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传播链上中国古代马球的器材与打法考论

原创成果
亚欧传播链上中国古代马球的器材与打法考论
张　新1，周　煜2，王汝诺3，张因特3
（1.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41；2. 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3. 成都体育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摘　要: 马球运动是一项由人、马、球杆、球等要素组合起来的复杂竞技运动，自公元7世纪开始在亚欧大陆广大区域流行。

考证分析中国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物，并对比古代波斯、朝鲜、日本等国的文献、文物资料，在亚欧传播链上考察中国古代马球器材和打法的历史演变。

认为：马球比赛中对阻挡“球路”的规则限制是自唐代以来马球竞赛和谐进行的核心条款，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双方马匹迎头相撞的伤亡事件，在中国古代出土壁画中也呈现出马头朝向同一方向的竞赛场景；马球能够在亚洲多地流行得益于公元5世纪马镫技术的发明，马镫使“人马合一”，能够完成马球运动所需要的各种高难度技术动作；唐代已降至明代，马球的球杆迭次发生标志性变化，折射出亚洲各地马球运动发展的“同”与“异”，充分说明古代马球运动的跨文化交互影响。

关键词: 马球；球杆；马镫；运动技术；规则约定；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G80-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5498（2024）01-0048-11DOI：10.16099/j.sus.2023.04.06.0001
自公元7世纪，马球就在亚欧大陆的辽阔范围内
开始传播，无论是中部的中亚草原，还是西部的西亚
地区、拜占庭帝国，以及东部的中国、日本、朝鲜等
国家和地区，都先后有马球相关文献、文物记录。

对
于马球这一重要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已经是国际学
术界的一门“显学”，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向达、罗香
林、阴法鲁等均有专文涉猎，体育学领域的帅培业、
郝勤、熊晓正、崔乐泉、李重申等学者也做过大量研
究，迄今在中国知网可查询的相关研究论文多达
1000余篇。

2014年美国体育史学者阿伦·古特曼发
表了《从伊朗到全亚洲：马球的起源与传播》一文，认
为马球可能起源于游牧民族伊朗人或突厥人粗糙的
马术游戏，后来向西逐渐传播至拜占庭帝国以及中世
纪的法国等欧洲国家，向东则传播至中国，再经中国
传入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1]。

阿伦·古特曼引证了
大量历史资料，做了有益的学术梳理，但也许由于古
代文献、文物的年代缺失，特别是古代农耕民族和草
原民族的丧葬风俗不同，草原民族一般没有“厚葬”
的习俗，作为古代马球开展重要地区的中亚草原，却
不一定有相关出土文物流传于世，使得对古代马球起
源、传播的时间断代存在认知空白区。

所以，关于马
球起源存在各种观点，至今没有定论。

本文不探究马
球在世界何地、何时出现的“源”，而是在国际传播链
条中探究中国马球演变的“流”，通过对运动器材及
技术打法的历史学、运动学考证分析，反证中国古代
中原地区马球运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传
播与影响。

1　马球在农耕地区开展的技术条件
人、器械、场地、规则形塑了一个体育项目的运动
形态，也牵引着运动技术的发展方向。

日本著名体育
学者岸野雄三解读“运动技术”（sportliche technik）时
说：“人把运动方法和器材、装置结合在一起，形成个
人能够达到的最佳姿势，以便有效、合理地发挥身体和
技术的能力，进而实现竞赛优胜的目的。

”[2]马球是古
代器材、场地、技术组合最复杂的大型竞赛项目，不同
收稿日期：2023-04-06；修回日期：2023-12-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TY095）；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TY2022101）
第一作者简介：张新（ORCID：0000-0003-4504-8043），男，四川成都人，成都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外体育史、体育赛事文化，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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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些规则朴素、技术直观的个体运动游戏，是一项以技能为主导的集体对抗性球类运动，除了个人技术水平的发挥之外，还要围绕基本攻防进行战术合作，由多个具有中心任务指向的选手之间的配合构成战术整体。

