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论争中的欧化语体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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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形式”论争中的欧化语体批评
作者:***
来源:《美与时代·下》2023年第12期
摘要:汉语欧化语体因思想启蒙之需受五四知识分子推崇,但同时面临“非大众化”与“反民族性”的双重批评,二者在“民族形式”论争中得以激化。
以向林冰为首的通俗读物编刊社成员否定欧化语体的合法性,新文学同人则分别从民族进步之要、大众生活之需、“作家本位论”与“内容本位论”出发,为捍卫欧化语体合法性提出新理据。
民族形式论争中的欧化语体批评是文体形式与文学政治双向并举的事件,不仅是诸种意识形态博弈的界面,也是观测中国文学现代性衍变的棱镜。
关键词:民族形式论争;欧化语体;大众化;民族性;文学政治
汉语欧化语体现象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衍生物,其利弊在文艺界曾先后引发诸多讨论。
在抗战时期“民族形式”论争中,受毛泽东“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影响,欧化语体内含的“外来-本土”“精英-大众”矛盾得到进一步突显,不仅引发左翼批评家的激进批判,且促使五四新文学同人持续撷取新理据以捍卫欧化语体的合法性。
梳理此时段围绕欧化语体展开的批评,可见众人的论争对象实则分有“形式的欧化”与“观念的欧化”双重向度。
前者侧重于语言文体层面,在辩论中形成一定共识。
后者侧重于文化政治层面,是国共双方意识形态角逐文化话语权的隐微落脚点。
一、欧化语体批评及其
在“民族形式”论争中的激化
欧化语体主要指汉语借鉴西方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文化观念而形成的书面语,其既是近代白话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表达形式。
欧化语体在近代中国的推衍得益于思想启蒙之需,在进步知识分子看来,这种语式不仅本身是西方进步观念的代名词,其精密的语法亦有助于开启民智。
郑振铎认为,“中国的旧文体太陈旧而且成滥调了”[1],它们阻碍了对思想与情绪更有效的表达,欧化语体则有助于表达的精进。
傅斯年亦指出,“欧化国语的文学”既可变革中国既有文字组织的“简单”与“铺张”,又可强化思想观念的“深度”和“精密”。
“长进国语”和“改造思想”是欧化白话文所肩负的两种责任[2]。
然而,随着欧化语体愈发演变为普遍意义上的的白话语体程式,其逐渐招致知识界内部的两类批评:第一种批评由左翼批评家引导,认为欧化语体囿于知识分子阶层而形成非大众化的“贵族气”;第二种批评出自文化本土主义者,指责“洋腔调”可能带来民族文化主体性缺失的危险。
这其中,左翼批评家的批评不仅立足于阶级斗争立场,且以社会效用难题为佐证,在反思欧化语体的阵营中占据先导。
瞿秋白犀利指出,五四的欧化白话文如此前的文言一样“仍旧是士大夫的专利”[3]465,语法的过分复杂与修饰的冗余在文言之外造成了新的隔阂,它们使欧化语体于平民与群众而言是“同样的无用”,对社会的价值则是“同样的没有”[3]319。
群众效用论的提出深刻暴露欧化语体的先天精英性,使倡导者不得已陆续作出让步和反思。
至抗战爆发及1938年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发表,建设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作为文化救国议题被提上台面,有关欧化语体的矛盾进一步被激化。
