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词鉴赏》(周兴陆)第二讲、诗尚理趣

第二讲、言理须有理趣
言志缘情是诗歌的本质，但情志与道理并非天壤之隔，诗歌在言志抒情的同时，也会将触角伸向道与理的领域。

先秦的《诗经》是以言志为本，几乎没有纯粹表现理的诗篇。

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感悟和揭明天道人理的诗句。

如《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菁菁者莪》“汛汛杨舟，载沉载浮”；《大雅·荡》“天生烝民，其命匪谌。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像箴言一样，具有警醒人心得意义。

当然，《诗经》中的“理”，是与叙事、抒情相结合的，是在具体的情景中蕴涵着义理，而没有直接抽象说理。

汉魏时期诗歌频频咏叹的生命主题。

如汉武帝《秋风辞》“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已经表示对求仙的失望。

乐府古辞《驱车上东门行》感慨“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东汉后期的文人，经历了太多的政治曲折和人生变故，对生命的意识日益自觉起来，感慨生命的短暂和无意义，忧伤死亡的不可抗拒性。

这种生命意识，是对宇宙人生之“理”的感悟，成为东汉后期文人诗歌的重要主题。

相对来说，曹植虽然也意识到生命之有限、人生之短暂，但是在态度上要积极得多。

薤露行
曹植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①。

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愿得展功勤②，输力于明君③。

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

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
麟。

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④。

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⑤。

骋我径寸
翰，流藻垂华芬。

①因，依。

此句谓春夏秋冬四季运转更迭。

②展，舒展。

勤，劳。

③“输力”句，曹植《求自试表》：“欲逞去才力，输能于明君也。

”
④“鳞介”四句，表达自己对明君曹丕的尊崇，以示无有二心。

⑤“孔氏”二句，孔子删定《诗经》和《尚书》。

王业，王者的事业。

粲，明丽貌。

曹植《送应氏诗二首》之二也说：“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

”与此诗前四句一样，都是感慨人生如白驹过隙之速灭。

但是，曹植并不悲观，而是自负有“王
佐才”，傲视群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可是曹丕即位后，希望化为泡影，特别是曹丕的猜忌和压抑，没有给曹植任何机会。

虽然曹植此时充满怨愤，但是此诗表达的主题却是积极的，即使不能建立功业，但也要像孔子删定《诗》《书》那样，著书立说，表彰王业，以华彩篇章垂世以不朽。

曹植以前曾说过：“辞赋小道，未足以揄扬大义。

”现在却要“流藻垂华芬”，可能是生命的紧迫感，促使他要立言不朽。

晋代，特别是东晋的诗歌，沾染了玄学风气，在诗歌中表现玄理，但是这些玄理，就像油滴于水，依然浮于水面，玄理未能融入到诗歌的意象情韵中，言理与诗歌写景抒情往往分为两橛，故而钟嵘《诗品》批评这种玄言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意思是抽象说理，理浮于象。

理贵自得，须来自于诗人的人格和内心深处的识见。

东晋人吴隐之，赴广州刺史任时，尚未至州，路上有水曰“贪泉”，俗传饮此泉者，心生贪欲，永远都不会觉得满足。

吴隐之上前去酌而饮之，并赋诗一首。

后来他在广州刺史任上，操守更加清白。

酌贪泉诗
吴隐之
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前二句比较平直，后二句借古人以寄己意，如果让伯夷、叔齐来饮此泉水，相信一定不会改变初心。

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和三子。

孤竹国王曾立叔齐为继承人。

去世后，叔齐要把王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不许，逃走了，叔齐也不愿意当这个国王，也逃走了。

伯夷、叔齐，是儒家美德“温凉恭简让”之“让”的最高典范，连国君之位都不贪恋，岂是一杯泉水所可改变了的！吴隐之这首诗与谢灵运所谓“虑澹物自轻”是同一道理，都是说主体内在持守恒定的心志，非外物可以左右得了。

这就是“理”。

诗歌善于言理，在东晋，非陶渊明莫属。

陶渊明的《形影神》，采用寓言对话体，以通过形、影、神的相互辩难，避免了诗歌言理的滞塞平直，指示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豁达自然的人生态度。