所以，马球这样一种复杂的运动形态得以在亚欧大陆传播流行，必然有其先决的物质器材条件和规则约定，尤其是对于中国中原这样的农耕地区而言，马匹和球杆等器材条件的成熟至为关键。

1.1　球杆：汉代出现的“毬杖”类状物
球杆在唐代又称为“毬（今作球）杆”“毬杖”“鞠
杖”“月杖”“画杖”等，作为人与球之间的操控器具，就像今天羽毛球、乒乓球的球拍，是马球比赛中的核心器材。

比较巧合的是“毬杆”的发音与波斯文指代马球的关键词“Chowgan”非常相近，历史学家向达和罗香林均从音韵的角度认为这是马球自波斯传入的证据之一[3]。

然而，由于各民族和各地区之间语言的巨大差异，单纯的语言学追索很难确证。

因此，这里重点探究的是马球杆形状的“杖”何时在中国出现，又何时用于打马球。

与唐代马球杆相似的曲柄手杖在世界上出现很早，今天的西亚地区发现了很多公元前的出土文物。

它最初起源于牧羊人用于钩住动物腿或头的工具，后来被仪式化为象征统治者“牧羊”民众的“权杖”，今天德国和西班牙的牧羊人还使用这种杖首成“J”型的细长牧羊杖[4]。

世界上的牧羊杖有多种类型，主要由杖柄和杖头组成，杖头有扁球形、椭圆梨形、棍状回旋弯曲“J”型等形状，其原初的实用功能主要是驱赶牲口，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

临沂吴白庄汉墓画像石表现了胡人驯兽的场景，其中一名深目高鼻的胡人正用一根“J”型杆驱赶当时传入中原的外来物种大象[5]。

同样，在河南南阳英庄汉墓出土的胡人驯象图也表现了相似的场景，画面中有一虎一象，大象背后的一个胡人拿着一根“J”型杆驯象[6]（图1）。

从这两件汉代文物可见，汉代时就出现了与唐代马球杆相似的曲柄“J”型杆，经由胡人从域外传到了中原。

唐代的国际交往更加频繁，很多胡人赶着奇珍异兽来到中原，并就此定居生活。

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嫡孙李重润墓中有一幅“驯兽图”壁画，描绘了4名胡人驱赶4头豹子的场景，其中2人拿着扁球状的杆杖，与辽、宋时期出土文物中表现的马球杆有些近似。

那么这些杆杖何时用来打马球？唐以前并没有用杆杖打马球的充分文物证据。

在北魏时期的曹望憘（卒于公元525年）出行图和隋初的徐敏行（卒于公元584年）出行图中，都可看到在随从队伍中，各有一人手持类似马球杆的用具，却很难作为唐以前马球运动开展的文物证据，因为从图中可见，贵族出行有符合礼制的仪仗搭配，除车马、步辇、障扇等之外，杆杖也是仪仗用具之一，与其他用具并列，既可以增加队伍的声势威仪，又可在出行过程中驱驭马匹。

由此，当疑似的“马球杆”没有和马、球、骑手连结成一个场景时，可能是驱赶牲口的牧羊杖，也可能是象征地位的“仪仗”，将其直接作为马球运动开展的物证显得不够充分。

唐以前中原究竟有没有开展马球运动呢？学术界尚存争议，究其缘由，并不是现当代学者为了标新立异而有意创立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古代文献本身语焉不详导致了研究的歧义。

马球在古代中国、日本、朝鲜被称为“击鞠”“击毬”“打毬”“拍毬”，称谓容易与另一项更古老的本土运动“蹴鞠”混淆。

汉末曹植《名都赋》中有“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8]29之句，出现了“击”与“鞠”二字的连用，现代体育史学者唐豪就此认为，中国在汉末三国时期已有马球运动开展[9]。

