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温室气体治理中的国家博弈和中国选择

全球温室气体治理中的国家博弈和中国选择

1、选题背景和意义

1.1选题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有一半的人口正在或者差不多进入到工业化社会，密集的资源要求对传统的资源环境体系产生了严峻的冲击，最直截了当和明显的后果即资源短缺危机和冲突，进一步阻碍整个地球气候环境和生态系统。全球范畴内的生态问题和环境恶化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机构和组织认识到开展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全球环境问题在全球化议程种的地位也日渐凸显。由于生态环境是与人类紧密相关的，人类是生态系统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人类社会的各个进展时期，人类活动都会对生态环境产生阻碍。专门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口的迅猛增长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展，人类既有空前强大的建设和制造能力，也有庞大的破坏和毁灭力量，而诸多生态灾难也证实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的生存和进展是灾难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幸免，因为生态环境系统是全球性的，它不以政治地缘为界，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和“蝴蝶效应”特点，表现出空间上的连续性和互动性。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都不能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只有落实到国际合作才能共同缓解和解决环境问题。

在国际环保问题上，大国具有表率作用，不管是在制度方面或是技术保证方面，然而在环境爱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进展的关系问题上，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进展中大国存在许多实质上的分歧亟待解决，美国和欧洲各国领先承担责任事关国际环境行动的成败。曾经在防止臭氧层空泛的国际合作方面，各大国的合作取得了显著地成就。然而在气候变暖方面，美国和欧洲不同的态度使成效甚微。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一直不愿削减排放量，而欧洲最早开始着手温室气体排放的烟研究，在技术和制度方面都专门成熟，在推动环境爱护方面表现积极。大国在各自利益上的不同分歧难以将限排履约推向一个实质性的高度。长远看，各国都期望爱护环境，免受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近期看，各国都不愿减排限排限制本国经济的进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期望从别国的行动中受益，因

此在合作中存在着逆境。

1.2选题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连续进展，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都迅速增加，所面临的世界范畴内的环保压力更加明显，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参与度和阻碍力正不断提升。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应加强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爱护全球气候做出奉献……相互关心，协力推进，共同爱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传递出中国政府关于以后国际气候爱护的美好愿景和强烈信号。

本文期望通过对世界各要紧经济体的博弈的分析，使我国看清当今世界在环保方面的格局和进展趋向，在环境爱护的国际制度建设中占有重要的话语权，能够在环境外交和博弈中爱护国家利益，争取最大的碳排放权，保证经济连续稳固进展，在以低碳经济主旨的新的经济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2、国内外研究现状或国内外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后，环境差不多越来越多受到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国外学者研究环境安全的理论著作专门多。在环境外交方面，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外交都要紧通过主导国际制度建设和环境谈判来爱护其全球利益和以后资源的主导权，遏制并延缓新兴进展中大国的工业化和资源开发的进程。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在环境爱护方面承担的责任的态度是迥异的：美国在环境爱护和方面表现为“语言巨人，行动矮子”；欧盟将环境爱护作为欧洲共同政策的一部分；日本因其在资源供应方面核心利益的限制也表现为行动和形象不符；处于工业进程中的金砖国家主张发达国家应该先承担历史环境责任，同时反对以“环境干涉维和”的行为，并要求发达国家向进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以爱护环境。

2.1气候环境治理研究

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奥兰杨认为减排空间的竞争是大国处理环境问题的要紧关怀点，因为减排空间是世界各国“分享的资源”和“共同的财产”。减排空间稀缺性是气候变化、气候博弈的最重要缘由。迪克逊从供给、需求和环境结构稀缺性三个角度，建议要从环境容量入手限制稀缺资源的无

序竞争。各个国家必须在考虑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可连续进展的基础上对各国的碳排放量加以限制，因此产生了对排放容量和进展空间的竞争，从而演化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表现出不同态度的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应尽早在全球范畴内界定温室气体的减排限排目标，并通过各国定量的减排义务来实现使以后全球温室气体浓度稳固在一个水平上。另一种不鼓舞在联合国框架下为各国制定约束性的减排限排目标，而主张通过进展新技术来减少能耗，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发使用替代能源。这两派的代表是欧盟、伞形集团、“77国集团”与中国等谈判联盟。

欧盟积极推动气候变化治理，强调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限排；“77国集团”和中国主张只为发达，国家规定进一步减排目标，而不应该为进展中国家规定减排指标，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履行资金和技术转让的义务。

亨利舒提出气候变化博弈的四个关键领域，即成本分摊、缺失补偿、财宝技术转移以及碳排放权界定问题，这些问题都和以后经济体系变革息息相关。气候变化危机为权力竞争带来了新的特点。戈卢布等指出欧盟推动气候变化谈判，不仅让其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了主动，提升了创新优势，也为日后主导政治经济奠定了基础。

《全球温室机制：谁来承担》第一拉开了研究气候变暖中各国的不同收益和缺失、立场、政策和不同的序幕。OPEC担忧温室气体的行动方案对石油消费构成阻碍，而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强硬反对者；小岛屿国家则担忧国家生存问题，积极呼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全球变暖危及低碳经济最发达的欧洲，因此其对气候不变化治理十分积极；金砖国家人均资源匮乏，而且技术水平和治理水平都比较薄弱，一方面对气候变化的不利阻碍抗击能力较差，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进程的加快，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快速增长；美国的能源消费模式一直是白费型的，强制性的减排指标会伤及到石油企业和中西部农业进展。可见，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的重点不是让谁付出代价或者谁在其中搭便车，而是如何建立共识，通过共同规范和标准，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进行合作共同缓建全球变暖的趋势。

2.2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的阻碍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要紧集中在以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为核心的少数人中：基欧汉和米尔娜曾经指出国际化进程中必定会阻碍和改变国内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