南宋李涂《文章精义》论陶渊明诗“自理趣中流出，故浑然天成，无斧凿痕”，这是陶诗言理的基本特点。

唐诗主情，但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言：“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如世人不绝于口的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即景生意，写景而入理，本意只是写要再登一层楼，可以看得更远，
但是其蕴涵的哲理，却可以由读者作无限的延伸。

杜诗如“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后游》）；“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秋野五首》之二）；“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俱入理趣。

有些唐诗所咏的，看似超越了生活常理，如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写得是“贾妇之怨”，怨望之极，突发奇想：潮水有信，当初还不如嫁给弄朝儿呢！看似荒唐之想，实则正衬出怨思之深。

这是情至之言，“无理而妙”。

宋诗是主理的。

宋代前期苏轼、黄庭坚等人在论诗时，都重视诗人修养主体人格，提升主体精神境界，超越外物得失的羁绊。

苏轼《宝绘堂记》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又诗曰：“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

”，黄庭坚诗曰：“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

”1又《次韵杨明叔四首》说：“决定不是物，方名大丈夫。

”“心随物作宰，人谓我非夫。

”都是强调道德主体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性。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宋代主流诗歌创作重心不在穷形尽相，而是在外物对象、日常生活中发现理趣意蕴，通过诗歌以表现。

诗歌是自写胸中妙，是诗人人格境界和思想识见的审美表达。

宋代理学家邵雍提出“反观”（《皇极经世书·观物篇》）。

所谓“反观”，就是“不以我观物也”，而能“以物观物”“以理观物”，也就是以天下人都具有的、而且相互可以冥会的“道心”去观物，而不是以“我”的“私情”去观物。

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曾说过：“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只是常人之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是多情之眼观物，物皆染我之色。

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所看的不是山水的外在形貌，而是山水背后的天理性趣，是“理一万殊”的“理”，与人“性”相通的“理”。

这是宋诗的基本创作模式。

《冷斋夜话》卷三记载：少游、鲁直被谪作诗。

少游调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

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

”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

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

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

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

”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

就秦观、黄庭坚二诗来说，秦诗还是感物兴情的唐诗模式，而黄诗则是宋诗“以理观物”的模式。

禅宗影响了古人诗歌的思维方式，宋代以后的诗歌多用“翻案法”，就是得禅宗之启发。

禅宗翻案，最著名的是《五灯会元》卷一记载的故事，五祖弘忍大师告诉众人随己意做偈，学通内外、众所宗仰的神秀于廊壁书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弘忍颇为称赞。

在磨房服劳于
1 苏轼《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

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黄庭坚《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三首》之一。

杵臼之间且不识字的慧能，请人代书一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见后，夜传衣法于慧能。

宋元之际的方回《名僧诗话序》说：“后之善为诗者，皆祖此意，谓为翻案法。

”翻案，不仅仅是争奇斗巧，更展现诗人识见的高卓。

洗儿
苏轼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是对生活常理的翻案。

生活中，谁家生孩子都希望聪明伶俐，苏轼却希望自己的孩子愚鲁，这是自己一生坎坷磨砺的教训，实是愤激之言。

钱谦益在崇祯年间受到权要排挤，也有怨愤，他作了一首《反东坡洗儿诗》。

反东坡洗儿诗
钱谦益
坡公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

还愿生儿獧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这是翻东坡之案，自有妙理。

宋代崇文抑武，文人积极参政议政，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欧阳修《镇阳读书》“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正体现出宋代士人的胸襟和抱负。

宋代的诗歌多议论，正是源于这种胸怀。

盆池萍
魏野
乍认庭前青藓合，深疑鉴里翠钿稠。

莫嫌生处波澜小，免得漂然逐众流。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二句写盆池萍的状貌，后二句借此发挥议论：如果自己没有根基，还是生活在小小的盆池中为好，免得随波逐流，失去自我。

做人也是一样，没有本性定志，就难免追逐时流，迷失方向，还是安心于狭小天地保持自我本性为好。

画眉鸟
欧阳修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此诗善于体贴物情，前两句描写脱离樊笼的画眉鸟，复得自由的惬意。