但唐代知名学者李善通过征引典籍将“击鞠”注疏为“可踏戏”的蹴鞠，意即诗赋中所记洛阳少年玩的是用脚踢的蹴鞠活动[10]。

在李善生活的时代，马球运动在长安方兴未艾，他的弟子李贤应该就喜欢打马球，中国最早的一幅马球壁画就出现在章怀太子李贤墓中，李善自然对“击鞠”与“蹴鞠”都较了解，他不将曹植的诗句注解为马球运动自有其道理。

“击鞠”和“蹴鞠”本是相似又截然不同的两个项目，一个骑马用球杆击打，一个步行用脚踢，却因都是“毬戏”，往往被古人视为一类运
图 1 临沂市博物馆藏胡人驯象汉画像石[7] Figure 1 Stone reliefs of Hu people training elephant
from Linyi Museum
2024 年 1月　第 48 卷　第 1 期原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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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古今图书集成》就把马球文献也收录于“蹴鞠”条目之下。

唐人也时常将二者混为一谈，例如，最早明确记载唐代马球运动的《封氏闻见记·打毬篇》开篇即解读说：“打毬，古之蹙（通蹴）鞠也。

”[11]司马贞（679—732年）在其《史记索隐》中校勘古籍时说：“《蹴鞠》书中有《域说篇》，又以杖打，亦有限域也。

”[12]那么在唐以前的蹴鞠活动中，是否有司马贞所说“杖打”的运动形式存在呢？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寒食节荆楚一带要进行“打毬、秋千、藏钩之戏”，文中明确出现了“打毬”一词，似乎是以杖击球的直接文献证据。

历史研究讲求孤证不立，单纯一个名词的出现不能作为唐以前马球存在的证据。

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年）编撰成书的汉和辞典《倭名类聚抄·杂艺四·打毬》梳理了中国汉唐以来的相关蹴鞠文献，得出了《荆楚岁时记》文中“所谓打毬，即蹴鞠非拍鞠也”[13]的结论，即认为这里的“打毬”还是指称传统的蹴鞠活动。

事实上，唐以前文物绘画中的“杆杖”只能断言是“毬杖”的类状物，具备用以“杖击”的可能性，但马球运动真正流行时，所用球杆的精致程度直接关系到击球和射门的准确性，通常还要经过专门的加工制作。

五代前蜀杜光庭《录异记》中就记述说：“苏校书者，好酒，唱《望江南》，善制毬杖，外混于众，内潜修真。

每有所阙，即以毬杖干于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

”[14]至金代时，球杆制作还由“工部”负责，据《续文献通考·乐考》记载：“宣宗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开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杖。

”[15]即金国工部派人到开封购买白公牛皮用以包裹木质球杆。

因此，无论唐代以前是否出现球杆的类状物或者有偶然为之的“杖击”现象，只要不是骑在马上击球都不能算作马球运动。

加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印证，至少说明唐代以前马球还没有作为规则完善的标准化运动流行于世。

1.2　马匹、马镫带来的技术变化
马匹是马球运动的核心构件和特色所在，好的马匹是赢得比赛的关键因素。

从现代马球运动可知，马球用马都经过长期培育和培训，它们灵活机敏，拥有快捷的加速度和持续耐力，尤其是性格温顺，否则可能在激烈对抗中受惊失控而引发事故。

马毕竟还有自主意识，训练有素的良马可能比骑手还提前感知到球的来路，配合骑手顺利完成转身等技术动作。

中国古代的马球用马当然不可能像现代这样经过专门培育，但也比较考究。

唐代诗人阎宽在《温汤御毬赋》中写道，“宛驹冀骏，体佶心闲”[16]，意指马匹是来自西域大宛或者河北靠近草原地带的骏马，身体矫健，并且性格温顺。

唐代诗人韩愈与张建封关于马球的争论也涉及马匹问题，张建封支持通过“竞驰骏逸”[8]31的马球运动来练习骑术，韩愈却反对说，“公马莫走须杀贼”[17]，意思是国家配发的公马应该用于征战而不是游戏。

