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结束后的状态-- 西方心理学家谈中国哲学中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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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结束之后的状态

文 | Barbara Hannah

有两个特别的原因促使我不自量力选作讲演主题的这个题目。第一个原因可以在《回忆、梦、思考》这本书里找到答案。荣格在这本书里说:“为了形成有关死后的存在的观念，或制造有关它的某种形象，人应该能够说他已尽其所能了——甚至即使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一生失败了时仍然一样。不去这样做是一种致命的重大损失。因为摆在人面前的问题，是一个世代相传的人性承继的问题：它是一种充满神秘生命的原型，它总是竭力加入我们的个体生命以使其完整。”

第二个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我自己所做的梦。大约两年前，我梦见自已穿过了号码是3或是9的一道门。它给我一种神秘之感，我慢慢开始怀疑这是否就是死亡，这时我又听见有人叫我经过这同一道门返回去，因为我已获准返回人世以便写出我所知道的有关死后的存在的一切，仿佛我已在那个世界真的呆过短时间的一阵似的。

做过这个梦的那天晚上，我们与肯尼迪先生和布鲁克斯先生共进晚餐，前者出了个题目让我写成一本书。这个梦和外界事情的共时性使我认真考虑了肯尼迪先生的建议。但是由于，或更准确地说，那梦叫我写一本我所知晓的有关彼岸世界的书——再加上我刚才引用的荣格的话——这种情形一直使我无法平静下来，因此，当玛丽-路易斯·冯·弗兰茨博上建议我为庆祝哈定博士的大寿而就这个题目写篇东西时，我便立刻意识到我必须斗胆一试，即使我不能不承认我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时仍须如此。

但是当我就这个题目进行积极想象时，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我的确不妨一试，但问题在于我能否为我所要说的话找到作为基础的材料。这种做法在我遇到棘手的任务时往往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我对许多材料想了很久，但没有一种一开始就使我感到满意的，只有理查德·威廉的文章《论中国人的死亡与再生观》例外。

上述的这篇文章，并不是中文的古文原文，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威廉本人根据中国人从多方面对死亡和再生的观察所形成的观点进行的综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看来是他们的三大宗教——道教、儒教和佛教——全都看法一致；不过我却不得不出乎意料地承认，在这三大宗教中，儒教看来最接近我们西方人的观点。这的确是因为且也众所周知，佛教所关心的，是一长系列的再生轮回，其最高目的是涅磐，达到这种境界的个人终于经历完其一切劫难（羯磨）并永远融汇进一种永恒的、不是作为人而存在的极乐世界之中。道教同样似乎绝少关心个人的终极命运或个人能活多大的寿数，只有儒教才更高地重视意识和人的生命。因而便间接地显出重视个人在彼岸世界的续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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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实际上是所有东方人——对于对立物的态度，跟我们西方人截然不同。使人感到震惊的是——甚至研究荣格几十年之后——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热烈地紧抱光明这一极不放而厌弃黑暗这一极。实际上，在这个时代，似乎有一样多的人甚至更多的人，却发现黑暗面是最有价值的，但一般来说他们却因此而等于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道德问题——荣格总是强调说这个问题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因而他们也就无法认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压抑光明面。而正如荣格所经常指出的那样，这实际上不是在追求完美，而是保持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平衡，这种情形现今已成了一件要事。比如说，在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中的“晚年断想”一章里，他便指出:“邪恶已变成了一种决定性的现实……我们必须学会对付它，因为它就呆在这儿。我们与之生活在一起却没有产生可怕的结果，这是怎么回事目前尚难以看出头绪来。

刚才我已提醒你们荣格本人是怎样看待对立面的，因为这能把我们引入中国人的整个人生哲学，这种哲学与西方人的哲学形成了鲜明对比，它是完全建立在对立面对等的基础上的。我们中引用《易经》的人，十分熟悉阴阳这两个对等的对立面。但我们却可能不很熟悉中国哲学认为生和死也是一对对等的对立面且一切人均基于这两个对立面这一观念。实际上，要说更喜欢这两个对立面中的哪一个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死。威廉指出，中国人并不像我们那样看重生；而我们却是把生看得远胜于死的。相反，他们并不认为生是十分真实的，倒是更多地把它看成是一种短暂的幻觉。因而很明显，在生与死之间保持平衡，对于他们来说要比我们更容易得多和更自然得多。中国最古老的一些文献指出，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好运，便是在其人生最高峰时死去，亦即得到他所应有的特定的死；而人生最大的不幸，则是死得不是时候，因为这等于把他特定的生撕成两半而不是使它保持完整。因此，中国的古代圣人完全拒绝在某个人去世之前称颂这个人有福气。

