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鲁迅小说中看客形象

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鲁迅小说中看客形象

作者：张娟

来源：《文学教育》2008年第08期

精神分析是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的学说。最初是一种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以后形成理论，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并广泛影响到哲学、文学艺术和文学批评理论等各个领域。精神分析学批评是指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析创作的原动力、文艺的功用等重大问题的批评流派。[1]

当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去解读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时，我们认为在看客形象上，具有弗洛伊德所创立的集体无意识的特点。

集体无意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部分。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也称为“无意识”。无意识则包括个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以及出生后和本能有关的欲望。它们处于最深处、最低层；但是它们并不会被消灭，而是在不自觉地活动着，以求满足。有人形容道：在弗氏看来，人的潜意识就像一个由原始冲动、各种本能以及被压抑欲望所组成的过去经验的大仓库。[2]

意识和无意识相比，意识部分小而不重要，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无意识部分大而重要，隐藏着种种力量，这些力量乃是在人类行为背后的内力。由于无意识是一个具有其自身愿望冲动、表现方法和特有机制的特殊精神领域，它比有意识的心理过程更为深沉、更为复杂。弗洛伊德是一个“绝对决定论”者，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及任何心理现象都离不开因果链条，最终都是由深埋在无意识中的人的真实的动机及目的所决定的，对人的行为及心理均可由此加以解释。

鲁迅的小说在创作时期，是否接受过弗洛伊德的学说呢？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关于《不周山》（《补天》）创作时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3]不过这已经是1922年的事了。弗洛伊德对于鲁迅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还可往前追述。从史料上看，鲁迅在《阿Q正传》的创作过程中，就零星地吸收了有关“艺术是从上面的思量，进到那躲在低下的冲动里去的”性欲的冲动学说。统观鲁迅全集，有十多次提及弗氏这位学者的名字，鲁迅1921年对橱川白村《沉默的塔》的翻译，更能说明鲁迅对弗氏的思想是了解的。这就难怪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对看客的集体无意识挖掘的是这样的深刻。

鲁迅对看客的关注缘于1906年在仙台求学时那次“幻灯事件”。在幻灯片上，他看到了在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军队杀害的同胞和麻木的看客们，此事对鲁迅刺激很大。“几个时事的片子……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间谍，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他感慨到：“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不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

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好几次了。”在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鲁迅的眼光往往精锐而独到：“暴君的臣民，只愿保证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这种在血腥面前游戏人生、玩笑开心的看客群体可谓在心理上达到了一种另类的狂欢，在人性上上升到了一个病态的极至，正是这些不觉醒的国民所构成的铁屋让鲁迅沉默则充实，开口则空虚，鲁迅在创作中对这种身患猎奇癖的民众给予了精辟的批判，并给予这一类冷眼的旁观者以特定的代名词：“看客”，使之成为另一类的艺术经典。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当代社会中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美学影响力。

鲁迅知道，生活在下层的群众，他们长期受着封建制度和世俗观念的禁锢和奴役，只要有口饭吃，能够活下去，就会甘心做一辈子的奴隶，并且还会很开心，就不会起来造反，就不会成为“革命的追随者”。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他们的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4]鲁迅是一位伟大的启蒙主义者，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启蒙者，如果启蒙的对象持赞同的态度，可以催你上进；如果启蒙的对象持反对的态度，可以激昂你的斗志；如果启蒙的对象既不赞同也不反对，那么启蒙者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无物之阵”。当时像鲁迅这样的启蒙者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群持“冷漠态度”的国民。但他们在赏鉴他人悲哀时，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祝福》中一系列看客的出现为祥林嫂哭诉阿毛的悲惨遭遇增添了许多气氛。当祥林嫂直着眼睛、不厌其烦地和大家哭诉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时，“男人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的话，便特意来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走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许多人都发生了新的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男人的没趣，女人陪出的眼泪，老女人的好奇都归结到一点上：满足，然而这些赚来的眼泪只能是奴性肉体的暂时释放，满足之后又发生了新的趣味：揭别人的“伤疤”。

像《祝福》中鲁镇这样的看客在鲁迅的小说中几乎篇篇都可以看到。《阿Q正传》中那些看阿Q和小D打架近半点钟之久的人们；《孔乙己》中取消孔乙己的咸亨酒店的酒客们；《肥皂》中一大圈的人只是打趣；《狂人日记》中无数双闪着吃人凶光的眼睛；《药》中茶客们一致斥骂革命志士是疯子；《长明灯》中吉光屯人把要熄掉长明灯的疯子关押起来；《头发的故事》人们对剪掉头发者的歧视和辱骂；《孤独者》中族人逼迫魏连殳遵守陈规陋习；《伤逝》中路人的轻视和亲友的绝交……。

鲁迅为了看客这一艺术群体，还专门写了《示众》这篇小说，好似在给看客作结论。这篇小说没有情节，没有名姓，所有的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看”。钱理群在分析这篇小说时说：“小说中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而形成一个‘看\被看’的模式。”进而说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人与人的基本关系”。[5]这是何等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