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动利益缘何难于触及灵魂

触动利益缘何难于触及灵魂2013-11-04 10:12来源：人民论坛11月上（总第421期）作者：王长江核心提示：“触及灵魂”，只要思想想通了，就可以顺利执行；但是“触动利益”，即便是想通了，既得利益者也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哪怕这个利益是不合理的。

所以，触动利益当然比触及灵魂还难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提到，“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过去很少看到这样的论述，可见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重视。

李克强总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明执政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既得利益对于改革的阻碍作用，说明中央已经开始准备触动这些既得利益。

这对于执政者的理念创新，有着重大标志性的意义。

作为学者，对既得利益对改革阻碍作用看得较重，这可以理解；关键是作为领导，特别是执政者，他们对这个问题看得多重，就决定了他们采取措施、进行改革的坚定性。

现在提出来，是一个很好的趋向。

我认为，同别的事情一样，提出来，就是成功了一半；既然提出来了，就说明有决心付诸行动。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理由乐观期待。

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和随意解读日益明显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道理非常清楚，认识起来也不难。

比如，改不改革，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进行论证。

一旦道理讲通了，那就坚定了改革的信念，所谓的“触及灵魂”也就解决了。

但既得利益不同，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他们不会放弃利益，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利益才是根本。

我们即使把道理说透了，他们也不会把利益拿出来。

相反，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明知荒谬、站不住脚的借口，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触及灵魂”，只要思想想通了，就可以顺利执行；但是“触动利益”，即便是想通了，既得利益者也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哪怕这个利益是不合理的。

所以，触动利益当然比触及灵魂还难。

当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和随意解读日益明显，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改革“三公消费”的状况便很能说明问题。

从理论上讲，无论以党的性质来衡量，还是按党的宗旨来要求，或是从执政成本上来考虑，“三公消费”都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降解”着公众的信任度。

关于“三公消费”的巨大危害性，以及对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恐怕已经不存在认识上的障碍。

然而，这方面改革的进展却一直不尽如人意。

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可以确认无误的一条，恐怕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消极、拖延。

长期的“三公消费”，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利益链。

只有打破这些链条，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希望。

改革就得触动利益，进行权力的调整。

权力结构的调整，必须从全党、全国的角度去考虑。

我认为，党中央正是从全党、全国的角度去推进改革，这一点特别好。

现在碰到了既得利益，那就是一个胆量问题了，道理上没什么好说的，不要轻信那些改革风险的说法，有许多都是在为不改革找理由。

要真干，就得拿出勇气来。

现在虽然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但是还不存在其他更有影响、更值得百姓信任的党派。

应该赶快趁这个机会推进改革。

若是等其他力量羽翼渐丰，再改革，就来不及了。

现在改革正当时！不去触动权力配置背后的利益格局，对既得利益作出明确限制，很难取信于民实际上，既得利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存在。

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经济领域。

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有自己的规律。

但对市场经济完全自由放任也不行，要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

然而政府的干预又必然会形成一些部门利益。

比如审批权，审批权就可以自由裁量，这里面自然就有很多利益分割的问题。

再比如，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肯定要有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介入经济当中，本来应该管政府管不了、老百姓做不好、又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国有企业介入经济之后，却和其他企业形成竞争，并且凭借着垄断地位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这就产生了一种特权，形成了一种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就是既得利益。

对这种不当得利，就应该遏制。

这些经济领域的既得利益，应该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来克服。

现在比较可怕的是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既得利益。

因为政治领域，很多方面不是直接利益的问题，更多的是权力问题。

权力背后沉淀的是利益。

权力配置背后是各种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和利益的分配。

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不同于正常的利益分配。

比如让一个人管组织，让另外一个人管宣传，组织、宣传工作的内容不存在合不合理的问题，只要去规范各自的具体职能就可以了。

问题是，一旦这些具体职能成为权力，它们就会发生边界的扩张。

只要不限制这些权力，它们的边界就会不停地扩张，产生很多越过边界的权力。

这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些类似行政审批权的因素在里面，形成了寻租的一些空间，导致了权力的滥用。

由权力滥用导致的这种既得利益，如何去规范，更加重要。

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不仅仅使权力运行状况不佳，而且还会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

今天的改革已然到了一个关节点：不去触动权力配置背后的利益格局，对既得利益作出明确限制，很难取信于民。

这种既得利益，恐怕是以后改革要去破解的一个很重要的难题。

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还必须改变某些政治理念。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触动既得利益，改的风险，要远远小于不改的风险我认为，触动既得利益，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既得利益，风险肯定是存在的，因为这么长时间不合理的机制运行，沉淀出来的利益肯定极其巨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触动这些利益，肯定要冒着人们对党的信任进一步下降的风险。