在中国由于厚死薄生，因而自然便把怕死看成是一块绊脚石，而得以享寿而终的人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教育自己不怕死。威廉强调说，所谓不怕死，就是准备好正视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一切，并渴望对未来所能带给我们的一切泰然处之。因此，他们花大量的时间于生，也花大量时间去思考死。实际上，他们完成了荣格建议我们去完成的任务：他们确实为“形成死后的存在的观念或创造有关它的某种形象”而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稍有所知之前，荣格花了多年的苦功才掌握了这种思维方法。我最初认识到他费了多大的“苦功”，是在他苦苦挣扎、想在炼金术的迷宫中找到出路的时候。他解释说，他当时感到十分迷惘并差点儿绝望，然后他才补上一句:“自从我第一次接触到无意识以来，我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糟糕的情形，简直糟透了”。

荣格是在与一个他称之为斐乐蒙的意象的交谈中才首次获悉这种不同的、内容充实的思维的。他写道:“他（斐乐蒙）说，我对待思想，就仿佛是我产生了它似的，但据他看来，思想就像森林里的百兽，或房间里的各种人，或天上飞的百鸟；他接着又说道:‘你要是看见屋里有许多人，你就不会认为这些人是你创造出来的，或你应该对他们负责。’正是他教我懂得了心理的客观性即心理的真实性的。”而以这种客观思维来探索无意识，便终于导致荣格深入到了人的心灵的根基（这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深入到了“作为自性表现的正方形曼茶罗”。因而当威廉于1928年送给他一本《金花的秘密》时（其时他作出上述发现己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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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他告诉我们说，它“使我意外地证实了我有关曼陀罗及对中心的围绕的看法。这便是打破我的孤立感的第一件事。我意识到了某种亲切感，我终于可以与某种事物及某个人建立起联系了”。中国人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来对彼岸世界进行探索并极力对其形成某种观念的；而荣格则从斐乐蒙那里学到了这种思维方式，并随后以积极想象的形式传授给了我们。

威廉告诉我们，儒教认为，两种对立的原则形成了把万物包容其中的两极。他们给这两种原则起了许多名字，在这里我只提一下天和地这两个名字、原因是他们认为，人有两个灵魂，一个属天一个属地。“人死时，植物性的魄钻进地下深处，然后便形成死和再生的一种祖先性沉积物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中国人都希望死在中国，或至少是埋在其故土的原因。但是还有在人死时升到天上去的魂。这个魂可以变成已经存在于生命中的精神。威廉指出，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人生的历程中须花大力气才能获得。从儒教的观点来看，魂具有意识，人死而它却不死。它绝不会像尸体一样立刻分解。因此，中国人在灵堂说话，总是好象死者还在场似的，为的是使魂可以有时间使自己从尸体中挣脱出来。

这种观点当然是潜伏于无意识中的一种原型性观念，而无意识，是随时随地都会浮到表面上来的。诸位要是不介意，我可以举出我记得的一件事作证：当我7岁或是8岁时，一位我从来没喜欢过的姑妈死了。当时我马上就想到，我必须小心谨慎，绝不要去说——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连想也不要去想——任何关于她的不好的事，因为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现在会听得见我所说的和甚至心里可能想的一切。我本能地把这种想法闷在心里，但多年后我却吃惊地发现，在我家里，它却根本不是一种普遍承认的事实。

威廉继续指出，在中国到处可以发现人们持一种流动的观点。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强调物质的僵死性，相反却把它看成是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中。正如魂魄确实无疑地存在着但却没有物质性一样，儒教对于意识，的确抱有这种倾向:

它的存在，自然是有点不够稳定，要等到它在人生的历程中不断凝结，才能为自己建立起某种魂魄性质的玄妙本体，这种本体仿佛是用思想和精力建造成的，它使意识在离开其以前的助理者即尸体时能获得依托。这个心灵的本体开始时是极为柔弱的，因此贤哲才能保有它并在死后在其中得到庇护。

一般人是无法达到这一点的，因此他们死后的存在就取决于生者对他们的思念，这就是中国人全部祖先崇拜所隐含的真义。

当我几年前首次读到这篇文章时，这样明确地详述在我们生前有可能建造玄妙本体的说法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样一种本体，可以给我们在彼岸世界提供某种居处和家，其情形恰如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肉体所能起到的同样作用那样。当然啦，这个观念本身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它其实就是《金花的秘密》的主旨，也就是说，当我在威廉的文章中读到这种清晰的表述时，我就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它甚至还算不上是东方人所独有的观念，西方的炼金术士也常常强调说他们的点金石也有这种特色。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哲学家的玫瑰园》便说:“我们亲眼看见过它并用手触摸过它。”1937年荣格在埃拉诺斯作“论佐西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