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的基础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的基础
摘要:进化论的传播为唯物史观的确立扫清了障碍、提供了思想前提;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进化论“道”之裂变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确立,堪称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飞跃,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理论前提和奠定了物质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一个由“盲目性”到“自发性”再到“自觉性”的艰难历程,创造性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并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前途。

标签: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唯物史观;中国化
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得以确立却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情。

毋庸置疑,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思想转型孕育了一大批杰出的进步青年、思想家和革命的先驱者,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播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土壤,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晚了十余年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却成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

进化论急速地涨涌于戊戌前后,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

事实正是这样,进化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是我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飞跃,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富强的百年夙愿。

一、进化论由“器”而“道”及其“道”之裂变
按照《易·系辞上》的界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进化论作为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属于“器”的范围;然而一旦成了宇宙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它就进入了“道”的领域。

“进化论包容了戊戌前后至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展示了它的第一大潮的气魄——首先以浩大的声势和宽广的流域席卷了作为近代中国之中心的政治思想舞台,而且说明了它是在现实中扎下根的世界观——为从不同立场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人们提供了总观点、总态度”①。

(一)进化论由“器”而“道”
从甲午战争到戊戌维新,进化论由“器”而“道”,并为维新思潮及其运动提供了思想上的启蒙。

众所周知,自1840年英国侵略者以“坚船利炮”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之后,骄傲自大、闭目塞听的“天朝上国”再也无法照旧演绎下去,至此民族危亡,国难迭起。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代
表人物林则徐第一个“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即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他们翻译外国著作,写成《四洲志》和《海国图志》,力倡“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随之而起的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部分先进官僚士大夫们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手段,极力鼓吹“变局论”、“借法自强论”、“求强”、“求富”的洋务思潮,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验证了封建地主阶级改良派的这种企图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模式彻底失败。

他们“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借法自强”运动,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真正的复兴之路。

戊戌及五四之前后,可谓近代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两个顶峰,然而各种思潮喷沫飞溅的奔流声中无不鸣奏着进化论之旋律。

正是进化论支配着这一时期的各种思潮,这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第一大潮。

一个新思想方法的产生必然会引起人们认识上的巨大飞跃,更重要的是,进化论思想使人们看到了一个与封建宗族主义主张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新观念,即自然和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觀念。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派思想家在早期维新思想的影响下,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樊篱,开始把思维触角延伸到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领域。

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披着孔孟之道的“圣人外衣”,首先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认为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普遍之规律,进化论就由形而下之“器”进入形而上之“道”,“道尊于器,然器亦足以变道”②这句典型话语表明了进化论由“器”而“道”是经过并且越过“中道西器”或者“中体西用”论的。

梁启超也是把进化论看做一种崭新的思想方法,他说:“直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片新天地……一切无不受其影响。

……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

”③谭嗣同从救亡图存、抨击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着手写成了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仁学》。

在中国将进化论作为世界观来猛力渲染并使之盛行于世的当首推严复翻译出版的赫胥黎的《天演论》。

严复的进化论更具有明确性,“天演之学”公然昭世,“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

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

正因为严复的创造性阐释,进化论作为世界观之“道”就确立于近代中国社会了。

李泽厚先生把从林则徐、魏源开始的先进中国人踏上寻求救国真理的艰难道路到五四运动历时80年的时间分成了如下几个阶段:“像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郑观应《易言》为代表,提出向西方学经济学政治,主张‘藏富于民’,‘开议院以通下情’等等,是一个阶段。

像90年代,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创造性地提出一套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作为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又是一个阶段。

”“郑观应等人提出的,只是具体的政策措施,至于这些政策措施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亦即西方资本主义种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实质是什么,人们茫然不知。

”“康有为、谭嗣同无论是装在‘公羊三世’套子里的庸俗进化论,或者是《仁学》里的人权平等的政治呼号,都半是荒唐,半兼肤浅,‘拉杂失论,几同梦寐’,没有多少科学性和说服力,不能适应和满足愈来愈多的爱国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要求。

”因此“正是严复,自觉地担负起时代提出的这个历史重任……把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理论,一整套系统地搬了进来……它标志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由感性到理性、有具体到抽象、由形式到内容、由现象到本质这条‘天路历程’中不断上升的一个界碑”④。

