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_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_徐现祥
官员晋升，“不折腾”比GDP更重要？
官员晋升，“不折腾”比GDP更重要？
李晟
【期刊名称】《廉政瞭望》
【年(卷),期】2015(000)00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就突出的同时，宦员腐败、产业失衡、贫富差距大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在解释根源时，一个常用逻辑是官员政绩竞争论和地方政Y会唯GDP论。
但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李晟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同本地官员获得晋升的概率之间并不具有统计意义的正面相关性。
【总页数】1页(P50-50)
【作者】李晟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4
【相关文献】
1.基层副职官员的晋升激励:官员晋升的激励相容 [J], 曾明
2.中国官员晋升中的经济因素重要吗? [J], 冯芸;吴冲锋
3.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一个与中央政府(官员)博弈的实证分析 [J], 荆丽丽;刘福森;梁秀文;
4.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一个与中央政府(官员)博弈的实证分析 [J], 荆丽丽;刘福森;梁秀文
5.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影响企业创新研究的新进展--评《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企业技术创新》 [J], 张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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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特征、官员交流与环境治理——基于2003-2013年中国25个省级单位的经验证据
地方官员特征、官员交流与环境治理——基于2003-2013年中国25个省级单位的经验证据臧传琴;初帅【摘要】在治理环境的问题上,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会受到主政官员的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官员不同特征和地方官员交流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官员特征上,有过中央从政和在非特殊领域以及有过系统性管理工作经验的官员更有利于控制污染.除此之外,官员交流与环境污染治理也呈现了正相关关系.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于加深理解具有何种特征的官员与为何加强地方官员交流会有助于治理环境污染.【期刊名称】《财经论丛》【年(卷),期】2016(000)011【总页数】8页(P105-112)【关键词】地方官员;环境污染;交流效应【作者】臧传琴;初帅【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250014;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05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也日渐突出。
环保部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在74个根据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城市之中，仅海口、舟山和拉萨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超标城市比例为95.9%。
全国平均霾日数为35.9天，比2012年增加了18.3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
可见，解决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
表面上看，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是由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
但更深一步地，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制度环境下，能否实现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均衡发展，其成败关键是地方政府的行为[1]。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抽象的“黑箱”，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其实是作为实体的官员动机的体现[2]。
对于地方政府和官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注意环境保护的现象，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地方政府与官员在面对激励下的行为对环境问题的影响展开研究[3]。
这一研究思路的缺陷在于将地方政府和官员行为固定在以追求激励为唯一目标，忽视了官员本身特征可能具有的影响[4]。
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
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展开全文（一）计量模型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将官员的个人能力的高低进行估计和比较。
在缺少官员更多的背景资料的情况下，本文借鉴 Jones ＆ Olken ( 2005) 和 Bertrand ＆ Schoar ( 2003 ) 的思路，从官员任期内的地方经济增速来推断其个人能力。
由于经济绩效是个人能力和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估计的结果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在实证上较难区分。
下文中我们将使用“个人效应”这个词，以更准确地表示官员个人对于地方经济绩效实现的贡献程度。
在控制了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之后，同时影响城市的经济绩效的不可观察因素有 4 个: 城市的固定效应、年度的固定效应，以及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个人效应。
其中，年度的固定效应与其他三者正交，可以通过加入一组虚拟变量进行识别，而其它三者则共享同一个空间维度，需要在一定的假设下进行分解。
由于市长和市委书记在地方经济中的角色并不是完全固定的，我们假设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既作为市委书记的绩效，也作为市长的绩效，并假设两名官员来自同一个分布。
也就是说，每个城市每个年度出现两个观察值，分别只放置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虚拟变量。
具体模型为:yjt = Xjt β+ θi + ψj + γt + ijt( 1)( 1) 式中，yjt 为城市j 在t 年的真实 GDP 增长率，X jt 为一组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官员在一地的任期开始时当地的人均 GDP 水平、城市年末总人口以及省级的 GDP 消胀指数，θi 为地方官员的个人固定效应，ψj 为城市固定效应，γt 为年度固定效应。
这里的下标i 包括了所有的官员，无论他担任市委书记还是市长。
在E( ijt | Xjt ，θi ，ψj ，γt ) = 0 的假设下，( 1 ) 式即为经过修正的增长方程。
（二）个人效应的识别许多学者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关心的是随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固定效应仅用于控制个体的不可观察效应。
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