受“抗日救国”的舆论环境使然,针对欧化语体的批评在此时期出现两种观念形态。
其一是在民族危机下,坚持从文艺精神导向上反思语言的“欧化-本土”矛盾,将语言欧化的问题同“五四”新文艺的合法性问题同构。
如萧三指出:“目下中国的大众,即老百姓,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不识字,你写的宣传,鼓动,组织他们加入抗战的文字,他们认不得。
因此戏剧和诗歌是宣传抗战最有力的工具:演戏,他们可以看;唱歌,念诗他们可以听。
但是假如唱出的调子,尤其是朗诵出来的诗太洋化了的时候,老百姓一定不会喜欢的。
”[4]24其二是兼合早先“非大众化”与“反民族性”两种观念,认为欧化语体与“中国大众”相去甚远。
如潘梓年表示:“中国文艺作品成为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成为‘半吊子’,其实是表现着那一时期中国人生活的改革上,或者说,革新上,是在脱离了广大群众的。
”[4]172他认为欧化语体不仅忽视“民间”,更重要的是忽视“民间传统”。
不过,上述立论虽然对欧化语体颇有微词,但总体上是左翼新文学同人意图改良新文艺的举动,所批判的多是欧化语体的不合理成分。
与此不同,在通俗文艺运动中倡导“旧瓶装新酒”的向林冰看来,以欧化语体为主体的文艺并非只是陷入发展的瓶颈,而是暴露出本质上的迷误,必须从根本上与“五四路径”决裂。
事实上,是通俗文艺而非新文学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符合中国发展方向的新的文艺形态[4]193-196。
由于毛泽东讲话对本土与外来的二元论划分,向林冰获得了指责五四新文学为“欧化东洋化的移植”的中国文化本位论立场,把语言表达乃至民族形式的资源取鉴限定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
又由于陈伯达率先对毛泽东讲话进行了阐释,将民族形式等同为通俗文艺运动中的旧形式,向林冰进而把“民间流行的鼓词、剧本、画册”等一看就懂的旧形式由宣传性媒介上升为新的文学本体。
如此,向林冰不仅将欧化语体放置在了民族形式的对立面,更在根本立场上质疑了欧化语体在新文艺中的存在合法性,在“改良论”中提出“取代论”的立场。
二、捍卫欧化语体的新理据
鉴于欧化语体问题在论争中始终与“五四”新文艺合法性挂钩,向林冰的激进批判无疑诱发了五四传统捍卫者及具有改良倾向的左翼批评家的驳斥。
如赵黎明指出:“新、老文艺家尽管不妨对五四采取一种‘扬弃’的批评态度,但一旦涉及到对五四的真正否定,他们又会群起而捍卫五四传统。
”[5]在捍卫者看来,欧化白话文尽管存在局限性,在抗战时期不如民间语言形式更有社会动员效应,但这一来只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举,二来恰也标识出欧化语体趋于成熟的转机,并不意味着全盘复辟“旧形式”。
但向林冰一说占据抗战时期意识形态制高点,无疑也促发了欧化推崇者的反思,使后者不得不就“民族形式”的需求本身提出欧化语体优越性的新理据。
首先,从民族救亡的角度,捍卫者从“现实生活需要论”出发重申欧化语体的民族适用性。
黄药眠在《抗战文艺的任务与方向》一文中論述了“文艺的中国化”与“外国的传统”的兼容性,
指出中国化不是闭关锁国式的民族主义,而是要使外来的语言表达“更贴近于中国人和更贴近于中国人的口味”,欧化语体是确立中国文艺本位的过程性工具[6]。
周扬亦表示,欧化语体更丰富的字汇、更精密的语法、更自由活泼的体裁对于文艺反映民族现实较之以往仍有大幅度的提升。
“新文学如要以正确地完全地反映现实为自己的任务,就不能不采取新形式,以发展新形式为主。
”欧化语体作为揭露中国社会怪象的利器,显然“不复是外国的原样”,反而“成为中国民族自己的血和肉之一个有机构成部分”[4]162-163。