二人诗词唱答中透出这样的信息，马球用马一是“骏马”，二是“公马”，说明官员打马球时通常骑着经过国家训育的军马。

中原与南方生产用的本地马种一般不适宜打马球，宋人刘克庄诗句“打毬不用炎方马”[18]可为佐证，意即打球不使用南方炎热地区的驽马。

因此，马种的引进、培育与古代中国马球运动的兴发密切相关。

从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中原地区就开始组建骑兵，西汉时期为对抗匈奴而积极引进马种、培育良马，组建起强大的骑兵部队。

据应劭《汉官仪》记载，汉武帝时养马苑达三十六所，养马匹总数达三十万匹之多[19]。

那么这个时期是否具备了开展马球运动的基本条件呢？郝勤认为，马镫的发明才彻底解决了农耕民族在马上保持身体平衡的技术难题。

其在《大汉骑兵的挽歌：汉末三国骑兵的命运与演变》[20]一文中梳理了马镫技术出现的时间节点：迄至东汉都没有出现马镫，从考古文物看，骑者都是双腿吊垂在马两侧，并没有马镫可踩踏。

至三国西晋之交才出现了单马镫，南京北郊幕府山南麓三国东吴名将丁奉（卒于公元271年）的墓中，马俑的左侧有一个三角形的马镫，这是世界考古发现最早的马镫形象。

但骑者左脚并没有踩在马镫里，显然是专为上马所用的单蹬，不能解决“人马合一”的问题。

丁奉去世后51年，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双马镫造型，在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了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的双镫陶马俑，说明自此骑者可以双脚踩镫来驾驭马匹了。

到公元415年（北燕太平七年），辽宁省北票市营子村冯素弗墓所出土的鎏金木马镫表明，公元5世纪中国的双马镫制作工艺已臻成熟。

马镫解决了农耕民族的骑马难题，在这之前，双腿悬垂的中原骑兵主要采用在马上手持长戟向敌阵突击的简单战术，在这之后马上技术则日趋繁复。

马镫同样是马球运动广泛开展的前提条件，打马球的技术难度不亚于骑兵征战，正如张建封在《酬韩校书愈打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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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中所说：“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

”[8]31要骑在马上击打地上滚动的球，其难度可想而知，必须完成“仰击”“傍击”等多种技术动作，或者俯身马腹一侧贴地击球，或者侧身仰卧击打滚落于马后蹄部位的球。

中国古代文献没有关于马球技术动作的详细描述，而受中国马球传播的影响，在1485年前后成书的朝鲜王朝的法典总汇《经国大典》[21]中，以文字和示意图详细说明了马球的相关技术动作，例如，骑手出场时将球杆竖立马首叫“比耳”，从马的胸部一侧往下用杆触球叫“割胸”，侧身仰卧将球杆平举至马尾叫“防尾”，用球杆的杆头内侧将球打高叫“排至”，见图2。

尽管《经国大典》成书于中国明朝时期，比唐代晚了600余年，马球的规则打法已经发生改变，所用球杆的
形状也不太一样，但马球的基本技术动作应该一脉相承，就像现代每个运动项目都有程式化、标准化的基本动作一样，唐代马球必然也有类似的技术规范。

此外，在朝鲜15世纪成书的长篇叙事诗《龙飞御天歌》中也展示了马镫对于马球技术发挥的关键作用。

该书描述朝鲜“太祖”李成桂在打马球时，由于球在地上滚动时碰撞到石头，从马的前腿滚至后腿两蹄之间，李成桂采用“防尾”等技术均未将球击远，球反而碰到障碍物弹到马的左侧，李成桂索性将右脚抽出马镫，翻身而下且身体不落地在马的左侧击中球，继而在马上恢复正常身位后大力击球成功。

李成桂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自然还依靠了左边马镫的支撑，可见马镫是保障马球技术动作完成的核心马具[22]。

比耳割胸
防尾
图 2 1790年《武艺图谱通志》中的马球技术动作配图[23]Figure 2 Polo technical actions in Royal Martial Arts in 1790
曹植写作《名都赋》的年代没有马镫，基本不具备在马上“杖击”的技术条件。

