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三门峡的教训

经济观察报/2007年/4月/16日/第042版观察家再谈三门峡的教训兼答水博先生秦晖不能逆转的恶果就不是恶果？──论老三门峡的人祸现在我们可以综合评价三门峡的“功过”了。

水博先生说，如果三门峡这么糟，那就应该炸掉而不用“改建”了，但在小浪底水库建成前“没有一个人敢说要废掉三门峡”，可见它的功劳是不可代替的（水博：《也谈“环保与发展中的天平与尺蠖”》，《经济观察报》2007年2月19日）。

这里的事实与逻辑错误都令人愕然。

别的不说，早在1964年治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386页）。

以后在小浪底建成前还有不少人也讲过类似的话，我这个“圈外人”都听了一耳朵，行内的水博先生竟然都没听说？当然周恩来也好，其他人也好，都只是极言当时三门峡的危害，他们并未坚持要炸掉三门峡。

老实说根据目前我的有限知识，我也并不认为有理由炸掉三门峡大坝。

为什么？因为历史上许多重大罪错造成的危害是不可逆的。

强行“恢复原状”并不能消除这些危害，反而会造成新的危害。

所以人们只能设法事后尽量弥补。

但是这岂能成为否认罪错的理由？例如当年的黑奴贸易把大批非洲黑人掠到美洲，造成巨大历史伤害。

现在奴隶制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没人提出把黑人送回非洲。

因为他们早已在美洲生根。

人们只能支持他们在美洲争取与白人平等。

只有今天的种族主义者（如法国的勒庞等）才会提出驱逐当年的黑奴回老家这种新的罪恶主张。

同样，当年殖民者曾经强迫原住民与黑奴皈依基督教，现在没人会为这种行为辩护。

但是今天他们已经融入了基督教文化，图图、马丁・鲁德・金这些优秀基督徒已经成为黑人的骄傲。

而鼓吹黑人不配信基督、应当迫使他们恢复“传统信仰”的是谁？是南非民主化前的一些极右翼种族隔离分子。

再如当年沙俄征服车臣是一种血腥的侵略行为，但今天车臣分裂势力企图以暴力手段“恢复独立”只会造成新的罪恶，当年的征服恶果如今只能通过统一民主联邦内俄罗斯人与车臣人的公民权利平等来化解。

反之，当年印度大军侵入“东巴基斯坦”导致统一的巴基斯坦被肢解，我国曾经强烈抗议这种行为，但今天谁也不会主张把孟加拉重新并入巴基斯坦。

历史上许多征服统一与武力分裂都是罪恶，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有理由强行“恢复原状”。

同样，许多重大工程无论多么错误，一旦长期成为既成事实，再要恢复原状，或者已不可能，或者即便可能也因代价重大而并不适宜。

但这不能成为为错误辩护的理由。

三门峡大坝已经存在40多年了，当年它造成渭口的灾难性淤高，现在就是把它炸掉，渭口能恢复原状吗？不能了。

水博以此反对“炸掉”我是同意的。

但因此说三门峡“功大于过”就离谱了。

在我看来，三门峡“人祸”后果不可逆，这只能更令人反省、反思。

三门峡曾经造成重大环境生态恶果，但40多年来它也已经形成了另一种环境系统。

贸然破坏这一系统恐怕不但不能消除以往的恶果，还会带来新问题。

三门峡曾经损害过40多万移民和更多的有关者，但炸坝能弥补他们受过的苦难吗？而现在围绕三门峡已经形成了新的城市、新的产业、新的利益结构，如果能够避免造成新的伤害，当然是避免为好。

因此，“老三门峡”的确是不折不扣的“人祸”，它没被炸掉并不是为它辩解的理由。

其实我想水博先生对此心里也清楚，他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三门峡水坝也可以说是大型水坝建设中数得上的败笔。