黄、周二人的立论皆以否认欧化语体的“反民族性”为基点,将欧化语体的合法性限制在工具论层次,以语言“中体西用论”反驳了“欧化”即“洋奴”的极端民族主义说辞。
其次,从服务大众的角度,捍卫者指出欧化语体无论在其发生上还是在其发展的基本趋势上,都与文艺大众化的旨归相契合。
在黄绳看来,把欧化语体视作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专有物的观点是不恰当的,他们对欧化语体的倡导本身是为了“表现大众的生活”和“容载进步的意识”[4]129。
魏伯则直接从效果层面指出,“中国新文艺的发展在技巧方面是更欧化了”,但同时“中国的事情,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活的语言,是更被正确地表现着了”[4]71,认为欧化语体在反映现实生活上并非失真。
周扬则从生活现代化的角度指出使用欧化语体是与大众新生活相匹配的一种实用主义选择:“新的字汇与语法,新的技巧与体裁之输入,并不是‘欧化主义’的多事,而正是中国实际生活中的需要。
”[4]163在这些观点看来,欧化语体不是精英主义的自白,而是“现代生活”的反应物。
其注重表达的效率与精确,反而在动员大众抗日上更具效果。
最后,针对欧化新文艺不得人心的责难,捍卫者同时另辟蹊径,以“作家本体论”和“内容本体论”为依据反驳文艺批评的语体至上论,表明判断“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依据不应局限于语言形式,作家怎么写、写什么内容同样重要。
这一话语迁转进一步将欧化语体坐实为中性工具。
如周扬指出,文字表现的欧化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作家对于现实认识不足,没有驾驭好应当使用的语言。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欧化,而是在作家对现实的认识和表现的力量不够。
”[4]164在他看来,欧化有“良性”与“恶性”之分,冗杂的句式非语言形式之过,亦非当下文艺的全部。
如若作家功力深厚,同样能以欧式文法写出优秀作品。
与此相仿,力扬《关于诗的民族形式》一文则从内容着手,认为“洋八股”的批评针对的是表达内容的颓废不堪,譬如“普式庚的作品,被翻成中国文学,也不觉得怎样费解,这大概是原作品的内容与风格,根本是健康的原故。
”欧化弊病的解药倒不在于否定形式本身,而是“多多的介绍一些欧美进步作家的东西过来”[4]191。
总的来说,众人在“民族形式”论争中批判向林冰以旧形式取缔欧化语体的理路虽殊,但大抵就“民族形式”新语境而论,在认同“民族形式”基础上指出欧化语体对前者的助力,将“民族形式”与“欧化语体”的对立转化为“何为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问题,冲击了全盘反对欧化的激进诉求。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形式”论争展开伊始,关于欧化语体与民间口语、文言形式的取舍问题在各方批评家中似乎早已存在某种共识,也即以“相互吸收”取代执其一端的激进论。
承认欧化手法为文艺运动“大的进步”的魏伯在1939年《论民族形式与大众化》中指出:“应该在利用旧形式的过程中,对旧形式加以批判,加以改造,同时把欧化的手法慢慢加进去,提高大
众的文化水准,使他能够接受新文艺。
”[4]75相似地,为毛泽东“民族形式”说注解的陈伯达虽然坚持大众语文的立场,也承认“简单地否认欧化的东西,那是不对的。
运用民族形式,不是去掉这在真实生活中所创造的新语言,而却是要活用新语言”[4]11。
问题在于,对欧化语体去芜存菁以丰富“民族形式”既是论争的隐含事实,延安批评家为何仍制造欧化语体与民族正统性之间的对立?
