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

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
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等级差异，反映在土地占有关系上，主要是官田和民田的区别。

在官田和民田的内部，又都各有不同的类型。

官田之内，有官府直接管辖的田，有封赐高爵和官宦人家的田，有牧场，有屯田。

民田之中，有受赐的田宅，有来自历史的继承，有来自买卖和兼并。

在所有这些土地占有形态中，基本上都离不开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

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
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都是在小块土地上，由一夫一妻为主要劳动力的个体家庭成员，进行耕织结合的生产劳动。

秦自商鞅变法，就推行这种制度。

在这样的制度下，农民不同于奴隶，他们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自行生产的自由，他们的生产兴趣提高了。

同时，他们也不同于村社成员，他们有了自己可以从事生产的固定的土地，不再需要定期轮换耕地了，他们成为跟土地密切结合的农民，这也必然提高他们的生产兴趣。

农民生产兴趣的提高，是刺激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战国中期，孟子在对齐宣王说到为民制产的重要性时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这些话透露了战国时期那样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能不能为民制产，是统治者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商鞅以授田的
政策招徕三晋之民，就是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发展局势的一种有实际效益的办法。

孟子作为一个思想家，针对当时局势的特点，提出了为民制产的方案。

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 这个方案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是小农家庭所需要的，也是在一般正常情况下所可能作到的。

孟子所说的庠序之教，也是要求从维护小农家庭的父家长制特点出发，进行相应的道德教育。

孟子认为，实行这个方案，“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就是他对于历史前途的看法，认为小农经济必然要发展。

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一种理想，但这也可能反映当时东方国家中已经出现的某些现实。

商鞅变法，就是要发展小农经济。

他的办法，是运用法律，强力推行。

他立了两条法。

一条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 又一条是：“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 第一条是督促个体家庭的发展，第二条是鼓励耕织结合的生产。

秦始皇继承并发展了商鞅的政策。

他在碣石刻辞自颂说：“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在会稽刻石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夫为寄豭，杀
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这些刻辞，表明秦始皇特别注意维护小农家庭的父家长的特点，因而强调妻不再嫁、男不入赘以及男女有别的重要性，这都是从巩固和发展小农经济出发的。

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具体表现，是封建专制主义得以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

秦汉时期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强调“务耕织”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思想意识上的重要性。

《吕氏春秋·上农》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

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

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

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

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

”晁错上汉文帝疏说：“民贫则奸邪生。

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

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煖。

饥之于食，不待甘旨。

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

终岁不制衣，则寒。

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 所谓“本教”，所谓“地著”，都说明了耕织的重要性。

“地著”，用现在的话说，即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

” “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 他在《资本论》中又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

……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

” 马克思的论断，不只指出了耕织结合在生产本身上的特点，还指出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秦汉时期，小农所用以进行生产活动的土地，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

有来自村社解体过程中的土地占有。

村社解体了，轮耕制逐渐为长期定耕所代替，直接劳动者从而取得土地。

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使民得买卖土地，这就是承认农
民对土地的占有，为他们取得土地提供机会和条件。

有来自开荒过程中的土地占有。

汉景帝元年诏：“郡国或硗陿，无所农桑毄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

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 由硗陿地区移往饶广地区，这就是一种开荒活动，因而可得到土地。

又有来自官府授田者，有耕豪民之田及各等级地主之田者。

小农的生产劳动，是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进行分散的个体劳动，也就是通过这样的劳动，使全国农田绝大部分得以进行生产。

《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时，“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

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

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

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

”这些数字，大概是当时上计的数字，不会精确。

如从这些数字来看，西汉晚期可垦未垦田之数与定垦田之数相差甚远。

出现这种情况有复杂原因，但主要原因之一，应是劳动力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