进化论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想方法,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
再到五四骁将,无不受其滋润哺育。

进化论的科学性、学术共识性以及现实上的反传统性使其成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新的世界观。

正如蔡元培先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所说:“不上几年,《天演论》便成了一般救国及革命人士的理论依据。

”⑤
(二)进化论“道”之裂变
进化论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之道并不是凝固不变的。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改良派的道路走不通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

进化论的后继者在接受前人的衣钵之时又对之进行了发展,因此产生了某种变异,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裂变⑥。

前者和平渐进,实现君主立宪,对封建母体进行改良;而后者则行暴力之革命,求根本之改变,实现民主共和,建立近代化的新中国。

途径与目的的分歧使进化论之“道”在革命派那里发生了裂变。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⑦。

革命派进化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进化与革命相联系。

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然而改良派的进化论认为中国社会的进化必须按照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的顺序循序渐进,而革命派则以为中国社会的进化可以采用革命的方式越过君主立宪直接实现民主共和。

从康有为的“思大同之治,恐非今日所能骤行,骤行之恐适足以酿乱”到梁启超的“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几”⑧、“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⑨,无不说明改良派主张中国社会必须发展资本主义才能达到大同理想。

革命派的进化论则与此不同,“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⑩。

革命派依据近代中国的现状提出中国革命不能够按部就班,必须加速前进才能摆脱落后,实现后来居上。

所以孙中山说:“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

”11更重要是革命派的进化论还意识到革命本身必将从过去的少数人的革命进化为多数人的“平民革命”,这里包含一个新的思想:中国的民主革命既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以往的农民革命。

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进化论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差异。

在生存竞争原则怎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问题上,两者都以为社会主义终究会取代资本主义,前者以为人类社会正是生存竞争原则而“日进无疆”、“背苦向乐”,最终走向大同极乐世界。

革命派进化论则指出:“竞争之结果,生无数贫困者,而一方胜于竞争者,积其富日益以肆矣。

”12“生存竞争。

专为一己。

”13孙中山认为:“以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脑,至谓有强权而无公理。

”因此在人类社会中贯彻生存竞争原则必将离大同理想愈来愈远。

因为社会主义反对以生存竞争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则:“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不相妨害,不相竞争。

”越过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两大弊病——贫富不均和极端的自私自利,从而实现大同理想。

这样革命派的进化论明确得出了人类社会有着不同于生物界生存竞争的进化论原则的结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

”14从改良派的大同理想到革命派的大同理想则意味着近代中国开始以社会主义为旗帜。

同时,革命派尽管未能弄清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推进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讨论,为走向唯物史观扫清了障碍,准备了条件。

近代中国的进化论在考察社会的进化时,表现了重视物质生产和群众活动的
趋向,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萌芽,从而为跨进唯物史观的门槛铺设了台阶。

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历史进化论,以为社会进化是严格按照“三世”的顺序“日进而日盛”最终达到“太平世(大同)”;梁启超的社会进化“日趋于善”;严复更为明确地指出社会进化“日必进善”,社会向善之进步是坚不可摧的。

而孙中山则把社会向善的趋势比做长江黄河的流水,无论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

所不同的是“革命能够给人民一个更好的秩序”15。

革命派的进化论将大同理想和社会主义相糅合,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

”可见他认为发展近代大工业和实现近代人道主义都是为实行民生主义,也是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并且主张博爱、平等、自由。

虽然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勾勒出的大同理想,既不属传统的小农經济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显然是直接连接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环节。

所以当十月革命在进化论盛行的年代传进中国时,人们认为这是对社会向善进化的必然规律的证实,于是李大钊满怀激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6
在近代中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柏格森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取代进化论的多种方式,表明了取代进化论之“道”之新“道”并非都是指引着历史前进的方向,真正指引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新“新道”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中表现出重视物质生产和群众活动的趋向,这里已经包含了唯物史观的萌芽,而且从改良派的进化论到革命派的进化论在总体上显示了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轨迹。

很明显,进化论思潮的主流方向是朝着唯物史观奔腾向前的。

所以唯物史观作为世界观之“道”是对进化论的继承、超越和发展。

二、唯物史观的确立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所激起的革命热情直接导致了先进的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无比青睐。

