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的精神境界

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的精神境界《归去来兮辞》是一篇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表明自己与官场彻底决裂的宣言书。

诗人自29岁出仕到41岁辞官归田,十三年来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辞去彭泽令后再未涉足官场。

这十三年,是他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是他希望通过仕途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

官场上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令他寒心,诗人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愁?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回归之心,就是放下之心,放下执著之心,放下对世俗欲求之心。

这种心思也许在他内心已存多时,所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其实质是不愿让自由之心被世俗利益牵挂。

在陶潜心里,做官并不能体会到生命的快乐,心为形役,只让人惆怅愁苦。

他自觉到做官是误入尘网,浪费生命,但亡羊补牢也还是有意义的(毕竟迷途不远)。

于是决心脱身,决定回来。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在回归的途中已经初步感受到解放的自由快乐,也有归心似箭的心情流露。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回到家里见到了自己喜爱的房屋、儿子还有树木(松菊),天伦之乐的享受,离别之苦即刻消失了。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桓。

回来了比起做官就不那么气派了。

往得狭小,走路没有人陪同了。

面对这贫困的环境,就只有坚定意志(倚南窗以寄傲),学会过清贫的日子,学会在容膝之地安心,在寂寞庭园受发现乐趣:或涉足或远观,在孤独中体会到鸟倦归家的的幸福感。

这就是安贫乐道,就是放下执著后的对“所求不得”的忧苦的解脱。

因为无所求了,也就无“所求不得”之苦了。

但要让这种天伦之乐和庭园之乐得以持久,还须做些努力。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这就是对孤独的进一步坚定的选择。

这里的“绝游”也许首先是与官场人的绝游,但也不排除对一般朋友(不同遂)的绝交。

一个有境界的人往往是是孤独豹,交友是有选择的,这样可以避免闲聊。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这是说明绝游的原因,强调了与世俗的不合,或说是天下“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

除了自觉与世俗之人绝游,还耍进一步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到乐趣,才能更好的打发生活,也才不违离忧得乐的初衷。

他找到了亲情之乐(悦亲戚之情话)、琴书之乐(乐琴书以消忧),农耕之乐(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山水之乐(或命巾车,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邱。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有这么多的乐事的发现是不是就完全瓣决了人生问题呢?没有,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即对死的忧虑没有解决。

1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这就是陶渊明的艳羡和忧患。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算了吧!寄身于天地间还有多少时日!何不放下心来听凭生死?为什么还要遑遑不安想去哪里?企求富贵不是我的心愿,寻觅仙境不可期冀。

我一切都放下了,还怕什么死呢?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聊乘化以归尽,乐天天命复奚疑!这就是孤独的享受在世的美好时光,或劳作或登高赋诗,与宇宙原生命力合一,顺应自然大化艇命,还有什么疑虑呢?官场生活的种种“违己”,迫使陶归返田园。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是充实的,包括悠游田园的家庭日常生活;日常与亲戚、邻里的交往;闲暇时郊游外出。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散发着泥土的气息,真淳的情感。

他的田园生活透出一种与其心有灵犀的美。

更为独特的是他的田园并未与人断绝往来。

这里有三重境界:首先,与作者朝夕相处的是秀姿挺拔的松菊,无心出岫的白云,倦飞知还的飞鸟,这些意象已浑然人化,它们是诗人的知己和同类,留连于宁静而充满趣味的小园,兴致所及,把酒而饮,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自在,心灵“无滞碍”境界。

其次,这里有一种存在于举手投足、不经意间的亲情与邻里情。

百里之外,风尘仆仆地归来,首入眼帘的是“稚子侯门”,“携幼入室”这是官场难以实现的天伦之乐。

“悦亲戚之情话”,与亲戚日常闲谈中体会亲情的温暖。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体现的是与邻里和谐的相处,融洽的氛围,是一种自然平淡、愈品愈浓的邻里之情。

诗人的真隐士生活包括“将有事于西畴”,诗人亲自参加田间劳动,生计所需,自给自足。

头脑中已经没有“劳心者”、“劳力者”的尊卑之分。

诗人已融入田园景物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

松菊、小园、云鸟、丘壑、林泉无不与诗人心有灵犀,这是一种田园人生的艺术化。

正如钟惺《古诗归》所说,“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

”“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

”正因具有亲情、邻里情的内蕴,有与正常人的交往;他亲自耕耘,使生活物质基础有所保障,这种生活不是来自云端,它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归隐之时,陶已看破生死,看轻富贵,他的人生态度“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他描画的至乐生活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耕耘”、“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日常耕耘劳作中,享受生命,“质性自然”的本性有所依附,在实现了“平生之乐”后心安理得,在平平常常中体会人生滋味。

他的人生至境就在这看来平平常常的田园生活中。

闲暇时的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是典型的魏晋名士们的生活方式,陶渊明的“自然之性”很大程度上是玄学家的品格赋予的。