公元4—5世纪，中国人发明了双马镫，解决了农耕民族在马上保持身体平衡的问题。

马镫由此也逐渐传到亚欧大陆各地，支撑了马上运动技术的发展，也使亚欧广大区域内拥有了传播、推广马球运动的物质基础。

与中原马镫技术外传相对应的是马球运动的反向传入。

唐代贞观年间的公元641年，马球被中国青藏高原吐蕃王朝求娶文成公主的队伍带到长安后，就在中原农耕地区迅速流行开来，这与相关物质器材和运动项目发展的历史条件相符。

2　中国古代马球有序竞赛的基本规则
马球运动需要速度、技巧、耐力和勇气相结合。

简单而言，古代马球竞赛就是在比今天足球场大1~2倍的场地上分成两队比赛，以将球打进球门多者一方为胜。

但在纵马驰骋的赛场上顺利比赛并不容易，必须要有一套成熟的竞赛规则，其中防止伤害的相关规约既是马球比赛的核心条款，也是这项运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原则。

公元641年，吐蕃求亲队伍在长安开阔的街道上表演马球后，一定带来了成套的规则
打法，才使得马球作为一项成熟运动项目迅速在中原地区获得推广，成为王公贵族们喜好的竞赛项目。

自此开始，正史等历史文献有了大量记载，壁画等出土文物也广角宽幅地展现了运动竞赛时的全景，从这些文献、文物资料中可以窥见马球有序竞赛的核心要旨。

2.1　一场比赛、两幅壁画反映的技术水平
唐代马球最早兴起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经过60余
年的发展，马球运动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公元709年的一场轰动朝野的比赛就是明证。

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十一月， 吐蕃遣使来长安迎接金城公主，唐中宗于梨园亭球场赐观打球。

由吐蕃球队与唐王朝宫廷球队对垒，比赛进行数“都”（局），均为吐蕃球队获胜。

于是唐中宗派遣时为临淄王的李隆基、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4人迎战吐蕃球队10人，尤其后来成为玄宗皇帝的李隆基“东西驰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带领队友以少胜多赢得了比赛。

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受命以“幸梨园亭观打毬应制”为题献诗，记录了这一盛事[11]。

短短几十年间为何涌现出这么多技术娴熟的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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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这与马球技术在唐代王公贵族之中的代际传习密不可分。

唐太宗之后，唐中宗、唐玄宗等都酷爱马球，使马球开展蔚然成风。

以对垒吐蕃的这场比赛为例，《旧唐书·吐蕃传》也有记载：“景龙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内毬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毬，中宗率侍臣观之。

”[24]这说明在唐代宫苑之内已经修造了马球场，可以经常练习马球技术。

《旧唐书·吐蕃传》虽然没有提及唐玄宗李隆基出场参加这场比赛，但唐玄宗是马球好手无疑，他从青少年时期离开皇宫移居市坊后就喜爱马球运动，成为皇帝后也乐此不疲。

《旧唐书·玄宗本纪》没有直接记录他打马球的事迹，却提到李隆基经常驾临周边离宫，除了洗浴温泉他去离宫还会做什么呢？同时代诗人阎宽的《温汤御毬赋》间接为此做了注解：唐玄宗天宝年间在会昌离宫命人将广场地面“扫除克净”，举行马球比赛；他不仅“成规亲奉”地参与马球运动，还于天宝六年（公元747年）下诏“伊蹙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

武由是存，义不可舍。

顷徒习于禁中，今将示于天下”[16]，意即马球运动有助于练兵，不能仅局限在宫禁之中小范围开展，要在军队和天下示范推广。

除唐玄宗之外，李邕、杨慎交、武延秀3名上场与吐蕃比赛的选手，历史文献相关记载均可佐证他们善打马球。

中国最早的两幅马球壁画就出土于王室成员的墓葬之中。

第一幅壁画出自章怀太子李贤墓。

李贤（公元654—684年）是武则天次子，30岁时在贬谪地巴州被武则天赐死，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从巴州墓迁葬于乾陵，后称为章怀太子墓。