后二句是发议论，即使养之于金笼，但也是违反物性，违背自然，禁锢生命的自由。

只有恢复本性，顺应自然，让生灵自由自在，才能发出美妙的鸣叫。

画眉鸟是这样，人类不也是这样吗？文学不也是这样吗？欧阳修此诗，很可以触动我们去思考的。

登飞来峰
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①，自缘身在最高层。

①浮云，《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
王安石此诗气魄宏大，可以和苏轼《题西林壁》对读。

苏轼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身在境中，故而有遮障，有蒙蔽；王安石诗是身居最高层，站得高看得远，即使有浮云也遮蔽不了。

浮云蔽日，自汉代以来隐喻奸佞小人蒙蔽皇帝残害忠良。

王安石此诗的浮云，既切登峰，也未尝没有隐喻，不过是反其意而言之，身处最高层，自然不怕小人的挑拨离间。

后来王安石做了神宗朝宰相，手段强硬，恰是实现此诗的志向。

东坡①
苏轼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②，自爱铿然曵杖声。

①东坡，是苏轼贬官黄州时于郡中开辟的数十亩田地。

②荦确，高低不平。

首句是野人（东坡自谓）行于东坡所见之夜晚清景，纪昀评曰：“风致不凡。

”唯有在市人行尽、万籁俱寂之时，才能领略此景之美，形诸笔端。

后二句写行于东坡所发的感慨，也是苏轼多年曲折人生经验的凝聚，具有深刻的寓意。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坎坷，就像这高低不平的“坡头路”一样，有的人会抱怨，会畏惧，但在苏轼看来，曳杖铿然走在这荦确路上，未尝没有另一番滋味可以享受。

人生路途虽然艰难，但仔细去咀嚼，去品味，苦涩中也有一番甘甜值得回味。

以旷达的胸怀看待人生，曲折和坎坷往往给记忆中留下更多的回忆，更值得去品味。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
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
苏轼
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

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首句“已外浮名更外身”，化用陶渊明《形影神》诗意，只有将有身名置之度外，任运委化，才能够视雷电为区区，为婴儿啼哭，而世间芸芸众生，患得患失，进退失据，多和刘备一样，一震之威就吓得失箸。

所以，心胸旷达的人，可以挺立起浩然之气，世间的威势恐吓是打不倒的。

和子由渑池怀旧①
苏轼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②。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③。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④。

①渑池，宋属河南府，在洛阳西一百五十里。

②飞鸿雪泥，按《传灯録》：“天衣怀义禅师云：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迹之意，水无留影之心。

若能如是，方解向异类中行。

”
③老僧，字奉閑。

题壁事，苏辙詩注云：“昔与子曕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老僧奉闲之壁。

”
④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

”贾谊《吊屈原赋》：“腾驾罢牛，骖蹇驴兮。

”
苏轼这首诗是和其弟苏辙的《怀渑池寄子瞻兄》，苏辙在原诗中回忆他们一起应举，过宿县中寺舍，在老僧墙壁上题诗的往事，并感慨说：“遥想独游佳味少。

”兄弟分别之后，过去那些往事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了。

苏轼和诗在立意上是采取
翻案法，处处与苏辙立异，也表达了他的人生感悟。

在时间的长流中，人生一切的记忆，都会渐渐抹平，就像雪泥鸿爪一样，本是无心留下，也无意去回想。

雪泥鸿爪的譬喻，神远而意切，屡为后人称道。

苏辙原诗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故有句“旧宿僧房壁共题”，但苏轼则说，时间可以消磨一切，老僧已死，旧壁不存。

只记得当年的坎坷颠簸，一直持续在今日的记忆中，回想起来，令人感慨万千。

元人劉壎《隠居通议》卷十评论此诗说：“若绳以唐人律体，大概疏直欠工。

然鸿泥之谕，真是造理，前人所未到也。

且悠然感慨，令人动情，世不可率尔读之，要须具眼。

”
咏柳
曾巩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曾巩在宋代不以诗名家。

他的散文为世人称道，时人却讥他不能作诗。

但曾巩也不乏清健之作，《咏柳》就是他的名篇之一。

如果把这首诗与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相比较，两诗恰好反映了唐、宋诗歌的特征和差异。