Provincial Governors＇ Turnov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作者： 王贤彬[1];徐现祥[1];李郇[2]
作者机构： [1]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研究所;[2]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出版物刊名： 经济学
页码： 1301-1328页
主题词： 地方官员更替;经济增长;政治晋升激励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更替成为一种常态，现有文献忽视了其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在理论上，我们讨论了多种地方官员更替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机制，强调省长、省委书记更替会对辖区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
在实证上，我们采用1979—2006年间我国29个省区的官员更替样本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因地方官员更替频率、更替的地方官员的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官员更替主要影响辖区的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趋势。
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对如何现实省区经济平稳增长的理解。
省级_政坛CEO_与地方经济增长_商而优则仕_徐磊
摘要：“商而优则仕”的现象让具有企业高管任职经历的地方官员（本文称“政坛CEO ”）与辖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但之前并未获充分的研究。
通过对1991~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定量分析，本文发现具有市场经济时期企业任职背景的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且在一定范围内，任职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而仅有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任职背景则对此无影响。
而且，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对这种关系更敏感；省长比书记对这种关系更敏感。
本文的另一贡献在于通过探索性案例和计量检验的混合研究方法讨论了以上结果的影响机制，发现市场经济企业背景的官员能通过管理方式、知识能力和社会资本3个途径有益地方经济，促进投资增长和工业发展。
本文结论将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之间领导干部交流提供丰富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地方官员经济增长企业高管干部交流一、引言“商而优则仕”的“旋转门”现象在国际上并不鲜见，在今日中国，近年来藉由“国企—政府领导干部交流”来实现华丽转身的国企高层领导干部也日趋常见。
2013年1月，李小鹏正式当选山西省省长，而在5年前，他是从中国华能总经理、党组书记的国企岗位上调任为中共山西省常委。
这绝非孤例，2011年中国商飞董事长张庆伟调任河北代省长；仅在2010年1年之内，就有潞安集团董事长任润厚、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陈雪峰、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等人调任副省长；更早的还有东风汽车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苗圩担任武汉市委书记，现升至工信部部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曾担任中国铝业董事长，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担任中海油总经理等。
此外，还有一些国企高管如肖亚庆、王志刚等进入国务院和中央部委任职。
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此类从大型国有企业选拔高层领导干部进入政府干部的人事序列，尤其是进入省级党政领导序列的现象在近年来已经成为了高级干部调整的常态。
这一批人可称为“政坛CEO ”。
这一点在党内材料中也有体现，2006年《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提出“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由此该做法也在党内文件中获得了制度化确认。
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与经济增长[1]
![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与经济增长[1]](https://img.taocdn.com/s3/m/27c78ccada38376baf1faea8.png)
经济科学·2010年第6期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与经济增长*王贤彬1 徐现祥2（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2.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摘 要：本文重新考察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的存在性及其具有的机制和模式。
基于度量地方官员之间政治竞争的变量，本文发现，地方官员之间的相互政治竞争显著地刺激了地方经济增长,政治激励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推动作用。
在相同的政治竞争和政治激励下，职业前景差异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导致了地方官员经济增长行为的差异，具有较好的职业前景的地方官员有更大的动力推动经济增长；居于中间地区禀赋水平的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效果相对较弱。
从阶段差异上看，这种地方官员的相互政治竞争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的阶段。
关键词：地方官员职业竞争政治激励经济增长一、引言关于地方官员政治激励的存在性问题，Li and Zhou（2005）、周黎安等（2005）证实了地方官员在任期间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能够显著提高其晋升和连任的概率。
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验证了地方官员会对政治激励做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
尽管这些文献直接或者间接地证实了对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的存在性，但也有对此的质疑（Opper and Brehm，2007）。
①实际上，如果能够证实地方官员相互政治竞争剧烈程度对于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则能够证实政治激励的存在性。
另外是关于地方官员政治激励具有怎样的机制和模式的问题。
其一，政治激励是否依赖于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采用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样本，发现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激励做出致力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是有条件的，会因年龄和任期而异。
尽管该文所采取的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样本使得相对绩效具有更强的可比性，但是这种特定的样本限制了结论的一般性，并没有证据表明所得结论能够推及到所有*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0305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JC790103）、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07JDTDXM79006）、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0年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青年项目的资助。
