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明永宣宮廷顶级水平的绘画是哪七件？

代表明永宣宮廷顶级水平的绘画是哪七件？
明成祖坐像
（永乐）
明宣宗坐像
（宣德）
有永宣之称的永乐（1403～1424）、宣德（1426～1435）两朝，为明代政治趋于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在皇帝及宫廷均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形势下，绘画艺术也呈现出繁荣鼎盛的局面。

明代宫廷绘画受到帝王主导的情形十分明显，例如皇帝对于神仙色彩浓厚的青绿山水，以及南宋马远、夏圭的院体风格特别感兴趣；就花鸟画而言，则须具备装饰性和吉祥寓意的功能；至于人物画部分，则于记录帝后御容肖像和宫廷生活的行乐图之外，亦流行带有表扬忠孝节义或招贤礼士意涵的历史故事题材，如此才能迎合平民出身的明代皇帝之品味。

永宣画院著名的画家，有永乐时期就已进入宫廷的边文进、谢环；而宣德时期进入画院者，则有商喜、戴进、李在、石锐、倪端、周文靖等。

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职业画家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浙江及邻近的福建、广东地区，也就是后人俗称的“浙派”。

这些宫廷与地方的画家，通过相互交流、学习，以及分享彼此的艺术观点和创作──无论是延袭两宋的院体画风，抑或受元代文人画影响的画风，最终共同创造出一种构图严密、设色鲜丽、叙事性强烈的画风，缔造了明代画院的黄金时代。

数一数有几只鸟
图1_边文进，《三友百禽》轴，明，台北故宫藏
边文进（约1356～1428），字景昭，福建沙县人，为明初宫廷最重要的花鸟画家。

他在明成祖永乐年间便被召入画院，授武英殿待诏，直到宣德年间仍供奉内廷；其画风承袭北宋黄筌花鸟画派精致浓艳的传统，在明初宫廷具有相当之影响力。

此幅《三友百禽》轴（图1）右上方有画家题款“永乐癸巳（1413）秋七月，陇西边景昭写三友百禽于长安官舍”，明确指出这是边文进在永乐年间，于首都南京（古人习惯将京城称为“长安”）创作的作品。

画中以“岁寒三友”──松、竹、梅──为布景：画面中央偏右处，为两竿直挺的竹枝，梅花的枝干与竹竿相互交叉，将画面分成几个区块；其间安排有近百只群集喧闹的鸟禽，包括麻雀、八哥、斑颈鸠、白鹡鸰、白头翁、粉红鹦嘴等；它们穿梭于树间，或栖止，或跳跃，或顾盼，或飞翔，每只禽鸟的姿态各异，且羽毛的色泽鲜艳夺目，不难想见若将如此具强烈装饰性的画作挂在宫廷，将会多么受人欢迎！边文进就这么以准确写实的技巧与富贵气息的装饰风格，在宫廷画院中一枝独秀，而其画作也成了评定明代院体花鸟画的最高标准。

明朝阁员“拍立得”
图2_谢环，《杏园雅集图》，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谢环（活动于15世纪前期），字廷循，浙江温州人。

他是永乐朝时期入宫的宫廷画家，因擅长人物画，且肖像画观察入微，精准写实，于宣宗朝备受皇帝荣宠。

谢环与当时北京贵族和文臣交游密切，其传世作品《杏园雅集图》便是他受邀参加并绘制正统二年（1437）三月初一日于杨荣京师城东的府邸──“杏园”聚会之情景，画中可见以杨士奇、王直、杨溥为主的九位朝中内阁大臣，可谓再现当时高级官僚和文人雅集极为珍贵的一幅历史画作。

根据记载，《杏园雅集图》绘成后，谢环曾赠送与会者人手一本画卷，由此可推测此件作品至少有九幅以上的复本。

幸运的是，目前仍尚存其中两本，分别藏于镇江市博物馆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学者认为这两件即便不是真迹，也是后人精密复制的摹本。

