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_岑参边塞题材诗歌创作异同及其原因

在盛唐诗人中，高适和岑参在艺术上的关系，颇像王维和孟浩然：都是在一个总的艺术风格下，放出各自的异彩；或者说，以各自的创作风貌，构成同一个流派。宋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1]明胡应麟说：“高岑悲壮为宗。”[1]

一、高适、岑参边塞诗之悲壮的艺术风格

“悲壮”作为高、岑边塞题材诗歌创作的共同风貌，并非出自偶然，而是以文学发展的时代因素和二人的个人因素作为基础的。

首先，从文学思想发展而言，诗至盛唐，如殷璠所言“声律风骨始备”。在其《河岳英灵集》中，所选各家“言骨气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2]，把风骨作为其选诗的标准。他也概括了不少盛唐诗人对于风骨的追求，比如，说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说高适“适诗多胸臆语，兼有骨气，故朝野通赏其文”[2]。可以说陈子昂所向往的“气凌云汉，字挟风霜”在盛唐诗人手中才得以实现。高、岑诗之“悲壮”，既是建安遗响，也是盛唐之音，是盛唐昂扬情思与壮大气势的张扬。高、岑正是为这个文学潮流所促成的两个有突出成就的诗人。

其次，从二人出身、教养、生活经历和思想而言：第一，他们都出身官僚家庭，早岁孤贫，承受着家门昔荣今悴的巨变；第二，他们怀抱理想，积极用世，却求官不遂，所授官职卑微；第三，都有立功边塞之志，曾周旋于幕府，从军边塞，亲自体验过豪壮、艰苦的军旅生活。所有这些在他们诗歌中都留下了“悲壮”的印记。

二、高适、岑参创作巅峰期的不同及其原因

然而，同样以边塞诗作为自己创作的巅峰期，却出现在两位诗人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时间差，是高、岑边塞诗创作最大的不同。高适的创作成就，集中于在入河西哥舒翰幕府之前，也就是两次蓟北之行，这正是他仕途失意浪游边地之时。而岑参的创作成就却与自己的仕途得意紧密相关，前后两次分别在高仙芝、封长清幕府作幕僚，长达四年出塞西域的戎马生涯使他的边塞诗大放异彩。

不一样的两番际遇与心情却成就了同一种风格题材的诗篇，这不得不引人深思。探究其因，这与高、岑二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性格和气质情怀上的特性有着本质的联系。

从盛唐诗人普遍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而言，他们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进取功名之心都很强，所以高适有“男儿争富贵，劝尔莫迟回”，[3]（《宋中遇刘书记有别》）岑参有“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3]（《银山碛西馆》）目标之高，动辄以公侯自许。基于这种自信自负，盛唐士人相当重视

第27卷第6期2010年12月

晋中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nzhong University

Vol.27No.6

Dec.2010

高适、岑参边塞题材诗歌创作异同及其原因

李雪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高适、岑参同是盛唐边塞诗创作诗人，诗歌创作总的艺术风格为“悲壮”。然而二人边塞诗创作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边塞诗创作的巅峰期出现在了二人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造成差异的原因有很多种，包括高、岑二人的价值观、人生态度以及性格气质，这也决定了高、岑边塞诗在格调、内容、表现手法、风格和接受文学遗产影响等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高适；岑参；边塞诗；异同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1808（2010）06-0012-03

［收稿日期］2010-08-16

［作者简介］李雪（1985-），女，河北徐水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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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人格的自由和独立，常有一副傲世心态。初唐王勃“未尝下情于公侯，屈色于流俗”已开先声，于是高适“耻预常科”，李白则向往一鸣惊人的风云际会。然而现实却是十分残酷的，官僚机构容量有限，干谒权贵趋于流俗，以及服从于官僚体制的一元化权力逻辑，使士人在入世途中渴望葆有的个体独立意识与人格受到排斥和瓦解，且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冲突和精神痛苦。这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政治家与布衣之士的分歧，是士人的独立意识与官僚体制的矛盾，也是诗人精神世界的矛盾，是入世精神与对人格独立、个性自由追求的矛盾。他们之中，有的因此完全异化为皇权的工具，有的辗转于难以自解的苦闷中，有的干脆随缘任性，寄情自然。

