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墨春秋-文字版

一、汉字的起源

中国的书法是以书写汉字作为表现方式的一门艺术。我们要认识和了解书法，首先必须了解汉字的特点及其发展情况，特别是书法的早期发展实际上是与汉字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关于汉字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文字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把汉字归功于仓颉的创造。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生下来就有四只眼睛。仓颉仰观日月星辰，俯查鸟兽蹄迹，于是创造了文字。传说仓颉造出文字后，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的创造使人类走出了愚昧，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所以后人对仓颉十分敬重，在他的家乡陕西白水，为他建造了仓颉庙，为他塑像。并把传说是他写的字迹，刻碑保存，奉若神明。仓颉造字固然只是传说。而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原始社会晚期的岩画符号、陶器刻划符号以及八卦符号都被认为与汉字的起源有联系。考古发现证明，汉字是先民根据自然事物、人类自身以及生活用具等各种

形象加以概括归纳而创造并确认的，可以说，汉字从一诞生开始，便是自然物象和人类思维结合的产物，体现了先民观察、提炼和模拟事物特征的才能与智慧。正因为如此，对汉字的书写也是一种造型能力的体现。而这正是汉字书写能够发展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条件。

二、甲骨文

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时候，汉字获得了一个显著的发展，也为书法艺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尚待社会崇拜祖先，信仰鬼神。占卜祭祀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的人们对于狩猎、战争、疾病、生育、农事、天气等内容都要预先占卜以决定自己的行为，巫师利用乌龟的腹甲或牛鹿等动物的腿骨进行占卜，再将问卜的结果书写刻划在甲骨上，这些文字被后人统称为甲骨文，又叫卜辞。十九世纪末，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流入北京和天津。王懿荣、王襄等学者首先认定其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从那时开始，可有文字的商代甲骨，不断在安阳小屯被发现，到今天总数已经超过15万片。与此同时，对甲骨文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由此不仅产生了一门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甲骨学，而且，更成就了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等一批著名的甲骨文学者，有意思的是这四大名家的名号里都有同一个“堂”字，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于是人们将他们合称为“甲骨四堂”。

作为最早的成熟汉字体系，甲骨文的内容是研究商朝历史的重要资料，其文字则堪称为中国最早的书法遗迹。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甲

骨文单字数量已经达到五千个，其中经考释得到辨认的接近两千字，从这些字迹中可看出甲骨文字形还保留着较多的象形图画因素。同时具有一种原始和天真的美感。而且不同时期或出于不同巫师之手的作品，在书写和刻划上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或雄壮严谨或秀逸多姿，或工整安详或草率随意。文字的排列顺序以及镌刻工艺也是各具特色，这些不同的风格规律，在甲骨文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甲骨文分期的主要依据之一。

对于商代人来说，书写刻划文字是一件严肃而庄重的事情。所以在保存至今的甲骨文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当时的人对这项活动的认真和虔诚。除了显示书写的自然流畅和刻划的爽洁遒劲之外，有些甲骨经过刻划后又在字迹中填上朱色。有些在刻划文字的同时又雕满细致的图案纹饰。这些做法同甲骨文字一样，体现了我们祖先对审美的偏爱与追求，充满了神秘而奇异的艺术感染力。甲骨文的出土为书法艺术提供了新的启发和借鉴来源。进入20世纪以后，许多书法家分分采用甲骨文来进行创作，这一具有创作性的利用与发挥使这一古老的字体风格又焕发出新鲜的活力，也为书法领域增添了新的异彩奇葩。

三多姿多彩的大篆

从商代后期到战国晚期的近千年间，汉字和书法都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仅文字的应用，以及载体、材质，都体现出多样化的拓展。书写技巧和风格也进一步走向成熟。后世将这一时期的字体统称为大篆。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青铜器制造的繁荣阶段，当时的统治阶层

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势与富有，铸造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商周青铜器的品种和样式繁多，基本可以分为用于祭祀的礼器，实用的乐器、兵器以及生活用具等几类。

每当遇到大的庆典活动，统治者不仅要铸造相应的器物，并且往往要在器物上刻铸相应的铭文。以记述战争、赏赐、田猎、祭祀等事件。后人将这种铭文统称为金文或钟鼎文。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一般字数较少，有的只是简单的族徽或人名。进入西周以后，铜器铭文字数很快增多，例如著名的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墙盘等器物上铭文都长达数百字，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字形结构比甲骨文更加完善和复杂由于铸造的关系，金文的点画更显圆润饱满，布局则均衡稳妥，同时书写水平与铸造技巧也十分精湛。由于这些器物大都用于庄重的场合，所以铭文也多具有雍容典雅的风格气息。值得指出的是，在当时使用文字，与熟悉礼制、音乐、骑射一样都是贵族必须掌握的技能，也是官方教育的主要课程之一，这对书法的发展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所以尽管青铜器铭文的制作要经过书写、刻划和铸造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但最终的效果仍然保留了明显的书写痕迹，乃至书写者的个人风格。这些作品有的刚健雄浑、有的恣肆生动、有的整齐端正、有的错落多姿，不仅全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书法风貌，更是人对文字的制作者教育和塑造文字的高超技艺与良苦用心赞叹不已。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争霸各自为政，文字的结构和书写风格都随之呈现出不同的地域差别，如延续西周书风的秦国，以楚国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各国，以齐国为代表的山东各国，在文字

的使用上都形成了自成一派的独特风格，与此同时，文字的载体也进一步拓展，除了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外，丝帛、竹简、石头都被当作书写或镌刻文字的材料，这些书迹，因材质、手法的不同而效果各异，反映了这一时期书法风格的丰富多彩，与西周时期相比，春秋战国的金文大都精细工整，字形的变化也更加活泼多样，其中楚国系统的金文不仅点画纤细精巧，还往往在壁画中添加虫鱼鸟等形象，形成了新奇别致的鸟虫书体，在墨迹方面，湖南出土的战国帛书、楚简，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都是当时人手写的书迹。尽管因为地域差别，风格有所不同，但都能做到用笔娴熟灵动，结体严谨准确，风格稳定而有规律，显示出很高的技巧水平。

在战国时期，缤纷多样的书法风格中，秦国文字延续了西周严谨的正统书风，秦国书迹中最有名的作品中，首推石鼓文。其内容是记述秦王田猎活动的十首歌颂其功绩的四言诗，因镌刻在十块鼓形花岗岩上而得名，石鼓文的笔画均匀流畅、笔力雄健，字形结构端庄均衡，体式稳妥，表现出一种雍容典雅的风范，充分展示了作者深厚的技巧功力以及成熟的审美修养，从而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

从西周到战国，伴随着文字应用的不断普及和制作手法的不断丰富，人们对作品效果的追求也更加自觉，而风格的多样化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利用书写活动来满足审美需要，将汉字的实用性与艺术价值结合到一起，是书法成为这一时期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