晋升激励与经济发展
配额 交易相对 于市场 中 的买卖 交易 和企业 的管理 交易来 说 ， 处在 中 心和支 配地 位 。这 刚好 与诺斯 （９９ １８ ， １９ ） ９４ 的理论相对 应 ， 济增长 的基石 是 国 家 、 经 产权 和有 效率 的组 织 ， 而政 府 作 为连 接它 们 的 纽带 处 于经
马晓强副教授 、 林细细博士 、 龚锋博士 、 吴一平博士等的有益评论。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 的建设性 意见 。当然 ， 作者文责 自负。
一
５ — ９
晋 升激 励与经 济发展
济增长 的 中心 。因此 ， 于政府 的经 济性 质 以及 其 内部 激励 结 构 的考 察 应 该对 理 解 现 实具 有 重 大 作用 。 对 从 转轨 经济学 的角度 看 ， 也正 是热 若 尔 ・ 兰 （ ｅａｄＲ ｌ ｄ ２ ０ ） 强 调 的 政治 治 理结 构 的转 变 对 这 罗 Ｇ ｒ ｏａ ，０ ２ 所 ｒ ｎ 转 型经济 的意 义 。
南 方经济
２１ ０ ０年第 １期
晋 升 激 励 与 经 济 发 展
刘 瑞 明 白永 秀
内容摘要 在 中 国式 改革和发展 的过 程 中， 对地 方官 员的晋 升激 励扮 演 了重要 的 角 色， 一视 角对 这
理解 中国的经 济增长及 其 中存 在的诸 多问题提 供 了新 颖而重要 的认识 。本 文在 对现 有 文献 的把握 基础上 ， 综述式地 梳理 出一 个晋 升激励 与经 济发展 的分析框 架 ， 并将这 一框 架运 用到 对 转轨 经济 中 若干现 象的理解 当中 ， 对若干 经济现 象给 予 系统 解释 。得 到 的一个重要 认识 是 ， 政府 主 导型 经济 中 的相对绩 效考核 激励机 制与 长期 绩 效之 间存 在 两难 冲 突 ， 治治理 结 构 中晋 升激励 的应 用构 成 了 政 中国经济 增长 的重要 来源 ， 但也 带 来 了高昂的发展 代价 。在 此基 础上 ， 文提 供 了一 些 可改进 的 建 本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官员治理研究_皮建才
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165 ） 的资助， 同时获国家社科基 金 重 大 招 标 项 目 （ 10zd＆020 ） 、 南 京 大 学 人 文 社 会 科 学“985 工 程 ” 改 革型项目（ NJU985FW01 ） 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PAPD ） 的资 助 。 作 者 感 谢 两 位 匿 名 审 稿 人 的 宝 贵 修 改 意 见 ， 当 然文责自负 。 ① 关于这方面更加全面和具体的综述可以参见杨其静和聂辉华 （ 2008 ） 。
15
皮建才：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官员治理研究
质疑 。 本文的模型可以比较好地解释陶然等的质疑， 特别 是 最 为 关 键 的 政 治 网 络 强 度 质 疑 。 需 要 2011 ） 。 强调的是， 政治网络强度 质 疑 已 经 越 来 越 受 到 国 内 学 术 界 的 重 视 （ 比 如， 徐 现 祥、 王 贤 彬， 所谓的政治网络强度质疑是指， 官员政治锦标赛理论忽视了中国 政 治 体 系 中 个 体 官 员 所 拥 有 的 政 2007 ； Shih ， 2008 ） 。 这 个 治网络的强度对其能否晋升所起到的非 常 关 键 的 作 用 （ Opper and Brehm ， 完全忽视了官员政治锦标赛在理论上 的 可 扩 展 性 。 即 使 在 存 在 政 治 网 络 的 质疑的主要问题在于， 情况下， 官员政治锦标赛理论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 一方面， 政治网络关系只是增加了其拥有者的晋 升可能性， 没有政治网络关系的候选人仍然可以通过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提高其自身晋升的可能性 ， 此时不管有没有政治网络关系， 候选人都会为了提高晋升可 能 性 而 付 出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的 努 力 。 另 一方面， 对于处在同一个政治网络里的候选人， 他们之间还是 会 通 过 竞 赛 指 标 来 传 递 自 身 的 能 力， 政治锦标赛仍然会发生作用 。 根据本文的扩展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政治网络的关 系 强 度 （ 在 但 本文中的术语为偏向系数） 会对地 方 官 员 的 努 力 程 度 和 中 央 政 府 的 激 励 设 计 产 生 一 定 的 影 响 ， 是并不会使官员政治锦标赛失灵 。 “政 治 锦 标 赛 是 一 把 双 刃 剑， 周黎安（ 2008 ， 第 313 页） 认为， 它的激励本身也内生出了一些副 ” 作用 。 王永钦等（ 2007 ） 、 傅 勇 （ 2008 ） 和 杨 其 静 （ 2010 ） 也 注 意 到 了 中 国 式 分 权 自 身 存 在 的 成 本 。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 官员政治锦标赛模式的彻底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种转型属于公共选择学 派所说的对约束的选择， 对此的分析属于一阶分析 。 我们更需要分析的是短期和长期的契合点， 也 我们更需要分析的是公共选择 就是需要分析在新的形势下地方官员治理模式的演进 。 换句 话 说， 学派所说的约束下的选择， 而这样的分析属于二阶分析 。 在短期内，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官员政治锦 标赛模式发生激进式的转变， 而只能寄希望于官员政治锦标赛模式进行渐进式的演进 。 当然， 这种 演进的过程是一种不断寻找短期和长期的契合点的与时俱进的 探 索 过 程 ， 整个探索过程还是要以 “搞对激励 ” 和“找对治理 ” 为核心 。 ， 围绕“搞对激励 ” 和“找对治理 ” 聚焦于 细 化 地 方 官 员 治 理 的 最 新 理 论 性 文 献 包 括 徐 现 祥 、 王 贤彬（ 2010b ） 、 陈钊 、 徐彤（ 2011 ） 以及张晖（ 2011 ） 。 徐现祥 、 王贤彬 （ 2010b ） 认为， 地方官 员 是 异 质 的， 其发展辖区经济的能力并不相同， 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 竞 争 中 会 采 取 不 同 的 经 济 发 展 行 为， 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中极化效应的出现， 基于此， 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调控地方官员的任命来达到 协调区域发展的目的 。 陈钊 、 徐彤 （ 2011 ） 认 为， 在 经 济 发 展 的 早 期， 当 时 的 约 束 条 件 使 得“为 增 长 的治理模式能够实现社会 福 利 最 大 化， 但 是， 随 着 外 部 条 件 的 变 化， 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而竞争 ” 要求中央对地方的治理转变为“为和谐而竞争 ” 的模式 。 张晖（ 2011 ） 认为， 中央政府在治理地方官 员时必须重视“非正式晋升 ” 的“隐性激励 ” 作 用， 对 某 些 正 式 晋 升 无 望 的 地 方 官 员 来 说， 追求政治 声誉会从整个政治生涯的角度激励和约束地方官员 。 本文在 分 析 工 具 、 看问题的视角以及抽象关 键变量等诸多方面跟这些最新文献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 本文第二部分是基准模型， 给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动态博弈， 同时指出了中央政府 如何通过合适的安排来治理地方官员， 比如中央政府如何赋予地方官员政治晋升收益 、 中央政府如 何选择对经济发展的看重程度以及中央政府如何选择对其他可 比 地 区 的 看 重 程 度 ； 第 三 部 分 是 基 准模型的扩展， 引入了可以刻画地区可比程度的偏向系数， 分析了偏向系数如何影响中央政府对地 方官员的治理； 第四部分是结语， 给出了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同时进行了总结性评论 。
增长的政治经济逻辑：政府分权与激励的视角