细细品赏《杏园雅集图》，可以看到画中不仅描绘了杏园的环境，摆设的家具、餐具等，还能见到许多清雅的文房用器，例如在《杏园雅集图》大都会本中（图2），于身着红衣的阁臣右侧书桌上，便有一方白质黑章、以连绵起伏之山峦为形象的大理石插屏，其前方则置有一方砚台，和笔架、笔、水盂以及笔洗；另外，在此段画面右方，也能见到一座红木方桌上摆设有铜炉与青铜器。

这些珍玩或摆设，着实让我们见识到明代文人间使用及观摩文房清玩的过程，呈现文人生活丰富趣味的一面！
艺术家皇帝谁与争锋
图3_明宣宗，《画三阳开泰》，台北故宫藏
明宣宗朱瞻基（1399～1435）为明代第五代皇帝，在位12年，年号“宣德”。

宣宗雅尚词翰绘事，风格自然而典雅，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艺术家皇帝，在他统治下的宫廷绘画也达到鼎盛，足以与北宋徽宗的宣和画院相媲美。

这幅《画三阳开泰》（图3）是宣宗31岁年轻时的作品，画上有“宣德四年（1429），御笔戏写三阳开泰图”的署款，并钤盖“广运之宝”御用玺印。

画面采三角形构图，将一只母羊与两只乳羊依偎相伴的情景放置于画面正中心，并以竹树与茶花搭配为衬景。

整幅画以水墨为主，用笔层层皴染，略加淡彩，风格典雅自然，带有文人画笔墨的韵味，不禁让人想起宣宗最景仰及学习的对象——赵孟頫之《二羊图》。

另外，从吉祥寓意的功能来看，“羊”与“阳”谐音，“竹”与“祝”谐音，所以这张画具有祝贺“三阳开泰”之意。

“三阳开泰”最早源自《易经》，古代人经常用它来传达新年岁初时迎春送冬、阴消阳长的祝福。

再者，农历十一月为“一阳生”，农历十二月为“二阳生”，以此类推，古画上许多与羊（阳）相关的题材，都与此农历节日的吉祥寓意有关。

在仙境般的苑囿行猎
图4_商喜，《朱瞻基明宣宗行乐图》，明，纵211厘米、横353厘米，北京故宫藏
商喜（活动于15世纪，约卒于1450年），字惟吉，一作恒吉，河南濮阳人，为活跃于宣德至正统年间的宫廷画家，善画人物与历史故事，用色鲜艳，装饰性风格强烈，传世作品有《关羽擒将》《朱瞻基明宣宗行乐图》等。

《朱瞻基明宣宗行乐图》（图4），是明代帝王行乐图中最著名且年代最早的一幅。

画面描绘的是明宣宗春日郊游行猎的场面：其中，画面左上角平坡上，一位容貌丰肥，体格魁梧，头戴源自元人的尖顶“笠子帽”，身着红色窄袖衣、外罩紧身黄袍服的骑者，即为明宣宗；在他身后，有三名各自捧抱乐器、背着弓矢、手擎宝剑的侍从随行在后。

山坡松林间，还有20多名随侍乘骑列队，经过石桥边，沿山坡迂回前进。

整幅画的背景为松林环抱、桃杏盛开的郊野，山坡左右各有石桥一座，山前山后也有鹤、鹿、獐、兔、雉鸡、孔雀、喜鹊、鸳鸯等山禽水鸟嬉游其中，仿佛别有洞天之仙境。

据学者考证画中苑囿景致等特征，可推测本幅画所表现的自然环境，应当就是京城南苑的“南海子”，即元明清三代以来专供皇室射猎讲武之所在。

此件作品再现了当时帝王宫廷生活的一个侧面，加之纪实描绘了人物形象、服饰器物及环境周遭，堪为后世保留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浙派第一名
图5_戴进，《春游晚归》，明，台北故宫藏
戴进（1388～1462），字文进，号玉泉山人，浙江钱塘人，擅长山水、人物，为明代浙派的主要奠基者。

