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个负增长

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个负增长！作者中天一、从环境资源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个负增长！目前，中国矿产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率只有发达国家综合利用率的25%左右，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5%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每单位GDP耗费的资源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倍以上，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耗费平均水平的二倍；另外，单位GDP产生的碳排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以上，单位GDP的废水排水量、和固体废弃物分别是发达国家的5倍和10倍以上；而单位GDP的死亡率则更高，世界平均100亿GDP死一人，而中国是平均一亿元GDP死亡一人，是世界的一百倍；在煤炭行业，全世界每年矿难死亡人数大约在8000人左右，而中国每年死亡人数在6000人左右，是世界死亡总人数的80%。

2008年，我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和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

中国劳动力是廉价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待遇水平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左右、只有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55%左右。

也就是说，单位GDP给中国劳动者带来的收入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

但这并不代表占中国人口0.5%左右的富翁，他们占有中国60%个人财富。

占中国人口0.5%左右的富翁的年收入水平是中国普通劳动者的300倍以上，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30倍以上。

根据以上分析, 中国从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表面上确实是在高速增长，G 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但是单位GDP的取得是以资源耗费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三倍以上，污染物排放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四倍以上，单位GDP的取得是以劳动力资源消耗量是发达国家的十倍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倍的水平；同时以高于世界劳动者创造GDP死亡率100倍的方式创造的！这样的GDP的高速发展，中国政府称之为“奇迹”？这实际上是一种杀鸡取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破坏中国千秋万代发展基业、是0.5%左右的富翁剥削亿万劳动力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中国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由于经济和管理体制的缺陷也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严重两级分化。

不仅造成了环境的污染还造成了和社会道德和文化的严重精神污染和倒退。

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引入了市场竟争，改变了农村生产模式，使亿万农民和企业职工走入了市场，使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大大的开发、同时也在严重的破坏和浪费。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快速的根本原因。

但由于缺乏真正的市场调节和科学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发展经济的资源环境边际成本是高昂的。

中国是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但若以“人均拥有量”来衡量，却是资源贫瘠国，中国大量矿山目前已陷入资源枯竭的窘境。

首先，在水资源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水资源短缺与用水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据专家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的高峰，而那时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 750立方米，中国将成为严重缺水的国家；其次，在土地资源方面：中国人均耕地不足1.3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如此宝贵的耕地，每年还以近千万亩的速度锐减；另外，人均耕地、草地资源是世界平均的1／3，人均森林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据有关研究机构计算，近年来，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9%以上。

那么，中国年平均GDP的增长9.8%基本上已经被不可以再生资源损失基本抵扣完了，如果考虑看不到的损失和以后治理污染将要付出的代价，从综合考虑无形的资源损失和环境损失以及从环境资源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肯定是个负增长。

到底负增长的量有多大，准确的需要用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和系统动态学理论去进行分析，我们国家政府从来也没有科学的考虑过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还没有专家学者公开的做这方面的分析，这是我们国家体制造成的。

我认为；虽然目前看不出来，在不远的将来就会体现出来。

二、控制资源边际成本，正确处理长期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现在出现的矛盾是：落后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制定高标准控制碳排放量的话，经济就不能发展了吗？这里有个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资源成本问题，有个持续发展和短期发展的矛盾问题。

如果制定的排放量标准不高于经济发展破坏环境的边际成本，对各个国家来讲，应该是合理的。

中国的环境保护应该在保留好自己的资源和保护好环境的基础上寻求低的资源损失的经济发展方式，要花大力气优先发展清洁能源工业。

通过控制GDP产出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边际成本，制定合理的刚性控制排放量指标，同时还要接受联合国环境监测机构的监督，不准备制定刚性控制指标和接受国际监督，忌疾讳医是不好根治的。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了在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至2005年的42.5%，那么这个指标几乎仍然是美国目前碳排放的两倍，实际上还是坚持了高污染和资源的高耗费。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的碳排量对环境破坏已经接近边际状态，而中国的释放空间又是最少的。

从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工业体系来看，如果不祥细计算资源和环境的边标成本，不清醒和明确的制定刚性碳排放控制指标，还将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那实际上是维护了级少数中国利益体的利益，而将会损害大部分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对世界环境保护也是不利的。