为什么我国高增长的背后却伴随如此大的代价 ？ 全面洞 悉我 国增 长之谜 与增 长之代 价 的关 键在 于剖 析其制 度基础 ，尤 其是政 府 的内部 结构 。鉴 于 此 ，本文拟运用制度 （ ｓｔｉ ） 一 ｉ ｔ ｔｎ ｎｉ ｏ ｕ 结构 （ｔ ｃ ｒ） 一 ｓｕｔ ｅ ｒ ｕ 行为 （ｏｄｃ 一 ｃｎ ｕｔ 绩效 （ ｅ ｏ ａｃ ）分析 ） ｐｒ ｒ ｎｅ ｆ ｍ 框架 ，探讨在政府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 的行为导 向。并剖析我国何 以出现了 “ 排斥性增长” 而非 “ 包容性增长” 。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分权是我国经济高增长 的制度性原因 ，也是诸 多社会问题 凸
以钱颖一许成钢1993montinolaweingast1995maskin2000为代表的以地方分权为特征的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理论该观点主要强收稿日期2012一o110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组织内部契约关系与激励机制设计2010cib01的阶段性成果项目主持人王询
显 的根源 ，对地 方政 府作对 激励 是转 变经 济发展 方式 的关键 。
现有理论 的基本争议与扩展
（ ）现有理论的基本争议 一 “ 国增 长之谜 ” 的政 治经 济逻 辑 引 发 了 众 多 学者 的 关 注 与思 考 ，并 逐 步发 展 出 一定 的分 析 框 我 架。纵观文献 ，既有研究主要 有两种观点，其主要集 中在研究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观点之 一 ：以钱颖一 ，许成钢 （９ ３ ，Ｍ ｎ ｎｌ， ｉ ａｔ （９５ ，Ｍ ｓｉ （００ １９ ） ｏｔ ｏ Ｗｅ ｇｓ ｉ ａ ｎ １９ ） ａｋ ２０ ）为代表的以地 ｎ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_徐现祥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
徐现祥 刘毓芸
*
内容提要：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一个全球性现象 ， 现有文献忽略这个现象。本文从理 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在理论上， 本文证明了在 一定条件下经济增长目标可倒逼资源配置 ， 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但这并非最优的政策选 。 ， 择 在实证上 本文采用手工收集的除非洲和南美洲以外的全球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目标数据， 回归分析发现， 在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期间， 增长目标变动一个百分点， 实际经济 ； ， 增长速度也将变动一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目标对资本积累有显著影响 对技术进步有微弱 影响， 对就业和人力资本没有显著影响 。这些发现是稳健的， 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存在的数 据测量误差、 地理、 文化、 制度、 基因以及市场进入程序、 成本和时间等变量后， 依然成立， 验证模型的部分结论。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目标 目标倒逼资源配置
② 中国早在 1982 年党的十二大中就 并给出有关资金使用的具体项目 、 行业等。 府将如何配置资金，
： “要实现今后二十年的战略目标， 明确要求 必须由国家集中必要的资金， 分清轻重缓急， 进行重点 ” 建设。 时至今日， 投资审批依然存在。 即使欧盟也不例外， 为了实现 2000 —2010 年 3% 的增长目
一、引
言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之一 。如图 1 所示， 自 1950 年至今， 至少 49 个包括发达和发 比如中国、 印度、 欧盟各国等。 经 展中国家在内的众多经济体一直或曾经定期公布经济增长目标 ， 5 年或 10 年等。 比如中国五年规划的经 济增长目标通常由法定机构批准 ， 时间区间通常是 1 年、
① ② Acemoglu （ 2015 ） 从建模技术的角度对此做了详细说明。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数据库（ http： / / www． doingbusiness． org / ） 。DjanKov et al． （ 2002 ） 考察了全球范围内的进入
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引言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对于推动中国政府廉洁高效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探讨官员晋升激励和政府绩效目标设置的关系，为改善官员晋升机制和提高政府绩效提供思路和建议。
一、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官员晋升激励机制是指通过晋升来激励官员提高工作绩效的制度安排。
一般而言，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主要包括考核评价、选拔任用和晋升途径等几个方面。
在考核评价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对官员工作的绩效评价来决定其晋升的机会和幅度。
在选拔任用方面，政府可以根据官员的个人能力和绩效表现，选择适合的人选进行晋升。
晋升途径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设立晋升通道和岗位轮岗等方式，为官员提供晋升的机会。
二、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是指政府制定和追求一系列目标的过程，旨在推动政府职能的履行和提升政府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政府绩效目标具有多样性，既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主要目标，也包括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和提高环境质量等次要目标。
政府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是提高政府绩效的关键。
三、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的关系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官员晋升激励机制能促使官员更加积极地推动政府绩效目标的实现。
官员晋升激励机制的有效运行可以增加官员的工作动力，提高其对政府绩效目标的认同和追求，从而推动政府绩效的改善。
其次，政府绩效目标的合理设置能为官员晋升激励机制提供明确的指导和依据。
政府绩效目标的清晰和可操作性可以为官员晋升激励机制提供明确的晋升标准和评价指标，从而提高官员晋升的公正性和可预测性。
四、实证研究结果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发现，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首先，官员晋升激励机制的高效运行可以促进政府绩效的提升。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作者： 徐现祥[1];王贤彬[1];舒元[1] 作者机构： [1]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 出版物刊名： 经济研究 页码： 18-31页 主题词： 地方官员;省长交流效应;经济增长
摘要：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近来国家也有意通过干部交流 促进省区平衡发展，但国内还没有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基于1978-2005年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地实证分 析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省长交流效应），结果发现，整体而言， 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 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 于增进对加强干部交流破解省区发展不平
