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改革与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改革与社会心态调查报告前言改革，已经走过了27年，恰与建国至改革前的时间相当。

经过20多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9％以上的高速增长，我国人均GDP已逾1000美元，我国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的凸现并存。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迅速、准确地把握社会各个阶层对改革的态度以及热点问题的反映，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2005年10月上旬)，我们以“改革与社会心态”为题，在武汉市实施了一次问卷调查。

调查按分层、定比、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问卷1060份，有效问卷987份，有效率93％。

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国营企业工人11.7%；一般企业工人14.1%；商业服务行业人员14.9%；城郊农民5.1%；私营业主1.7%；企业管理人员5.5%；党政机关干部6.1%；专业人员15.5%；中小学教师8.0%；大学生、研究生3.4%；下岗职工5.9%；进城民工5.1%；离退休人员3.1%。

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分布：小学2.6%；初中17.4%；高中25.1%；大学43.4%；研究生6.2%；不详5.3%。

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30岁以下32.5%；31－45岁34.8%；46－60岁27.7%；60岁以上3.0%；不详2.0%。

调查对象的性别分布：男50.8%；女47.2%。

经过SPSS社科统计包处理，现将主要调查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一、武汉市民对改革的直接评价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经走过了27个年头。

27年来，毫无疑问，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必讳言，也存在太多的问题和尖锐的矛盾。

可以说，改革每推进一步，成就总是与问题相伴。

因而，人们对改革的评价，也就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利益格局的改变不断发生着变化。

而不同时期对改革的不同评价，又对进一步的改革发生着重大影响。

因为，民心之向背，决定着改革之成败。

今天，中国的改革又一次到了十字路口。

一方面，改革使我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较大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增强，城市化正以世界上从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进……另一方面，在最近的10年改革过程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面对这一当前改革的成就和问题形成巨大反差的宏观背景，引发了人们对改革的思考、讨论，特别是因国企改制和医疗改革的种种争论，逐渐形成了一场对改革的深层反思和全面评价。

如贫富差距问题，弱势群体社会边缘化问题，改革的成本与代价问题，改革成果的社会分享问题，社会底层甚至中层对改革的怀疑情绪问题，等等。

新闻媒体和思想理论界提出了一些更尖锐的问题，如改革的共识是否破裂？改革的动力机制是否丧失？新形势下如何重新理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否要坚持？改革是否需要改变思路？显然，以上这些问题表明，改革所面对的形势是严峻的。

那么，武汉市民对改革的评价是怎样的呢？我们以“二十七年改革的成效”为题，请武汉市民给出他们的评价。

统计数据表明，“成绩巨大，前景光明”的占20.1%；认为“效果显著，问题不少”的占72.8%；对“看不出什么效果”的占2.6%；而对“效果不佳”的仅占3.4%。

这个结果，即出乎我们调查前的预测，又让我们感到兴奋。

因为，本次调查是在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社会上出现一些对改革怀疑态度和负面评价的情况下进行的。

而本次调查最为重要的成果是，武汉市民认为“成效巨大，前景光明”和“效果显著，问题不少”（这仍是一种较为冷静的肯定性评价）占92.1%，对改革27年的成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甚至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

这从与历史资料相比中，更能看出这一点。

如认为“成绩巨大，前途光明”的，1988年7.7%，1994年17.2%，1998年为17%，本次调查为20.1%，有了显著的提升；相比之下，认为“看不出什么效果”和“效果不佳的”，1988年为9.3%、8.3%，本次调查下降为2.6%和3.4%。

以上分析表明，27年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人民是肯定的，认同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见图一）与此相联系，武汉市民对改革的前途，也表现出了较强的信心。

（见图二）相信改革“一定成功”的占24.5%，认为“有希望成功”的占49.6%，对“成功失败难预料”表示同意的为22.5%，认为“失败的可能性大”的仅1.9%，“无法成功”的为0.9%。

与对改革的评价一样，武汉市对改革前途的看法，较1988年抱有更为乐观的期待。

选择“一定成功”的比1988年的11.8%上升了12.7个百分比，选择“有希望成功”的比1988年的40.0上升了9.6个百分比，而选择“成功失败难预料”的从1988年的40.2下降了17.7个百分比。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曲折及当前所面临许多困难，但由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社会心态从整体结构上发生了变化。

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关键就是对改革成就的认定，对改革方向的认定。

这从武汉市民在对“从您的生活体验中，二十多年改革的最大成功是什么”（九项选择）这一问题选择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认为“从一个物资匮乏的社会成为一个初步繁荣的社会”的占63.2%，列第一，“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通得到较大提高”占56.8%列第二，“人们的言论自由度日益增大，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占44%列第三，“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占35.5%列第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列第五。