在其墓道一侧绘制了一幅长8.2 m、宽2 m左右的《马球图》，画中绘有20多骑，全景式地展现了唐代马球比赛的实况，是世界马球研究中的稀世珍品。

另一幅壁画则出自唐嗣虢王李邕墓，李邕（公元687—727年）是唐高祖李渊的曾孙，《大唐故嗣虢王墓志铭》记载“王时陪蹙鞠”[25]，说明李邕经常陪唐中宗“蹙鞠”，按照唐代经常将马球视为“蹴鞠”同类活动的语境来看，这里所说“蹙鞠”是指马球而非足球运动。

与章怀太子墓马球图的全景描绘不同，李邕墓的打马球图是近景特写，图中有4名骑马打球者，外围两骑的人、马形象已经残缺不全，中间争球二人则栩栩如生，其中一名络腮胡者双目圆睁，紧盯着地上滚动的球，另一人则高举球杆准备反向击球，其右肩袒露的衣着特点符合今天藏区风俗，笔者猜想这幅壁画正是反映了景龙三年那场和亲比赛的场景。

全景与近景描绘的两幅巨型壁画直观呈现了唐代马球井然有序的竞赛场面，成为马球历史实况研究的重要蓝本，结合相关史实记载和陶俑等文物的印证，今天的研究者几乎已经可以接近历史的真实，揭开中国古代马球比赛的运动学原理。

2.2　“并驾分镳”隐含的场上攻防路线
关于球场大小、参赛人数、决胜方法等古代马球的基本形制，体育学领域已经多有研究，本文不再赘述，而是重点探究古代马球比赛的基本运动规则。

从上述两幅壁画和其他文物中共同呈现的规律性特征，可以发现马球运动有序开展的核心规约。

2.2.1　禁止阻挡“球路”的相关规定
在马球比赛中，策马高速奔驰带有很大冲击力，如果正面冲撞必然发生可怕的伤亡事故。

马球比赛毕竟不同于古代骑兵的两军对垒，保护骑手和马匹安全是制定规则的出发点，于是禁止阻挡“球路”就是马球竞赛中最重要的规定。

所谓“球路”就是球被击打后的运行轨迹，双方选手必须顺着球的运行路线追逐争击，谁的球杆击出球，谁就拥有进攻权，防守一方不能“立马横刀”式地拦路阻挡对方人马，只能与对手并排同向地从侧面用马的肩、臀部位冲撞干扰，或者在“球路”上抢先一步将球击往反方向，从而获得进攻权转换成为攻方。

现代马球对此有严格规定，裁判员主要依靠运球路线和进攻权来进行判罚。

目前虽未发现中国古代马球的详细规则说明，但从零碎文字描述和壁画场景中可见古今马球运动原理相通的内在一致性。

阎宽在《温汤御毬赋》中描述比赛状况：“珠毬忽掷，月仗争击，并驱分镳，交臂叠迹。

”[16]短短一句话展现了马球规则打法的精要：比赛首先由一人（推测为裁判员）将珠球抛掷于地上，两队球员随即争先挥杆击球，率先击到球的一方获得进攻权后奋力攻向对方球门。

开球之后两队的比赛状态是“并驱分镳”，说明两支球队是并驾齐驱地朝同一方向追球，由于进攻方向不同，防守一方抢到球后会反方向击球，于是双方球员就地调转马头“分镳”，继续沿着球新的运行轨迹展开追逐。

章怀太子李贤墓和李邕墓的马球壁画印证了马球比赛的这条核心规约。

李贤墓壁画中20多骑的马头都朝同一方向，尤其是在前面争击地面滚球的5骑明显是同向奔驰（图3）。

李邕墓壁画尽管是近景宽角特写，从绘画透视角度仍可看出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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