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
作者： 王贤彬[1];张莉[2];徐现祥[3]
作者机构：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2]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大学经济研究所;[3]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出版物刊名：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页码： 110-122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1期
主题词： 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现有文献已经证实了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绩效考核机制的存在，但没有具体分析考核机制在不同类型地方官员中是否存在差异。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31个省区的地方官员数据进行检验，文章发现，在省长和省委书记层面，都存在着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
同时，这种机制的强度在两者之间具有差异，在省长层面显得更加重要，而在省委书记层面则相对较弱。
这个发现可以从我国政治体制安排的需要和特点上得到很好的解释。
中国地方官员经济增长轨迹及其机制研究
发现官
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轨迹呈现倒 U 型，同时也发现官员交流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印证了徐现祥等 的发现 。王贤彬 、 徐现祥 （ 2008）
[4] [3]
发现了不同来源和去向类型的省委书记 、 省长的经济增长绩
效显著不同，官员在经济绩效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同时也进一步验证了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轨迹呈 现倒 U 型的结论 。王贤彬等 （ 2009） 型的结论 。 可见， 已有文献考察了地方官员经济增长轨迹， 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 。然而， 关于地方官员经 现有文献只是在总体上识别了地 济增长轨迹这一问题， 仍然有一系列问题未能得到较好的回答 。首先， 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轨迹，而对于不同类型或者不同个体的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轨迹是否相同这个问题
[ 12 ]
证明了中央在根据经济绩效对地方官员
中央在评价官 进行考核的时候， 更加关注其任期内的整体经济绩效而不仅仅是当年的经济绩效 。因此， 他不 员任期内的整体经济绩效的时候， 会比个体选民更加理性和具有全局观 。地方官员意识到这一点， 是仅关心当前的经济绩效， 而是对未来的某段时期内的经济绩效都予以考虑 。 “职业经理人 ” 地方官员作为一名政府体系中的 ， 出任一个地区的新职位， 需要一定时间来对这一地 区或者职位进行适应， 更加重要的是地方官员往往在任职期间进行学习 、 积累经验和提升能力， 体现出 “干中学” 效应 。王贤彬等 （ 2009） 一种
张军高远2007发现官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轨迹呈现倒u型同时也发现官员交流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印证了徐现祥等发现了不同来源和去向类型的省委书记省长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官员在经济绩效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同时也进一步验证了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轨迹呈考察了地方官员更替对省区短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增加了人们对我国省区经济短期波动来源的认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支持了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轨迹呈现倒型的结论
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与经济增长_来自中国省委书记_省长的证据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Mar. ， 2010 No．3
【案例研究 】
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与经济增长
— —— 来自中国省委书记 、省长的证据 张尔升
（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 ， 海南 海口
570228）
[ 摘要 ]
在现行体制下 ， 我国地方官员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 他们对于推
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数据是 1992 — 2007 年全国 31 个省区市 （ 不包括港澳台 ） 的省委书记省长的资料 ， 其中重庆市的资料是 1997 — 2007 年的 ， 省委书记 、 省长的个人简历和各省市计 ： 在 1992 — 2007 年间有 289 人次出任省 委书记 、 省长 ， 其中 67 人有企业背景 ， 占 23.18% ， 其分布特征如表 2 。 表 2 显示 ： 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具有两大特征 ：① 界限明显 ，20 世纪的 1992 — 1999 年 ， 有企 业背景的地方官员明显增多 ， 最高年份达 29 人次 ， 最低年份也有 21 人次 ， 一半以上的省区市首长 有企业背景 ， 最高时有 74% 的省区市有企业背景的首长 ； 进入新世纪以后 ， 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 明显减少 ， 大多数年份在 20 人次以下 ， 一半以下的省区市首长来自企业 。 其原因可能是建立市场经 济体制之初 ， 具体的经济工作很多很重 ， 需要一批有具体工作经验的人充任 ， 有企业背景的官员具 有一定的优势 ， 进入新世纪后 ， 宏观调控统筹规划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 ， 有企业背景的官员优势不 再明显 ， 来自企业的官员明显减少 。 ②分布相对集中 ， 有企业背景的官员虽然分布广泛 ， 但也表现了
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_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_徐现祥 (1)
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徐现祥王贤彬＊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定量分析政治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多大,是否因条件而异。
本文发现,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样本,是识别政治激励的自然观察平台。
基于该样本,本文采用倍差法发现,中国地方官员对政治激励做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会因年龄和任期而异:年龄越大,政治激励的作用越小;任期适度延长,也有利于政治激励作用的发挥。
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治激励的理解。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政治经济学政治激励地方官员一引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