但问题是，如果不改，党的威信会更加下滑。

这就必须有一个选择。

是下决心改革，虽然在改革中威信可能继续下降，甚至降到谷底，但最终会逐步回升；还是因为害怕公信力下降，出现各种风险，便遮着盖着，不去解决，那就只能无能为力地等待危机最后爆发。

两条路何去何从？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

应当承认，近几年来党的公信力是在下降，不是上升。

这说明老百姓对执政党的信任在流失。

对一个执政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怎么止跌回升？不下猛药，不想方设法动大手术，恐怕不行。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从反腐败方面切入是非常适宜的。

尽管腐败已经很严重了，但如果说，多数官员都腐败得一塌糊涂，我还是不认同这样的判断。

我认为多数干部还是清廉的。

对于腐败官员，我们也得实事求是地去分析。

在腐败官员中，真正贪婪、主动腐败的干部应该是少数；多数干部是有责任感的。

而最容易出现的情况是，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腐败的氛围，很多干部不得不参与其中。

若是不参与其中，你就是另类，按照潜规则，很可能就会被排挤“出局”。

于是，很多干部实际上是“不得已”参与了腐败。

对于这种不同情况的腐败，还应该有所区分的。

近期，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很多，实行的难度也很大。

因为如果一下子全部公开，确实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风险。

比如股票发行之初，很多人都不愿意买，干部买了，现在收益几十倍、成百倍增长。

类似这样的情况，若是一下子全部公开，老百姓肯定会哗然。

对此，我主张，可以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谁想继续得到提升，谁想参与到选拔竞争中，谁就公开；谁若是觉得自己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公开了财产可能使自己处在被动辩护的地位，不想公开，也行，但有一条：你也就自动选择了放弃晋升机会。

如何抉择，可以让干部自己权衡。

实际上，中央已经在慢慢地开始做了。

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陆续地把自己的家底、情况透露出来。

新的中央领导，就得有点新气象。

从这个角度来说，风险是有的，但是风险是可以降低的。

关键在于，改的风险，要远远小于不改的风险。

再者，“改革风险大”的说法，恐怕也有些贪官在里面兴风作浪。

有些贪官总是想制造点舆论，保护自己的不合法利益。

改革者不能让他们左右。

如果被他们左右，岂不等于党被贪官绑架了？有人说，如果财产公开，会对党的执政造成威胁。

这就是公开地绑架党。

改革顶层设计一个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遏制既得利益的膨胀。

强调改革顶层设计，强调改革进入打“攻坚战”阶段，就是要“攻”调整利益格局、遏制既得利益膨胀这个“坚”。

尽管调整权力和利益格局、触动既得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体制内的阻力，但执政党只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冲破这些障碍和阻力，改革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离开了这一点，无论谈改革，还是谈顶层设计，都没有实质性意义。

改革需要政治勇气，因为需要改的就是党自身，是我们党自己给自己动手术承认风险，又不为风险吓住，就需要有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

在这方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

20多年前的南方谈话，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固然，这首先是因为邓小平对当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阐述简明而深刻，但其中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整个谈话体现出一种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

这种勇气和精神贯通“谈话”始终，是支撑“谈话”的灵魂和主心骨。

正是受这种勇气和精神的鼓舞，我国改革开放才又掀起高潮，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政治勇气，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

今天的改革，更需要我们有政治勇气。

因为随着改革纵深发展，遇到的挑战、风险和考验都会比过去更严峻、更尖锐、更巨大。

而且改革需要改的就是党自身，是我们党自己给自己动手术：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限制自己的执政权力，割舍自己因执政获得的好处，健康、纯洁自己的队伍。

我们不妨说，这需要那种“壮士断腕”的勇气。

“断腕”，就肯定不像除去伤痂或指甲、头屑那么心情愉悦，也不像蜥蜴断尾或海参吐心那么简单、轻而易举，施一个“金蝉脱壳计”便度过危机，还可以照常生存。

有人说，党本身就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怎么可能给自己下猛药，自己改革自己？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首先，党的高层要对整个党负责，这是重大政治责任，这是来自上层的动力。

其次，党内广大地方和基层的干部，直接承受着党内存在突出问题带来的后果。

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中，他们要直接面对冲突和危险。

即使从降低生存风险的角度，他们也有动力要求改革，改变现状。

事实上，广大地方和基层也作了很多富有成果的尝试。

这些尝试，不仅仅是在解决他们自己遇到的具体问题，同时也是在为整个改革探路。

邓小平说过，我们党的好政策不是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在自己的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尝试总结出来的。

我们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把这些经验加以提升，才有正确的政策。

执政党要给改革者以更大的探索空间，让他们有机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所以，从高层到基层，都有改革的动力。

倒是一些有既得利益的部门，享受着体制带来的好处，不需要面对风险的挑战，又可以把责任推到下面去，因而可能会对改革持冷淡态度，甚至成为阻碍。

这三种力量会形成博弈。

我通过博弈，进步和改革的力量占上风，以推动改革，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