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特权官僚制度

中国传统特权官僚制度作者：老知青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时间：2011年01月19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帝制，短短十多年间，鼎新革故，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恒久的遗产，其如开灵渠、筑长城、修驰道、统一文字及度量衡等，莫不脍炙人口，彪炳史册。

而秦始皇还有一项更为卓绝恒久的建树，远比上述一切的总和还要伟大，那就是为后世留下了一整套官僚特权制度。

这是一座权力的金字塔，极其稳定，无比坚实，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整治加固，它巍然屹立于世两千多年而不倒，每一次被人民大起义砸烂之后，它都能奇迹般恢复重建起来。

中国官僚特权制度，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特权专制社会的骨骼与基干;而中国官僚特权阶级，也一直是中国特权专制社会最主要、最强悍的统治阶级。

只有彻底认清了这一特权专制制度和这一特权阶级的本质与特性，我们才能真正弄清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面目，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走向未来。

以下就分八个方面，对此作一些剖析点评：(一)、群体庞大，耗费惊人中国自秦汉以降，官员之多、之滥，机构恶性膨胀之难以遏制，尤为历代史家所诟病。

据宋史记载，王安石施行变法，一次就裁减冗员十九万人。

据此作粗略估计，北宋在编官员的总数，起码应跟当时一百多万的常备兵总数相当。

宋代版图不大，全国人口至多不超过一亿;官员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里，民众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

又据汉代史料记载说：“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馀万万。

吏俸用其半，馀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

”这就是说，当时官员的薪俸，已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

而以上两条史料，还只是官方统计数据。

实际上，各郡县的地方官僚们，还要聘用大量的书办、杂役之类编外人员或曰临时工，这些人的薪酬及日用开支，还要靠向百姓摊派苛捐杂税来满足，所以民间负担之沉重，可谓超乎想象。

(二)、机构重叠，多生弊端中国的官僚制度，从构建之日起，就确立了从中央到郡、县、乡、亭(里)的四级或五级垂直对口管理体制。

这一体制在后来虽稍有变动，但基本的框架却一直沿袭了下来。

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许是一种唯一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有利于君主的集权和国家的大一统。

但由于机构重叠过多，加之道路遥远信息不畅，中央政府政令的贯彻实施和下面的信息反馈，必然产生困难。

由于山高皇帝远，地方官员们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判断来行政，久而久之，就会演化出一套对中央政策作选择性执行的潜规则来。

所谓“瞒上不瞒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之故，在地方官贯彻实施中央政令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逐级递增或逐级递减的效应。

对利官不利民的政令，比如增加或催缴税赋之类的，官员们往往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甚至上头放个屁，下面唱台戏，闹得民间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而对利民不利官的政令，比如减免税赋禁止苛派之类的，官员们则会消极应付，拖着不办，甚或阳奉阴违，另搞一套。

(三)、关系复杂，结党营私由于群体庞大，机构重叠，组织人事的管理又无严格的章法，而较多人为的干预，因此，必然导致官僚集团内部产生诸多利益的交集与勾连，从而形成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或利益链条。

有些官僚，还会通过姻亲朋党等关系网，联接成一个个紧密的利益集团。

利用这种复杂的关系网络，官僚们可以互为奥援，互通声气，捞取经济利益，操控人事安排，甚至左右朝政，兴风作浪。

官场的人际关系网虽然极其复杂，但最常见者不外乎以下三种：一为上下勾结。

各级地方官，会千方百计在中央部门寻找后台或靠山，通过利益输送，为自己的仕途上保险。

“朝里有人好做官”，即便不能因此得到提拔重用，但犯了事的时候，起码能够得到庇护转圜。

所以就连《金瓶梅》里西门庆那样的一名县衙小吏，也要通过关系到京师的太师府寻找依靠，为此不惜大把使钱。

而京里的大官们，其实也需要在各地寻找桩脚、爪牙或曰代理人，替他们广为搜刮民间资财。

就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利益输送和自上而下的权力庇护，构成了历朝历代最主要的官场利益链，自古及今，延绵不绝。

二为横向联结。

势力与地位相近的官僚们，往往通过姻亲、故旧、宗族之类关系，形成一种同气连枝的利益集团。

他们官官相护，勾结串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正是在这样一种难以撼动的势力背景庇护下，《红楼梦》里的呆霸王薛蟠，才敢于公然抢夺良家妇女，并毫不在乎酿出命案;王熙凤也才有胆子大放高利贷，有能力包打官司，大把收取银两。

至于国民党掌控中国大陆时期盛极一时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那就更是这种官场利益勾结的现代版和顶级版。

不过也正是这种结党营私，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亡。

三为底层官吏的纠结。

由朝廷派遣的州、县地方官员，都是实行任期制的流官，流动性强。

而他们手下的师爷、门子、牢头、听差等役吏，则多是本地人，一般由现任官员据情录用，身份等同于今日所谓的临时工。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长期操持本职的老油子，谙熟官场的一切明暗规矩，并且跟本地乡绅土豪的关系十分密切。

外面派来的官员，无论行政、司法，还是欲搜刮以自肥，都要借重这一班人，因而他们便得以作威作福，横行乡里。

他们身著公服，背靠官府，但干的却是强盗的勾当。

他们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占人田地，霸人房产，制造冤狱，坑人性命，无恶不作。

这一类人对百姓的压迫与危害，最直接也最凶残。

他们既是官僚特权政治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历代政权忠实的掘墓人。

(四)、特权垄断，经营自肥官僚特权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官僚依法享有众多特权。

