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其效率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经济效率。改革以来，随着各项企业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效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总体上说，国有企业的效率取得了一定的增长。这一方面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给国有企业自身运行机制带来的可喜的变化，另一方面，市场化的发展使配置效率提高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外部竞争压力，促使其提高产出效率；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崛起所形成的国有、私营以及三资企业平分天下的局面，对国有企业以及我国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到底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哪些，引起效率增长的源泉在哪里？与非国有经济成分相比，国有企业的效率水平是高是低？这些问题值得分析。一、企业效率的经济理论基础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

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

的最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

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

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

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 •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 ）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

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在生产理论

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

以Q 代表总产量，L 、K、N、E 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

述为：Q=f（L 、K、N、E）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 、K） [!--empirenews.page--]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

一步表述为：Q=A L a K3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

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

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

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

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C=f（Y、W T）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

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 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Groves 、Hay 和Gordon 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刘小玄、郑京海（1998 ）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 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留利。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

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2）浮动工资。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3）经理（或厂长）的

工资。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empirenews.page--]

（4）企业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 和Lee （1981 ）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

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

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在Gordon 和Li （1995 ）看来，在80 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