他的归隐要过无拘束的生活,结束心为形役,他的“耕耘”、“赋诗”、“舒啸”就是“乐乎天命”的选择。

陶渊明的心灵深处,有的不仅仅是他的田园风情、秋菊青松。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正说明陶渊明确是有用世之志的,只不过“世与我而相违”,并且“乐乎天命”的思想让他不必“惶惶之”有所争。

这是以玄学思想和“乐乎天命”的人生态度消解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选择“独善其身”、“洁身自好”。

但他亲历的田园劳作让他生活困苦,狼狈不堪,这是选择归隐的代价,诗人是有思想准备的。

这种自食其力换来的生活并不公平,他在诗中这样总结这种社会不公:“在己何怨天”,这恐怕并不能代表他的真实观点。

他对现实政治是反感的,有自己治理社会的一套方案,但在“乐乎天命”的思想和玄学家生活方式的影响下,既然选择归隐,他只能在理论层面实现他的社会理想蓝图,这就是根据他的田园生活实践,已经完善的、改良的《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

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归去来兮辞》历来是人们十分注重的一篇。

这是因为,“沛然如肺腑中流出”的这篇作品,全面集中地反映了陶渊明的精神境界。

这篇“因事顺心”而创作的作品,完全可以看作是陶渊明自己对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一种诗意自白:一、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人生态度《归去来兮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陶渊明的感人之处,在于他鄙夷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这一点在其作品中是屡有申述的。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

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

”这是陶渊明终生恪守的人生态度。

义熙元年的归隐,是陶渊明与官场的彻底决裂,也是陶渊明人生的重要转折。

值得注意的是,其时陶渊明的家境并非十分富庶。

归隐之初,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问”,加上刚刚去职,有一定薪俸结余,尚无生计之虞。

归隐数载,生活的种种不幸渐次袭来,陶渊明沦为“君子固穷”的一介寒士。

濒临晚年,陶渊明贫病交加,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他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

陶渊明的归田,出于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并没有任何被胁迫的成份。

为了人格的独立和完善,陶渊明走了一条“躬耕自资”之路。

其后的实践证实,这是一条荆棘丛生之路。

“逢运之贫”,“箪瓢屡罄”,毕竟需要巨大的心理承受力。

封建时代,像陶渊明这样耐得寂寞、耐得潦倒、耐得贫苦的士人,实在屈指可数。

归隐之后,陶渊明的仕进之路并未断绝,故交之中,也不乏达官贵人,陶渊明之可贵在于,即令贫病交加,也无出仕之念,即令处境困厄,也不攀附权贵。

在富贵和贫穷之间,陶渊明决然选择了后者而毫不反悔。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不赖固穷节,有世当谁传”,“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于中不难看出陶渊明白诩气节安贫乐道的情怀。

二、委运任化生死由之的达观思想《归去来兮辞》:“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陶渊明对生死问题完全持坦然态度,这是窥探陶渊明心态不能忽略的一点。

在陶渊明看来,人虽为万物之灵,却难以逃脱死亡。

即然如此,对生死荣辱作过多考虑就显得多余。

因此,人应当顺应自然,在“自然”这一波涛起伏的大海中随流飘荡,不为之喜亦不因之惧。

这种“乐夫天命”,委运任化的思想,反映出陶渊明的生死观。

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人生哲学,才使陶渊明对天地万物齐以达观,对世间纷扰无动于衷,对艺术世界执着追寻,也才有陶渊明式的独到的审美发现。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儒家的生死观,天寿等同生死混一是道家的生死观,陶渊明的生死观带上了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而有别于儒道两家。

陶渊明看重有限的生命,努力完善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虽“感吾生之行休”,但对生死又坦然面对听其自然,表现出一种平静心态和旷达胸怀。

陶渊明自撰挽辞并为了吟唱,“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以平静理智超然旷达的心态看待生死,其可贵处在于,完全摆脱了生死的纠缠与因扰。

在陶渊明看来,人生的意义,不在生命过程的长短,而在生存质量,即生命过程的完成状况。

人活着,应当多姿多彩地演绎人生,体现出自己的生命价值。

陶渊明毅然辞彭泽令归去,正是为着完美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质性自然抱朴守真的生活原则《归去来兮辞序》:“及少日,眷然有归去之情。

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

”陶渊明否定仕宦道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就是“质性自然”。

梁启超说,陶渊明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可以拿两个字来概括他:‘自然”’。

《归去来兮辞》中展现的引觞自酌抚松盘桓、经丘寻壑临流赋诗等情节,实际上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审美情趣的外化。

陶渊明以“自然”之心性,入“矫励”之官场,鲜有不“违己交病”者,所以才有“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之人生感慨。

在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时代,陶渊明敝屣名教崇尚“自然”,落脱世故忘怀得失,恪守求真求朴的生活,摒弃浮华奢靡的世风,《归去来兮辞》正作了形象的写真。

四、特立独行不拘时俗的处世方式《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那个虚幻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