因此,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来自何处?在理论上,现有文献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是财政激励,强调财政分权对维护市场改革和推动地方经济＊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中山大学经济研究所 510275 电子信箱:l n s x u x x@m a i l.s y s u.e d u.c n;王贤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电子信箱:w a n g x i a n b i n123@163.c o m。
本文曾在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联谊会(Y E S)、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讨论班上报告,舒元、何帆、陈钊、杨其静、陆铭、代谦、杜凤莲、徐志刚、王美今、朱琪、刘志铭和聂海峰等给予评论和修改建议;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0305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J C790103)、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07J D T D X M79006)、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金、中山大学2008学年度笹川基金博士生重要创新项目的资助,在此作者表示感谢。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和评论。
当然,文责自负。
增长的重要性(Q i a n a n d W e i n g a s t,1997);二是政治激励,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市场,在这个买方垄断的市场上,地方政府官员为增长而竞争,进行着政治锦标赛(周黎安,2004;张军,2005;徐现祥,2005)。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课程论文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课程作业姓名：黄文彬学号： S132510011专业：理论经济学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一、对课程的总结(限1页)1.对课程学习的总结与体会学习内容主要涵盖两大块，非合作博弈理论与信息经济学，即非对称信息博弈在经济学上的应用。
按照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和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信息（知识）了解程度，非合作博弈理论又可分为完全信息静态、完全信息动态、不完全信息静态、不完全信息动态四大类博弈模型。
完全信息即所有参与人知道博弈的结构、规则和支付函数，不完全信息即博弈的信息并非被所有参与人了解，也就是博弈的所有信息并非共同知识。
静态博弈是指参与人同时决策，不能观测到其他参与人的行动，动态博弈是指参与人的行动顺序有先有后，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他行动之前的其他参与人的行动结果。
信息经济学部分主要包括机制设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逆向选择理论；逆向选择发生是不对称信息发生在事前，即“签约前”，委托人不知道代理人的类型，因此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合同来获得代理人的私人信息。
信号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是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两种方法。
信号传递是信息优势一方通过有代价的行动向信息弱势方披露自己的信息，信息甄别是指信息弱势方通过设计一些机制迫使信息优势方披露真实类型。
道德风险是不对称信息发生在事后，即“签约后”，委托人知道代理人的类型，但签订合同后不能观察到代理人的行动。
在委托代理中，委托人的问题是要设计一个激励合同诱使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这个激励合同必须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这些内容在西方经济学中都有涉及，这里进一步深入细化并拓展。
博弈论模型在公共经济学，市场理论，公司治理等领域中都有广泛应用，其中较经典的有库诺特模型，豪泰林模型，斯塔克尔伯格模型，委托代理模型等等。
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领域中，借助博弈模型，可以从理论上探讨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存在区域差异，包含两级政府的经济中政府竞争问题。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何系统性偏离实际?——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何系统性偏离实际？——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实证分析魏建;鉴闻【摘要】对经济增长进行预期管理是现代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我国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形成过程却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收集2004—2014年我国277个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系统性偏差.那么,这种系统性偏差是如何形成的?实证分析发现:省级偏差与市级偏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市委书记的更替与偏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与偏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对偏差有显著影响;并且这些因素在我国东、中、西部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形成机制,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指导.【期刊名称】《学习与探索》【年(卷),期】2018(000)003【总页数】10页(P98-107)【关键词】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系统性偏差;影响因素【作者】魏建;鉴闻【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济南250100;中国农业银行国际结算单证中心,合肥2306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124一、引言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现代国家往往根据本国实际对本国的经济增长目标进行预期，并努力促进经济增长朝着预设的方向发展。
在计划体制下，我国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约束性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增长的约束性目标管理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自2006年开始，我国将约束性增长目标改革为预期性目标。
在每五个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规划中，设定预期性的经济增长目标。
预期性的经济增长目标成为全国以及各地经济增长的努力方向，具有强大的指导意义。
① 尽管是预期性的，但实际上各级政府都会努力使实际的经济增长水平与预期水平接近或者超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具有很高的约束性。
在确定预期目标时肯定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经济的实际增长并不能完全与设定的目标一致，经济预期目标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一般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以下简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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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徐现祥王贤彬＊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定量分析政治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多大,是否因条件而异。