此五项选择占九项全部选择的76.8%。

以上统计数据充分表明，武汉市民对改革较高肯定评价和对前途较为乐观的信心，首先来自改革的经济繁荣、增长，更直接来自社会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的生活体验，同时，也是理性的判断，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肯定。

而对“人们的言论自由度日益增长，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能排第二，则表明改革使我国社会的民主建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在一定意义上对我们的社会整体进步而言比物质财富的增长是更有价值的收获。

同样，武汉市民对“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高”的选择，也显示出国家的强盛，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改革前途的信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1、改革扬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获得了较高的增长，特别是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普遍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这是广大民众对改革总体上持肯定态度的基本依据，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十分重要的基础。

2、改革在使社会的利益结构发展分化的同时，也使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改革的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从结构上看，弱势群体比获利较大的群体对改革的评价和预期有更多的保留，这是值得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

如私营企业主对改革肯定的强度最高，“成绩巨大，前景光明”的达到47.1%。

而选择此种态度低的其它群体是大学生11.8%，国企工人12.2%，专业人员13.1%，企业管理人员14.8%。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下岗职工对改革否定性评价强度最高，“看不出效果”和“效果不佳”的共占12.1%，其次是一般工人11.6%，进城民工8%。

以“效果显著、问题不少”为主（这是当下对改革的主流评价）同时认为“一定成功”为辅这种心理模式的，党政机关干部最为突出（86.7%，13.3%，总合100%）；住后依次为城郊农民（66%，30%，总合96%，但“一定成功”的强度更高）；中小学教师（78.5%，20.3%，总合98.3%）；离退休人员（80.6%，16.1%，总合96.7%）；而进城民工对改革的肯定性评价（72.0%，18.0%，总合90.0%），则在平均线以下。

对改革前途的看法，出现了更为清晰的分化。

下岗职工对“失败成功难预料”和“失败的可能性大”这一负面评价的倾向最高，分别为46.6%和3.4%，总合达至50%，其次为一般工人，分别为36.7%和4.1%，总合达至41%，远远高于其它群体。

而私营企业主对改革的前途最为乐观，以“一定成功”47.1%和“有希望成功”29.4%两项总合76.5%远远高于其它群体。

概括地说，获利较多的群体，对改革的评价高，对改革前途的预期好；弱势群体对改革的评价较低，预期较差；中间群体对改革的评价首先肯定成果，同时看重问题，对改革的预期抱有乐观的期望，但也有相当程度的保留。

由于中间群体占社会群体大多数，因此，这种态度也就形成了当前社会心态的主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改革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在下面各项分析中，特别是在被调查对象对重大改革措施的反应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二、武汉市民对重大改革措施的反应1、国企改革是改革中的重大措施，特别是在武汉市这样的老工业基地，改革涉及到广大国企职工的切身利益。

近一两年对国企改革成效的争论，成了如何评价改革的焦点。

武汉市民对国企改制所表明的看法在以上6种说法中，每种说法都有选择，但集中的二项分别是：“国企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解决职工分流和离退休人员安排问题”27.5%列第一，这表明，国企职工被买断工龄或下岗失业，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与代价，尽管经过诸多努力，但状况改善有限，仍被社会重点关注。

列第二位的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必要停止目前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以防止一些企业家打着所有人缺位的口号，合法侵吞国有资产”23.1%，结合排第四位的“管理层收购不是公平、公正和有效率的模式”12.8%，两者相加达到35.9%，由此可见，国有资产在国企改制中大量流失，其中管理层收购中的问题尤为突出，这正与大量国企职工下岗得不到妥善安排和合理补偿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极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尽管如此，武汉市民选择“管理层收购就是把国有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不可否认，这种现象是存在的）的仅7.2%，说明被调查者是肯定国企改革大方向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企工人中，有30.4%的人选择“国企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企业管理而办好”，这表明，在部分群体中，确实产生了某种留恋和怀念过去旧体制的情绪。

但是，党政机关干部选择此项的却只有6.7%。

这似乎表明，党政机关干部认为国企改制必须坚持，而国企工人则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保留国企工人的地位而害怕经过改制而下岗失业。

2、医疗改革，是涉及至全社会每个人生活质量和生活安全的改革措施。

由于医疗改革的取向过于商业化、市场化，政府在全社会卫生总费用中的支出比例不断下降，群众个人直接支付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偏大并不断增加，导致全国40%的城镇居民和72%的农村居民看病需自行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这直接导致全中国有一半人左右“有病不能医”和“有病医不起”甚至“有病不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