最近，中国国内一位学者提出了单位人均碳排放量指标，为中国在国际上争碳排量指标提出理论根据。

但我认为这个指标是不科学的、是不利于中国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明：这个观点只考虑了中国的人口优势却没有考虑中国人均土地点有量和资源占有量的劣势。

如果以人口多的优势争这个碳排量的话，那么是不是中国也需要争一下人均土地占有量、和人均空气占有量呢？如果按人均考虑的话，达到美国人均碳排量水平后，中国单位空间和单位土地的污染就会数十倍于美国和发达国家。

这个观点实在是个馊主义！从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来看，虽然人们的现代化水平提高了，用到了现代化的交通通讯，享受到了现代化的生活和文化，但是造成严重的两级分化，亿万农民和工人付出的劳动和收入不成比例，相当部分劳动者实际享受到的生活和医疗、养老保障水平甚至低于文革前66年的水平。

高工业化与现代环保科技和能源工业不配套、经济发展与经济政治体制不配套、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不配套，是一种扭曲的发展模式。

在中国追求高的工业化水平和GDP过程中，由于缺乏配套的科学决策和监督管理体制以及先进的能源环保科技，在高产能的同时，产出了含大量化肥超标的粮食和蔬菜、出现了含有有害物质的饮料和营养品、含有激素的鸡鸭鱼肉、含有有害物质的儿童玩具、含有有害化学物质的服装和日用品，甚至于出现假药；食品和生活用品的污染，造成国民亚健康比率的大大增加。

资源乱采乱伐遭到严重破坏和浪费，无节制、不科学的上建设项目造成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瘟疫流行。

据统计，中国目前大约有3亿多人每天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每年有2500万人患支气管病，数百万人患呼吸道疾病，2万多人死于心脏病，全国城市中，至少有2/3处在垃圾的包围之中。

目前，中国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不到5%，这对于居民的健康将造成很大的威胁。

近年来流行的SARS和甲流感都无疑与环境破坏和空气污染有关。

大自然的反作用超过了人们破坏资源取得的收益。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目前我们国家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骨干产业基本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建材、化工、原材料、钢铁冶金、房地产等产业。

由于项目决策缺乏科学和产能过剩，不仅造成了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也出现了通货膨涨。

理性的来讲，我们不应该要这种以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发展及昏天黑地中的奢侈和享受。

如果我们每天驾车上下班，成天守在电视边，每天琼浆玉液、享受现代美食而造成大腹便便，造成高血压、高血脂和亚健康，我们宁肯要粗茶淡饭的温饱、少开车、不开车、回归自然多活动，以保持健康；如果人们都乘高能耗、高污染的交通工具到处旅游、周游世界，直到山水变了色，后代已经没有多少山可游、没有多少水可玩时，明智的人们宁肯现在少玩少游、以简易交通工具旅游交流或者宁肯步行，以保护我们的河山。

现代工业化使我们痛定思痛。

人也是动物，也有动物的天性，如果需要用破坏自然和家园的方式发展经济，人们宁肯回归自然！！！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人类属于地球，而不是地球属于人类！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来说：是人属于这片土地，而不是土地属于人！人只有耕耘和维护它的权力而不应该有破坏它的权力！对任何国家、任何人来讲，在能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下，生存高于效益。

三、科学的资源和环保经济，需要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决策体系。

中国许多经济建设项目的决策缺乏科学性，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运行监管体系不完善、法制不健全。

大的经济发展项目、包括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操作，许多都是政绩工程。

在严重滋生腐败的同时，造成资源和环境的边际成本大大增加，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环境的加速破坏。

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没有经过真正民主的科学论证而上的生态灾难性项目。

它将要造成的资源损失、水文和地质的以及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目前是难以计量的，其负面影响现在已经开始显现。

因此，从根本上讲要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入科学和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是首先要从民主体制上加速进行改革，彻底惩治腐败、改变关系国计民生项目的决策体制，彻底杜绝拍脑瓜项目和政绩项目。

要尽快完善监管体制，建立民生至上的政府、建立能使全民参政议政、有识之士都能参与和监督决策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在发展经济和建设项目时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完善和健全资源开发和应用体制。

只有这样，政府才能代表真正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代表只占人口0.5%的利益和权力集团；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决策和制定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发展模式。

注：文中部分数据来自于：1、中国能源网。

2、国家安监总局。

3、2008年全国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