本文发现,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样本,是识别政治激励的自然观察平台。
基于该样本,本文采用倍差法发现,中国地方官员对政治激励做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会因年龄和任期而异:年龄越大,政治激励的作用越小;任期适度延长,也有利于政治激励作用的发挥。
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治激励的理解。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政治经济学政治激励地方官员一引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
因此,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来自何处?在理论上,现有文献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是财政激励,强调财政分权对维护市场改革和推动地方经济＊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中山大学经济研究所 510275 电子信箱:ｌｎｓｘｕｘｘ@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王贤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ｂｉｎ123@163.ｃｏｍ。
本文曾在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联谊会(ＹＥＳ)、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讨论班上报告,舒元、何帆、陈钊、杨其静、陆铭、代谦、杜凤莲、徐志刚、王美今、朱琪、刘志铭和聂海峰等给予评论和修改建议;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0305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ＪＣ790103)、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07ＪＤＴＤＸＭ79006)、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金、中山大学2008学年度笹川基金博士生重要创新项目的资助,在此作者表示感谢。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和评论。
当然,文责自负。
增长的重要性(ＱｉａｎａｎｄＷｅｉｎｇａｓｔ,1997);二是政治激励,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市场,在这个买方垄断的市场上,地方政府官员为增长而竞争,进行着政治锦标赛(周黎安,2004;张军,2005;徐现祥,2005)。
经验分析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非常多;①但还鲜有经验分析政治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
②现有经验研究的文献之所以会忽视政治激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至少有如下两个原因。
一是与财政激励相比,政治激励的受益对象主要是得到晋升或者延任的官员本人。
这意味着分析政治激励的分析单元是官员本人及其相匹配的经济增长,不再是其辖区,如省区等。
因此,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识别政治激励的作用,不仅需要控制常见的经济变量,而且还要控制辖区固定效应和官员能力的差异。
显然,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官员与其辖区固定效应通常是混合在一起的(徐现祥等, 2007)。
另一个原因是,找到有效的政治晋升样本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比如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2008年任职国务院副总理,这显然是政治晋升,但对于经验分析政治晋升对经济增长影响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样本。
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张德江同志任职广东省委书记期间的经济增长记录,但显然无法观察到与其相匹配的任职副总理期间的经济增长记录。
此外,由于中国干部治理体制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官员政治晋升也具有许多难以度量的标准。
省(市)长晋升为省(市)委书记的样本可以用来识别政治激励对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中国省级行政单位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省级官员中,党政系统各有一个首长,省委(区委、市委)书记是党委系统的首长,省长(市长、主席)是政务系统的首长。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统一称之为省委书记和省长。
如果省长被中央任命为本省省委书记,则是一种政治晋升,而且晋升前后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可观察的。
作为同一个官员,他们担任省长和书记的辖区都是同一个省区,自然控制了辖区差异。
由于担任省长和书记职务是同一个人,自然也控制了官员个体能力的差异。
另一方面,在中国,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是常态。
1978～2006年,中国2/3以上的省区市都发生了这类晋升,如表1所示,且基本上每年都有这类晋升发生,如图1所示。
这意味着,在中国省级官员中,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并不是一类比较特殊的样本。
因此,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的样本,可以作为识别政治激励的一个有效的可行的自然观察平台。
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①②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给出了很好的评述,本文不再赘述。
当然,Ｌｉ和Ｚｈｏｕ(2005)和周黎安等(2005)发现,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任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越快其晋升的可能性越显著增加。
但这个证据,显然并不能够回答政治晋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基于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的样本发现,在中国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之下,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激励做出致力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会因地方官员年龄和任期而异。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说;第三部分是模型介绍;第四部分是数据;第五部分是经验分析;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一)文献综述探索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献,倾向于把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归因于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