他在宣德年间进入宫廷，于仁智殿担任待诏，晚年回到杭州后，于艺术和声名方面均达到巅峰，并进而启迪了新一代的浙派画家。

其画作在浙派诞生的时代，即被奉为不朽之杰作。

戴进《春游晚归》（图5）乃描绘在一片暮霭苍茫、桃花盛开的江南，一位文士游春归来的情景。

在构图安排上，多将景物置于画面右侧，左侧较为空旷，近景为长松坡石，有一座石桥可以过渡到右下方
的庭院，中景为云雾环绕的山腰楼阁，再上一层则是远处的高山；随着松枝拖曳的方向望去，可远眺左方“之”字形的小径和农庄，然后视野逐渐隐没在一片迷蒙的江水和暮霭中。

此画的笔触及渲染设色十分细腻，呈现出一种精致高雅的格调，明显超越戴进同时期的画家，足以与南宋马远的院体画风媲美。

明代郭熙代言人
图6_李在，《阔渚遥峰》，明，北京故宫藏
李在（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15世纪前半叶），字以政，福建莆田人。

宣德年间进入画院，担任仁智殿待诏。

其人兼善山水及人物，学习北宋郭熙或南宋马远、夏圭等院体画风，画艺与戴进齐名。

明朱谋垔《画史会要》称：“自戴文进以下，一人而已。

”
本幅《阔渚遥峰》（图6）将行旅与田园村居生活结合于一幅画中，只见山下数间茅屋门前，有二人交谈，一童子持琴相随；近处乔柯下，驶过一舟，一人坐在船头吹笛，二人在旁饮酒取乐，生活气息浓厚。

画面左上方有画家款署“李在”，并钤盖朱文“金门画史之印”。

李在的画风受到北宋郭熙之影响极深，本幅即为一例，如构图学自郭熙《早春图》，以中央主峰主轴，堆栈出带有“S”形动态的走势，山头布满浓密的苔点，山石的质理则采用细密流利、舒卷如云的线条──“云头皴”来勾勒山石的轮廓，再层叠反复皴擦；至于树木与枝叶部分，乃以弧曲伸张、如螃蟹脚爪造型的“蟹爪枝”予以表现。

李在的笔墨相较于郭熙，更为自由放逸，这是明初院体或浙派画家学习郭熙风格的特征之一。

墨彩融合的前卫性
图7_孙隆，《花鸟草虫》册其中1开，明，上海博物馆藏
孙隆（活动于15世纪），字廷振，号都痴，江苏毗陵（今常州）人。

明宣德年间进入宫廷画院。

兼擅山水及花卉翎毛。

山水学米家山水，花鸟草虫则多以彩墨渲染，融合徐熙落墨花与赵昌没骨法而有所创新，对明代中晚期写意花鸟影响甚大。

本套《花鸟草虫》册（图7）为孙隆花鸟写意画中之精品，册页共12幅，图绘海棠白头、红蓼蜂蝶、蓼花螳螂、荷塘鹌鸽、水藻支蝉、秋塘青蛙、纺织娘、蜀葵、黄菊、紫芥、黄叶厂雀、秋草蝗虫等各种题材。

每幅皆不用“双钩填彩”的传统花鸟写生手法，而以墨彩点染的“没骨”技法画成；如“黄叶厂雀”一开，不画全株，仅截取植物的局部花叶枝桠入画，枝叶由上而下垂悬，枝上停伫一只麻雀。

画家在上矾的画绢上，以湿笔蘸色，于将干未干之际，层加墨笔叠染，故笔虽湿而色彩不晕散，颇得墨色淋漓的鲜活趣味。

孙隆充分发挥墨与色融合的效果，使得花鸟画有了更丰富的表现技巧，也让他在讲究精致写实的院体花鸟画之外独树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