三、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物的欧化语体
应该说,欧化语体支持者所提供的新理据看似调和了欧化语体与中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实则昭明了欧化语体的根本限度,即将欧化限定在文法之上,保留其作为一种先进形式的可借鉴性,而过滤其背后的价值取向。
左翼作家对欧化文法的取鉴与包容,同样也仅立足于形式先进性本身。
但在“民族形式”论争中,针对欧化语体的批评很可能表面上聚焦于“形式”,实际围绕“欧化”符号的象征旨向及其价值站位而展开。
欧化语体在这场论争中包含“形式的欧化”与“观念的欧化”两个层级,前者是纯粹语言学与文体学的问题,而后者意味着某种与中国本土、中国大众乃至中国无产阶级相异的表现与想象秩序的方式。
这种内部分裂事实上自“五四”起就一直贯穿在关于欧化语体的历次辩论中。
纵然支持者以“中体西用”的工具论态度为形式欧化提供了一系列辩护,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欧化”作为符号始终无法被理解为纯粹媒介,也无法摆脱其内蕴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假设。
瞿秋白将欧化与欧化文艺视作“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不免偏激,却反而挑明了欧化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物的语境性事实。
“观念的欧化”在“民族形式”论争中无疑产生新形态。
随着民族主义在抗战中成为文学创作的共识,对民族主义的不同理解成为不同文化阵营进行话语对抗的手段。
在延安方面看来,阶级性是民族解放运动与民族国家构建中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和“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无法掩盖或消除被压迫民族内部的斗争,不解决民族内部的问题便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
而国民党方面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是超阶级性的,其“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紧密相连,强调“民族”的统一性是为了抹擦种族、阶级、集团之间的种种差异,仅仅促使民众对南京国民政府所代表的民族国家的单向认同。
国共双方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不同判断将民族主义的宽泛意含改写为互有分歧的基本架构,这进而延伸到表达形式的分歧与对抗。
在这一意义上,延安方面发动“民族形式”的论争在一开始便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或文学问题,而更多具有党派博弈的政治考虑,在相当程度上助推了延安方面对民族主义的解读。
饶有意味的是,有关“民族主义文学”的提法是国民党意识形态在1930年代的首要“发明”,延安方面借用民族主义的“能指”并对其“所指”进行替换,不无与国民党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意味。
得益于民族主义思潮在社会接受上的泛化,这种对抗诉求在民族主义的牌面下既显得巧妙而隐晦,也先声夺人地引发了文艺界的话语支援。
就此而言,“民族形式”论争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乃是一场阶级-民族主义驱动下左翼声音在抗战新形势下的集体政治发声。
无论是新文学同人还是张扬“旧形式”的向林冰等,他们在形式层面的分歧與讨论并没有那么重要,对于政党而言,
重要的不是关注不同声音表达了什么,而是在众声喧哗中达到宣传自我、扩大影响的实际效果。
其次,从服务大众的角度,捍卫者指出欧化语体无论在其发生上还是在其发展的基本趋势上,都与文艺大众化的旨归相契合。
在黄绳看来,把欧化语体视作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专有物的观点是不恰当的,他们对欧化语体的倡导本身是为了“表现大众的生活”和“容载进步的意识”[4]129。
魏伯则直接从效果层面指出,“中国新文艺的发展在技巧方面是更欧化了”,但同时“中国的事情,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活的语言,是更被正确地表现着了”[4]71,认为欧化语体在反映现实生活上并非失真。
周扬则从生活现代化的角度指出使用欧化语体是与大众新生活相匹配的一种实用主义选择:“新的字汇与语法,新的技巧与体裁之输入,并不是‘欧化主义’的多事,而正是中国实际生活中的需要。
”[4]163在这些观点看来,欧化语体不是精英主义的自白,而是“现代生活”的反应物。
其注重表达的效率与精确,反而在动员大众抗日上更具效果。
最后,针对欧化新文艺不得人心的责难,捍卫者同时另辟蹊径,以“作家本体论”和“内容本体论”为依据反驳文艺批评的语体至上论,表明判断“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依据不应局限于语言形式,作家怎么写、写什么内容同样重要。
这一话语迁转进一步将欧化语体坐实为中性工具。
如周扬指出,文字表现的欧化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作家对于现实认识不足,没有驾驭好应当使用的语言。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欧化,而是在作家对现实的认识和表现的力量不够。
”[4]164在他看来,欧化有“良性”与“恶性”之分,冗杂的句式非语言形式之过,亦非当下文艺的全部。
如若作家功力深厚,同样能以欧式文法写出优秀作品。
与此相仿,力扬《关于诗的民族形式》一文则从内容着手,认为“洋八股”的批评针对的是表达内容的颓废不堪,譬如“普式庚的作品,被翻成中国文学,也不觉得怎样费解,这大概是原作品的内容与风格,根本是健康的原故。
”欧化弊病的解药倒不在于否定形式本身,而是“多多的介绍一些欧美进步作家的东西过来”[4]191。
总的来说,众人在“民族形式”论争中批判向林冰以旧形式取缔欧化语体的理路虽殊,但大抵就“民族形式”新语境而论,在认同“民族形式”基础上指出欧化语体对前者的助力,将“民族形式”与“欧化语体”的对立转化为“何为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问题,冲击了全盘反对欧化的激进诉求。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形式”论争展开伊始,关于欧化语体与民间口语、文言形式的取舍问题在各方批评家中似乎早已存在某种共识,也即以“相互吸收”取代执其一端的激进论。
承认欧化手法为文艺运动“大的进步”的魏伯在1939年《论民族形式与大众化》中指出:“应该在利用旧形式的过程中,对旧形式加以批判,加以改造,同时把欧化的手法慢慢加进去,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使他能够接受新文艺。
”[4]75相似地,为毛泽东“民族形式”说注解的陈伯达虽然坚持大众语文的立场,也承认“简单地否认欧化的东西,那是不对的。
运用民族形式,不是去掉这在真实生活中所创造的新语言,而却是要活用新语言”[4]11。
问题在于,对欧化语体去芜存菁以丰富“民族形式”既是论争的隐含事实,延安批评家为何仍制造欧化语体与民族正统性之间的对立?