”如果这种全世界罕见的“败笔”都是“功大于过”，世界上还有失败工程吗？“起死回生”？“废物利用”？还是“弊上加弊”？──关于新三门峡的成败而“改建”三门峡是否成功，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在逻辑上无非有三：其一，改建能使三门峡“起死回生”，即老三门峡已造成的糟糕后果能消除，而老三门峡原许诺的那些好处能实现，起码与原先设想的差距不那么离谱。

如果真是这样，那不仅可以说改建是成功的，对“老三门峡”也可以恢复正面肯定。

而“改建”的波折可以说是前进中的挫折、为成就付出的代价，或者用人们习惯的话说：是“走了弯路”、“交了学费”。

其二，改建能够做到“废物利用”，即“老三门峡”已经造成的恶果无法消除，但可以做到不再造成新的恶果。

“老三门峡”设想的好处无法实现，但可以通过改造使其多少有一点效益，所谓聊胜于无，总比纯粹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好。

如果这样，改建仍然可以说是成功，但“老三门峡”只能说是完全失败。

道理很简单：可以回收利用的废品仍然是废品，因为它本来并不是为回收而生产的。

如果当初知道是“改建”后的这个结局，三门峡还能上马吗？其三，改建的结果是“弊上加弊”，即不但旧的恶果未除，还继续产生新的恶果，而原来设想的功效完全不能实现，或者仅有的一点效益不能抵偿新的恶果（老恶果作为“沉淀成本”就不算了）。

如果这样，那不仅“老三门峡”完全失败，改建本身也是失败的。

三门峡如果被证明是这样，恐怕最后难免要炸掉了。

现在的争议究竟何在？显然，即便按水博或其他歌颂派人士最乐观的说法，改建也没能使三门峡“起死回生”。

至于它是成功地做到了“废物利用”，还是“弊上加弊”的失败，这才是有待辨析的。

世界上的工程达不到原来设想效益的并不少见。

但像三门峡那样南辕北辙的真是罕有其匹。

当初建造三门峡这么一座高坝是作为“以防洪为主。

兼有发电、减淤和航运等多种效益的综合性工程”。

如今“防洪”已如前述。

当时设计库容647亿立方，实际建成后的库容354亿立方。

可是1969年制定的蓄清排浑方案规定“排浑”水位限为305米（这时库容已几乎为零），必要时降到300米（现在这高程已经低于库底），“蓄清”水位也仅310米（相应库容仅1亿余），实际上等于废弃了水库（《关于三门峡水库工程改建及黄河近期治理问题的报告》，见黄河网＞史志资料＞重要文献＞当代文献）。

当然后来实际运行中出于种种考虑，在争议中对这一规定有所突破，但现在“蓄清”的最高水位也只敢短期运行到320米左右，相应库容仅7亿立方（就这样，陕西方面还强烈要求再降）。

也就是说“高坝”虽然未炸，“大库”基本上是近乎报废了。

以发电论，当年建起的大电站未发一度电，已安装的大机组也拆掉了。

13年后改建的小电站不仅容量小，还只能在枯水期发电，年发电量只有原来设想的六分之一，总发电量（到20世纪末）更只有20分之一从战略性主力电站变成了实际上只是维持三门峡摊子自身生存的“以电养水”设施。

近年来为增加创收三门峡电站进行了扩容，但随即因影响排沙遭到陕西方面的抗议，而且从陕西到北京都有“放弃发电，全年敞泄”的呼声。

原来说是水库调节流量后大坝以下到海口可以全程通航，结果连航道的影子也没见。

原说是可以减淤，结果是一蓄水就淤了上游，一排沙又淤了下游，上下两头受害。

而为获得今天的一点收益，三门峡的“改建”从1964年马拉松似的延续到2000年。

现在还有人要求做新的改建。

如今的“新三门峡”除了保留原来的高坝作“废物（不能蓄水，不就是废坝吗）利用”外，已经几乎完全是另一个东西。

“老三门峡”的旧害是无法消除了，“新三门峡”是否不再产生新害？这一要看上游渭口淤积是否仍因三门峡而发展，二要看下游的少沙多淤和二级悬河问题能否解决。

二者如今都是有争议的。

笔者没有能力作出判断，但水博先生想把它说成是“起死回生”，怎么可能呢？三门峡不是“复堤归故”：论功过不宜太讲相对性水利工程固然是技术问题或“科学”问题，但一项大工程的长远后果评价往往更多的是历史问题。