官员高踞于民众之上，一贯强行为民作主，实际上即民之主宰，并按不同级别，在居住、服饰、出行等方面，享受诸多特权。

经济方面，官员不仅可按级别的不同，享有本人或全家免除税赋徭役的优惠待遇，还要享受高薪厚禄，并得到皇上赏赐的职田。

以上依法享受的特殊待遇，往往并不能满足官僚们的胃口，他们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尽可能捞取更多的利益。

比如，明令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贩盐、冶铁、铸钱、漕运等资源性、暴利性行业，即所谓的国营行业，就只不过是名义而已，实际权力，都掌控在那些“有关部门”的官僚手中。

他们依靠垄断经营所获取的暴利，除部分上交国库，更多的获利，都进了官僚们的私家。

靠此而终致富可敌国的官僚，历朝历代皆有，可谓不乏传承。

还有更多的官员，虽不能得以介入上述国家垄断性行业以获取暴利，但凭借手中的权力，他们亦可介入民间的非法经营而自肥。

这其中，最为常见也最能让他们快速致富的途径，就是进行官商勾结，获取非法收入。

因为从汉代开始的大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广大的全国统一市场，商业资本的规模之大，之活跃，早超过了十三世纪的欧洲;靠市场弄钱，就成了官僚们的一大发现。

所以早在两千年前，中国社会就已产生了第一批权贵资本主义的老祖宗。

本来，在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下，商人一直都是备受歧视的社会群体，经商一直都被视为“末业”甚至是“贱业”。

传统主流社会对商人的态度，就如同当代马列主义者之看待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是天生带有原罪的。

从事经商的人，被录入“市籍”，属于另类，连儿子都不能做官的。

可是，金钱的吸引力毕竟太大，依法禁止经商的官员们，会私下跟商人勾结，充当商人的保护伞，支持他们操控市场，垄断经营，甚至做“子钱家”放高利贷获取暴利，然后共同分肥。

(五)、贪腐成性，顽症难治马克思揭露资本家的天性，说在百分之二百的利润诱惑下，他们就会甘冒杀头的危险去追逐利润。

而事实证明，古今中外的官僚们，也同样具备这样的贪婪本性。

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大笔捞取钱财时，一切的道德说教和法律警示都是苍白无力的。

所以官员贪腐，可说是一种普世的顽症，而且在那些权力失去监管的地方，它更会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遍地流行。

不过，由于西方人普遍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相信死去之后，灵魂是要到上帝那里接受审判的，所以官员的贪，也只是想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弄些钱挥霍一度，享受一生。

而在中国，持奉的却是视死如视生的古老信条。

所谓“子子孙孙，万世之基业也”;皇帝和官僚们，无不希望保有千秋香火，以便万代血食。

因此一旦掌权之后，就不仅要为自身谋，为今生谋，还要为死后谋，为儿孙谋。

故而在中国的官场里，贪官不仅繁殖迅速，产量奇高，并且普遍都格外贪婪。

“千里做官只为钱”。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这些都是官场上背地下流行的私话、实话。

而官僚们弄钱的途径，又可谓门道多多。

下属的贡献，审理狱讼时原被告的贿赂，截留赈灾款物，瞒报税赋收入，虚支工程款项，等等等等，真是钻头觅缝，无孔不入。

汉代的大司农田延年，相当于农业和建设工程部部长，他在为汉昭帝筑墓时，雇民间牛车三万辆运沙土，每辆雇价一千文，他虚报为二千文，一次就贪污三千万钱。

按当时的比价，十万钱就相当于一户中等之家的家产;田延年一次贪污就弄到三百个中产之家的财富，你叫他如何不贪?中国的贪官，不仅贪得无厌，而且前仆后继，迹近疯狂。

因此历朝历代，治吏治贪都是最高统治者最感迫切也最为头疼的问题，为此可谓想尽了办法，用尽了手段。

派监察御史，派八府巡按，甚至皇帝微服私访，但大都治标不治本，按下葫芦又浮起瓢。

贫农出身的朱元璋，恨贪官恨到极点，不仅杀掉贪官无数，还使出了古今中外最为残酷的手段。

他命令将贪官杀死，然后“剥皮实草”，做成动物标本那样的贪官标本，摆放到官衙大堂上以儆效尤。

可是，大明朝的贪官依然春风不吹都会生，朱皇帝临死时只能悲叹：“贪官怎么就杀不绝啊!”(六)、以官为本，以利维系贪官既然杀不尽，于是就有了用高薪以养廉的说法。

那么，高薪养廉的效果又如何呢?其实，这只不过是糊弄老百姓的一个千年鬼话罢了。

因为高薪的目的并非养廉，故而也就不可能养廉，该贪的，他照贪。

清代的和珅，靠贪赃发财发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却依然不肯收手。

宋代的严嵩父子，贪到家里的金银堆如山积，仍贪脏不止，还专门做了个帐簿计数，每贪满五百万，就置酒高会，以表庆祝，时人称之为“害钱痨”。

故而所谓高薪养廉，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政治盘算而已，其目的，无非是要用高薪厚禄，把官员们联接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或者照鲁迅的说法，让他们一起加入这人肉的盛宴，以便让他们齐心合力，共同来维护这一桌千古不散的筵席。

从这一点上来看，效果倒是明显的，特别是在加强内部团结、共同维护特权体制和镇压民众反抗方面，确实实现了官心的高度一致。

这一高薪厚禄以官为本的国策，还产生了另一个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结果，那就是在国人心中，树立了一种牢固的官本位思想。

做官，成了一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毕生追求与奋斗的目标和方向。

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到痴迷，考到疯狂。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读书的目的在当官，当官的目的在获利，打破头也要挤进那个权力的圈子，就是为了进去共享那人肉的筵席。

然而历史证明，这种收买官心的做法，也并不完全保险，到了新主子强势崛起，或是外族大举入侵之时，予原政权以致命一击的，往往都是那些享受高薪厚禄的前朝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