财政激励主要是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假说,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对其做了很好的评述,因此,本文将重点考察政治激励。
目前关于政治激励有三种表述,周黎安(2004、2007)称之为政治锦标赛;张军(2005)、张军与高远(2007)称之为为增长而竞争;徐现祥(2005)则称之为经济增长市场论。
其实,这三种表述具有内在一致的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开始致力于经济建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需求。
几乎与此同时,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标准由过去的政治表现为主转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形成了至今的政绩观。
在这种政绩观下,地方官员为了得到政治晋升,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力求辖区经济增长率排名位居前列,向中央提供经济增长记录。
①地方官员供给的是辖区经济增长,得到政治晋升,从而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出现了经济增长市场。
在这个经济增长市场上,需求方只有中央一家,而供给方是各个省区等地方行政区,显然是很多家,即经济增长市场是一个买方垄断的市场。
在这个买方垄断的市场上,地方官员为了个人的政治晋升,自然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经济增长竞争,而且是锦标赛式的竞争。
②周黎安(2007)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及其得失;王世磊和张军(2008)分析在此激励机制作用下的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表现;徐现祥等(2007ａ)和皮建才(2008)则分析了在此激励下地方官员对区际关系的选择。
其实,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已有文献强调,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徐现祥王贤彬 ①②Ｌｉ和Ｚｈｏｕ(2005)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省长和省委书记晋升的可能性就显著地提高10个百分点。
由于高一级的职位是相对固定的,中央择优晋升地方官员,从而官员之间为增长而竞争就具有了锦标赛的特性。
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之后出现的经济成绩差异不是财政分权上的差异而是由政府治理上的差异造成的(Ｚｈｕｒａｖｓｋａｙａ,2000;Ｂａｒｄｈａｎ,2006)。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和Ｓｈｌｅｉｆｅｒ(2001)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出发,强调了政治集权对于经济分权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性。
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而中国政治集权下采取了恰当的地方经济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在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所形成的晋升激励之下,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标尺竞争(ＢｅｓｌｅｙａｎｄＣａｓｅ,1995)。
既然中国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和财政体制安排形成了地方官员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激励基础,那么在此基础上系统而严谨地定量分析地方官员的地区经济行为及其绩效影响,成为有关研究的新进展。
徐现祥等(2007ｂ)从地方官员交流的角度考察了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
张军和高远(2007)发现官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轨迹呈现倒Ｕ型,同时也发现官员交流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从而印证了徐现祥等(2007ｂ)的发现。
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发现了不同来源和去向类型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官员在经济绩效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徐现祥和王贤彬(2008)着重考察了京官的经济绩效,结果发现,从中央部委调任到地方省区担任省长省委书记的京官,平均而言其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记录显著低,再次揭示了地方官员在经济绩效上的异质性。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理论上,现有文献把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增长归因于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在经验研究上,现有文献已经发现省长省委书记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
但问题是,省长省委书记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政治激励?更确切地说,在中国省区经济增长中是否存政治激励?如果存在,政治激励的作用有多大?是否因条件而异?显然,现有的经验研究文献还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回答这些问题能够为政治激励假说提供更加坚实的证据。
需要强调的是,现有文献已经验证了中国省区经济发展中是否存在政治激励。
Ｌｉ和Ｚｈｏｕ(2005)采用中国1979～1995年的省级数据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辖区ＧＤＰ的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
周黎安等(2005)将数据样本从1979～1995年扩展到1979～2002年,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着重探索了相对绩效考核在官员升迁决策中的重要性。
他们的发现都支持中央运用人事权来激励地方官员促进辖区经济发展的观点。
他们对中国省区经济增长中存在政治激励的结论,增进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理解,自然也就引发出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比如这种政治激励的作用有多大?是否因条件而异?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理论假说既然现有文献把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归因于政治激励,并证实了政治激励的存在性,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现行干部管理体制之下,理性的地方官员会对中央的政治晋升激励做出理性的反应,即为晋升而努力工作,力争取得“突出成绩”,从而获得更大的晋升可能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假说1:在现行干部管理体制之下,中国地方官员会对政治晋升激励做出反应,致力于辖区经济增长。
事实上,假说1也可以在官方文件上发现某些证据。
中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提出了详细的指导性意见和规定,①在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中多次提及注重实绩。
比如明确规定干部必须“立志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做出实绩”以及“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