由于历史、尤其是长时段历史过程中人文、自然环境不断变化，“初始条件”不可重复。

因此与实验室里的受控条件下我们可以“客观地”比较某种措施为与不为的不同结果从而得出“科学的”（通常即意味着是“可重复验证的”）评价不同，大工程与某种人文变革对历史的影响因初始条件的一次性而无法重复验证。

水利行内的水工模型实验就是想弥补这一点，但行家都知道其作用有限。

复杂繁多的自然条件难以在实验室中得到充分模拟，以及近年来造成“科学观”大突破的测不准原理、随机涨落现象与混沌理论揭示即便初始条件完全给定，一个自然过程的结果也完全可能是不确定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认识很多都恰恰得之于对流体、即“水”一类东西的研究）──这都尚属小者，更重要的是影响某事长远评价的条件从不可能限于“初始”，不可能限于自然，也更不可能重复。

因此例如广岛核爆的当时后果，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弄清，但对其长远后果，尤其是其对人类社会与文明的长远影响，科学家的判断力比其他人强多少实属可疑。

所以，即使水博先生在三门峡问题上完全持“科学”态度（我们已经看到其实并非如此），他也未必就能对历史性事件的评价盖棺定论。

应当指出，历史上黄河决口中出自“人祸”的不少。

尤其在其他条件下黄河河患本来较轻时期的决口很多都是政治斗争造成。

斗争双方对这种行为的评价自然不可能一致。

诸如公元前358年楚决河伐魏、前332年赵决河灌齐魏、前281年赵决河伐魏、前225年秦灌大梁城、公元759年李铣决河淹史思明、918年后梁决河拒晋、923年又决河为“护驾水”以拒唐、1128年北宋杜充决河阻金兵、1234年蒙古决河淹金、1368年徐达北伐决河入泗济军运、1642年李自成决河淹开封、1933年河南长垣土匪决河石头庄……直到1938年蒋介石决花园口拒日军后，泛东地区的日伪与泛西地区的中国军队在整个抗战期间也一直进行着筑堤一掘堤、护己一淹敌的“黄泛战争”。

据谭其骧考证，战国时黄河全部三次决口都是“以水为兵”的人为灾难。

而我们知道，甚至到抗战后“黄泛战争”结束，1946－1947年间的花园口黄河“复堤归故”也伴随内战中的军事动机。

由于黄泛区当时属国统区，而黄河故道从中共的冀鲁豫边区穿过，国民党方面的花园口堵口归故工程被认为是国民党“以水代兵”淹没、分割解放区的行为。

国方力求加快，共方力求缓阻。

双方为此斗争一年之久，先在开封、菏泽、南京、上海多次达成复堤归故协议均未能执行，期间不断发生军事冲突，最终在全面内战中各行其是。

1947年3月15日黄河堵口归故成功后，国民党在花园口建亭立碑纪念，蒋介石题曰“济国安澜”，行政院题曰“安澜有庆”。

而中共当时即由董必武和黎玉（中共山东负责人）分别发表声明，声讨国民党“水淹故道居民”，严厉谴责协助堵口工程的联合国援华机构助纣为虐（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黄河大事记》，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204－218页）。

平心而论，当时国民党的堵口归故的确是有军事目的，中共的谴责并非无据。

然而两年后态势大变，无论故道区还是黄泛区都成了解放区，而归故工程也成了“人民治黄60年”的开始，并且用蒋介石当年的措辞称之为“安澜”多少年的奠基之举。

应该说这也是事实，如果黄河像1855年以前和1938－1947年间那样一直夺淮，再建多少个大工程也不可能安流几十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