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文和论著内容上几乎都是阐述唯物史观的。

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以及《资本论》、《反杜林论》部分内容的节译。

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研究》等。

翻译和理解的不同导致了当时对唯物史观有了诸多的提法:唯物史观、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经济史观等。

尽管提法和理解的不一,但是在对社会历史变革原因上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学会了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根本原则去解释人类社会之进程。

唯物史观刚开始传到中国就以其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吸引了许多进步人士,并在思想界、文化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是当时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李大钊。

李大钊1918年7月在《言治》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同年10月在《新青年》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1919年1月在《每周评论》发表的《新纪元》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崭新方向,明确主张中国革命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热烈欢呼:“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创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还把他负责的《新青年》6卷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他自己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了阶级斗争说“恰似一条金线把这三大理论联络起来”。

年底,他在《新潮》第2卷2号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用历史唯物论解答了什么是道德、道德的产生与发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1920年1月,他在《新青年》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12月,在《新青年》第8卷4号刊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同年,他还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研究专题课,以及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

李大钊指出,如果“以历史行程的价值”即对历史的发展是否予以肯定为标准,那么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一致的,都是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相对立的进步的历史观;但是如果“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唯物史观则更胜一筹。

因为它把历史进化的动因归于了“物质”,归于了“社会的生产方式”17,社会“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18。

与此同时,“一个智识的发现,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现分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

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19。

在这里他通过劳动群众提高生产力的角度肯定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

紧接着的1920年夏秋,陈独秀的思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在《谈政治》、《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批判》等文中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重要性,强调要造成无产阶级“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指导者不可”。

陈独秀在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同样把原先包含在进化论中的唯物史观加以继承和发展了。

他对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论”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求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的要义告诉我们:历史上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

”同时他还认为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的第一步是劳动阶级取得政权,“既达第一步,劳动家就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20。

和进化论在中国初兴的情景一样,唯物史观在五四后期便迅速被年轻一代所喜欢和接受,并很快就成了新的世界观,其中原因众多,但就它们作为世界观而言,唯物史观更具有“可信”和“可爱”的品格。

这在中国最初由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而20世纪初,王国维曾经为实证主义“可信不可爱”和非理性主义(包括唯意志论)“可爱不可信”而陷入困惑和苦恼;胡适将实用主义归为“科学方法”,一切以“科学试验室的态度”为准则,赋予其“可信”之品格,但是当他用科学解释人生之时却使人生在因果必然性之下显得毫无生气,有失“可爱”了;与此相反,梁漱溟、张君劢反对以科学因果律支配人生,强调一切意志自由,赋予其“可爱”之品格,但是对科学之否定,有失“可信”了。

在20世纪20年代里,进化论思潮就这样引退并被更新的世界观——唯物史观取而代之了。

而事实上,在进化论指导下的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或夭折或流产,而唯物史观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这就强化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实证的品格。

至此,唯物史观就以更加“可信” 和“可爱”的品格确立于中国了。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这是一个历史性选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
的指南而不是照搬照抄的教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关系到党、国家、人民群众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课题。

党的十七大所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历史起点的,而这一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为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光辉的典范。

注释:
①参见高瑞全所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参见《康有为全集》第3集。

③参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30页。

④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588—589页。

⑤参见《蔡元培哲学论著》第174页。

⑥“裂变”原来指原子核分裂成几个其他原子核,并放出中子的过程。

在生物学的进化论中,细胞是一种可以发生裂变或增殖的生命体。

本文将“裂变”应用到社会学中亦可指一个理论或学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于某些外因而产生某种变异,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完全等同于母体的形态和意义的新个体。

⑦参见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51页。

⑧参见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1146页。

⑨参见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339页。

⑩参见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选集》,第176页。

11参见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二卷下册,第976页。

12参见朱执信《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436页。

13参见章太炎《演说录》,《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449
页。

14参见孙中山《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第156页。

15参见朱执信《恢复秩序与创造秩序》,《朱执信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65页。

16参见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3页。

17参见李大钊《史学思想史讲义》,《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266页。

18参见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19参见李大钊《史学要论·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文集》下卷,第764页。

20参见陈独秀《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