贺诗善于状物态，拟人摹象，神韵悠扬；曾诗借咏物而写人事，通篇是借端发议论，诗中的柳树，是那些装腔拿势，猖狂弄权的显贵的象征，诗人讥讽他们只知道谄媚献谀蒙蔽上层皇帝，却不知道天地间终有正义的审判。

这是诗中的大议论，借咏物以出，婉曲而有味。

三月晦日偶题
秦观
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惜春，是传统诗歌的重要主题，古人具有敏锐的节序感，如陆机《文赋》所谓“喜柔条于芳春，悲落叶于劲秋。

”这是感物兴情的模式。

但是秦观此诗传达的是另一番道理，春夏秋冬各有其可人之处，不必为芳菲歇去而恼怒。

这正是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苏轼《宝绘堂记》）的主体超越性精神。

宋人理学家加入诗人的行列，壮大了宋代理趣诗的阵容。

理学家一般都不以诗人自居，他们写诗，只是以诗歌的手段来书写心中之妙、得道的气象。

借用真德秀《咏古诗序》的话来说，是“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贤理义之秘”，因此有时理义浮于表面，诗歌意象只是理义的形象化比譬。

善赏花吟
邵雍
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

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

花貌在颜色，
颜色人可笑。

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

这是严重散文化、议论化的诗歌，与其说是理趣诗，不如说是理偈。

名利吟
邵雍
名利到头非乐事，风波终久少安流。

稍邻美誉无多取，才近清欢与剩求。

美誉既多须有患，清欢虽剩且无忧。

滔滔天下曾知否，覆辙相寻卒未休。

这样的诗歌说理教化的意味太浓，写得太直白，太散文化，其义理是告诉给读者的，而不是寄寓在意象，引导读者咀嚼自得。

相比而言，同样是理学家的朱熹，诗歌有理趣而而理辞，具有余味曲包的含蓄之美。

观书有感二首
朱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题目是“观书”，写的却是源头活水，春水行舟，仔细想想，它们在内理上又是相通的。

书读多了，特别是对圣人义理参透深了，每读一书不是有左右逢源的乐趣吗？平时用功，心常惺惺，一旦豁然贯通，则天机骏利。

想到这一层再回头看朱熹的诗，避实就虚，化腐为灵，不能不赞其构思的巧妙。

春日偶作
朱熹
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临。

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

周敦颐不除窗前草，觉得与自家意思一般；朱熹从万紫千红中，深识乾坤造化心，这都是属于“观之以理”。

“理一万殊”，虽然这个世界，有“物”“我”之别，“人”“我”之殊，但是一切都禀赋着天理，这个“理”是相通的。

可能一般的普通人对于流行在一己内外的理还缺少自觉，还生活在暗昧之中，而明觉的诗人，通过诗歌将人性物理彰显出来，诗歌指向人与物背后的理，是理的明朗化。

这未尝不是诗的妙义之所在。

对于诗歌发议论，讲道理，明代人多持批评态度，如胡应麟《诗薮》讥刺宋道学家程颐、邵雍之流的诗“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

直到清代的袁枚也说：“议论多而性情漓矣。

”（《随园诗话》卷十六）当然袁枚是不废议论的，议论不能过“多”，多则遮掩了性情的表现。

到底诗歌能不能表现理？或者如何表现理呢？清人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凡例》说：“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

”又在《息影斋诗抄序》中说：“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

”理语入诗，就是囫囵，夹杂不清，损害了诗歌的兴象意趣；若在叙事、抒情、咏物、咏史中曲折蕴涵义理，将义理浸润在意象之中，留余味于言辞之外，令读者自己去品味把玩，思而咀之，玩绎方美，如盐入水中，不见其形，味之方得。

这才是理趣。

钱锺书《谈艺录》说：“妙道可以要言，着语不多，而至理全赅。

”“理趣作用，亦不出举一反三。

”（第227页）所谓“举一反三”，就是执简御繁，博观约取，状物以明理。

“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朕者，著述而如见。

”（第228页）这些话，不论对于旧诗，还是新诗，都是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