦，放弃想象。

”这类生活现状的缩影无疑显示出其不堪物质重压而早已无暇顾及精神追求，此时物质与精神的界限逐渐被打破，边缘群体面临着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极端困境。

战后人们普遍空虚萎靡的精神状态跨越群体差异达成一致，而边缘群体在经历物质短缺的困境时，其精神属性也趋于消解，其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早已让位于基本所需，信仰与物质资源同样无法真正满足所需。

总体而言，这些二元关系的消解不但还原了边缘群体的真实生活困境，而且传达出诗人鼓励该群体从隐忍现状中觉醒并积极争取平等与独立的内在心声，同时她还为该群体提供了进行争取身份独立的主体抗争与积极促进文化融合这两种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

本文系大连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创新项目，项目号：YJSCX2016-049。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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