士人在这种矛盾的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取舍，以及如何看待和化解自己精神世界的矛盾，对他们不同阶段创作的优劣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就高适而言，为什么《塞上》《蓟门五首》《燕歌行》等名篇都集中在仕途失意之时？而在仕途显达之时，却只有寥寥数篇且价值不高？第一，高适是一位执着功业锐意仕进，具有浓厚的世俗功利性色彩的诗人，他的生活态度是现实的。以诗为证，高适步入仕途之前的诗多为寄赠、酬和之作。有所谓“知己”朋辈之间的投契、勉励，还有的是求得权要赏识、援助的。在这些作品中，高适好用“感激”二字抒怀，如“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1]（《塞上》）“平生怀感激，本欲侯知己”，[3]（《宋中送族侄式颜》）将诗作为其表达经时济世之心的手段；第二，高适是一位胸怀拓落气度慷慨又十分理智的诗人。他对李白的飞扬跋扈、纵饮狂歌是不以为然的。可以说，他的功利之心大于一切，成为他在入世之前所渴望的独立人格。这也使他成为了一位比较单纯的诗人，可以比之他人更能较为轻松化解自身矛盾的诗人。所以，仕途难通时，高适不以狂放求适意，也不向空明虚静求超脱，而是以“穷达自有时”的达观自信更加坚持对功名的不懈追求。

也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和性情，出现了高适创作高峰与仕途显达相违背的局面。官位低下敢于揭露社会矛盾，长期浪游广泛地接触社会，使他前期的创作无论从题材还是境界上，都具有深度和广度。任职哥舒翰幕府到晚年显达，使高适无论是从创作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大打折扣。在他晚年十年的政治升迁中，只有十首。政治地位的提高，个人功名的实现也往往使他忽视了现实的土壤，缺乏现实的批判

性，而多了一些盲目歌颂、不分善恶的作品。如《九曲词》夹杂着对追求爵禄的庸俗捧场，《李云南征蛮诗》竟歌颂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与高适相比，岑参似乎更具有“诗人的气质”。首先，岑参是一位情感细腻的诗人，这使他擅长发挥诗的抒情特质。这是由他的家庭及性格决定的。岑参曾祖父文本，伯祖父长倩，堂伯父羲，都曾官至宰辅，羲于玄宗时得罪伏诛，从此家道中落。而岑参个人求官不遂的遭遇，使他感到世路崎岖人生反复。一方面，怀抱渴望功名重振家业的理想，另一方面，却要接受家门昔荣今悴的巨变和怀才不遇的现实，这种无法化解的矛盾使岑参的情感丰富和细腻敏感起来，于是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出一种近乎绝望的苦闷，贯穿于他任职、隐居、出塞和晚年被贬的一生中。这类作品格调不高，内容贫乏，艺术上也很难有突破，然而情感上却获得了一种压抑中的真实。而当他第二次出塞，自觉受到封长清赏识时，情绪却是异常开朗和昂扬，于是以极大的热情张扬着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他所特有的生活激情，从内容和情感上都做出了一次有力的前所未有的延伸。《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成功的作品，不仅将写景尚巧的艺术特色在边塞诗中发展为“奇壮”，而且在真切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使其诗歌“奇”得扎实、有力。

其次，岑参是一位生活情趣丰富的诗人。岑参喜爱山水，不同于高适的唯仕宦为意，也不同于王维的只求寂静，他是真正的体味自然，从中找寻快乐和慰藉。他并不像高适唯功名为念，他对自然山水、日常生活始终充满着新鲜感和兴趣，如杜甫诗云“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坡”。[4]（《渼坡行》）殷璠评岑参写景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4]（《河岳英灵集》卷中）说明岑参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是十分高超的，不仅炼字，语求奇警，而且炼意，追求构思独特，想象奇特。因此，出现了像“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初售官题高冠草堂》）、“愁客夜舟里，夕阳花水时”（《还东山洛上作》）这样或明丽或瑰奇的写景佳句。然而岑参大部分写景作品为摹象，并没有多少主体感情融入，使其思想情感并不饱满。直到岑参再入西域，其所写的边塞诗的写景艺术才运用到了极致：奇特峭拔，“度越常情”，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想象奇特，感情充沛，在真实的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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