三、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物的欧化语体
应该说,欧化语体支持者所提供的新理据看似调和了欧化语体与中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实则昭明了欧化语体的根本限度,即将欧化限定在文法之上,保留其作为一种先进形式的可借鉴性,而过滤其背后的价值取向。
左翼作家对欧化文法的取鉴与包容,同样也仅立足于形式先进性本身。
但在“民族形式”論争中,针对欧化语体的批评很可能表面上聚焦于“形式”,实际围绕“欧化”符号的象征旨向及其价值站位而展开。
欧化语体在这场论争中包含“形式的欧化”与“观念的欧化”两个层级,前者是纯粹语言学与文体学的问题,而后者意味着某种与中国本土、中国大众乃至中国无产阶级相异的表现与想象秩序的方式。
这种内部分裂事实上自“五四”起就一直贯穿在关于欧化语体的历次辩论中。
纵然支持者以“中体西用”的工具论态度为形式欧化提供了一系列辩护,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欧化”作为符号始终无法被理解为纯粹媒介,也无法摆脱其内蕴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假设。
瞿秋白将欧化与欧化文艺视作“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不免偏激,却反而挑明了欧化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物的语境性事实。
“观念的欧化”在“民族形式”论争中无疑产生新形态。
随着民族主义在抗战中成为文学创作的共识,对民族主义的不同理解成为不同文化阵营进行话语对抗的手段。
在延安方面看来,阶级性是民族解放运动与民族国家构建中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和“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无法掩盖或消除被压迫民族内部的斗争,不解决民族内部的问题便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
而国民党方面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是超阶级性的,其“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紧密相连,强调“民族”的统一性是为了抹擦种族、阶级、集团之间的种种差异,仅仅促使民众对南京国民政府所代表的民族国家的单向认同。
国共双方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不同判断将民族主义的宽泛意含改写为互有分歧的基本架构,这进而延伸到表达形式的分歧与对抗。
在这一意义上,延安方面发动“民族形式”的论争在一开始便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或文学问题,而更多具有党派博弈的政治考虑,在相当程度上助推了延安方面对民族主义的解读。
饶有意味的是,有关“民族主义文学”的提法是国民党意识形态在1930年代的首要“发明”,延安方面借用民族主义的“能指”并对其“所指”进行替换,不无与国民党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意味。
得益于民族主义思潮在社会接受上的泛化,这种对抗诉求在民族主义的牌面下既显得巧妙而隐晦,也先声夺人地引发了文艺界的话语支援。
就此而言,“民族形式”论争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乃是一场阶级-民族主义驱动下左翼声音在抗战新形势下的集体政治发声。
无论是新文学同人还是张扬“旧形式”的向林冰等,他们在形式层面的分歧与讨论并没有那么重要,对于政党而言,重要的不是关注不同声音表达了什么,而是在众声喧哗中达到宣传自我、扩大影响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