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收入分配

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是居民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人总和。

我国个人收人包括:工资和薪金收人;奖金和单位福利收入;兼职收人;资本性收人;灰色收人甚至黑色收人。

税收只能对前四项收人进行调节,最后一项需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来加强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居民的个人收人也有了非常快的增长。

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调整取得积极成效。

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依然存在。

这既有资源禀赋、市场竞争机制、发展阶段性等合理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发展不平衡等不合理因素，特别是收入分配中掺杂垄断、寻租、腐败等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不仅积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市场运行效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逐步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僵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效调整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了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但是，收入分配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有些还呈现加剧的趋势。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收入差距拉大。

1.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演变大体可分为向居民倾斜（1978～1995年）和向政府、企业倾斜（1996年至今）两个阶段。

2000～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65.5%下降到57.5%，下降8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占比则分别提高5.2个和2.8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从51.4%下降到39.7%。

2.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无论是城乡之间、城乡内部，还是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均呈扩大趋势，低收入群体增收难度较大。

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呈不断扩大的趋势，2008年达到0.47。

其中，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34，农村居民为0.38，分别比2000年提高0.02和0.03（见表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2000年的2.79:1扩大到2008年的3.31:1，绝对差距已经超过1.1万元。

3.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

特别是腐败和灰色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社会影响恶劣。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王小鲁的一项研究表明，加上隐性收入后，2005年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从统计显示的9倍扩大到31倍。

主要是企业家、个体经营者、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文艺工作者以及部分公职人员存在大量隐性收入。

这些收入主要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银行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收费、行政许可中的寻租、土地收益流失、垄断收益等。

4.不同行业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

1999年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金融保险业12046元，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513元，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为7794和7782元，农林牧渔业4832元，最高行业为最低行业的2.49倍。

可见不同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职工收人差距悬殊。

（二）收入分配领域的无秩序。

第一，从初次分配的角度看，收入分配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依据国家的特殊准入政策收取高额垄断利润，从而增加了这些行业与其它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这种国家对市场管制的不公正和缺乏有力的市场竞争带来航空、邮政、电信、铁路、电力、金融、保险等行业部门的收入因缺乏有力约束而膨胀，行业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其它部门。

二是对于多元化的各种要素带来的合理收入还缺乏细致和有力的法律认同和保护。

如对于非全日制工作人员和实行弹性工时制的员工以及多重劳动关系的员工缺乏法律的认同和保护，致使这部分劳动者的收入难以得到有力的保障。

对于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费用也缺乏统一的缴纳和管理办法。

法律对于保护网络和高科技带来的新的收入形式也显得迟滞。

这些情况分别造成对二级劳动力市场上的中低收入者以及高技术创新型人才收入的压制，不但从客观上拉大了收入差距，而且也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第二，再次分配领域内的无秩序。

一是对于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缺乏有力的保障，对于高收入阶层缺乏有效的调节。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近1800亿元，65%来源于工薪阶层，而真正高收入群体的纳税并不是很多，非工薪的高收入者瞒报、漏缴比较严重。

这是因为我们的个人所得税主要依靠大量处于各种单位，企业的工资族，这样便于代交代扣，但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懒人的管理体制。

一个完整的税收体制，它自己应该有方便良好的财产申报，征收监控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各个阶层的收入情况，才能管理好各个阶层的赋税。

二是中国的贫困状况也较突出。

实际救助的人数和应该救助的人数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地方法规规定的救助条件不够统一规范、救助的范围偏窄。

据民政部统计，2004年9月城镇获最低生活保障线救助人数达2200万人，实际上，由于受当地财政状况的影响不能完全获得低保，因此以低保线作为贫困线，对贫困人口有所低估。

亚洲开发银行按照支出标准估计的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为37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6.5%；城乡合计，属于低收入的生活困难人数约有90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7%左右。

对于贫困人口的保障不足，使得这部分人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减少收入的差距，导致贫困者的更加贫困。

第三，收入分配秩序缺乏政府有效的监管，形成体制漏洞。

主要是政府对一些通过非市场和非法手段实现暴富的高收入者的监管调节不力，政府作为市场秩序维护者的监管职能严重"缺位"，行政职能转变严重滞后。

部分城乡个体商户、私营业主、承包租赁经营者通过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过度剥削、甚至采取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等暴力手段迅速集敛财富，一些政府部门具有体制外寻求利益的内在驱动，借改革之名，滥发奖金、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进一步扰乱了分配秩序，加大了体制内外的收入差距。

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既有合理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特征、经济体制转轨、发展的阶段性等原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包括对资源享有的初始不平等、行业或部门垄断、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等原因。

1.资源禀赋的制约和要素市场化的要求。

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模式和收入分配格局有着深刻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始终处于过剩状态，城镇就业形势严峻，农村隐性失业问题没有根本缓解，而资本、资源、技术和管理的供给则处于偏紧状态。

这些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充分暴露，转入市场经济之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向有管理能力的经营者倾斜。

2.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先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分配制度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是为了适应要素市场化的要求，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需要。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和集体经济为经营主体，分配方式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收入分配制度由“单一的按劳分配”调整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这种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使得收入分配转向按要素的贡献和劳动力的质量进行分配，收入差距相应扩大。

3.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快发展的阶段，依托自然资源和资本优势的重工业发展明显快于轻工业，更快于第三产业，而政府和企业在重工业的收入分配中占有天然优势。

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会呈现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

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块的分配关系中，政府收入主要是体现在税收上，政府收入增长可以保持与国内生产（增加值）的增长基本同步，并可通过企业所得税、个人累进所得税的征收，取得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企业的盈利状况相应有很大改善。

通过对利润的支配权，企业在收入分配中也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

居民收入则主要受工资收入刚性的影响，增速低于国家、企业的收入增速，占比相应下降。

可以说，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的必然结果。

4.城乡、区域、群体的发展不平衡，固化甚至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国家发改委社会所一项研究表明，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64.5%。

同时，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区位优势和资源、人才、产业集聚效应，经济发展快，收入水平提高得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收入增长相对较慢。

从群体来看，低收入群体尤其是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收入水平难度很大；高收入群体则可以依靠财富的累积效应，使收入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速。

财富聚集具有的“马太效应”推动财产性收入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少数人集中，进一步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5.体制机制不合理，不利于收入分配合理化，甚至起着“逆向调节作用”。

一是财税体制不完善。

税收收入以间接税为主，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较弱。

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项目的支出比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保障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缓慢。

由于配套制度不健全和执行上的偏差，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产生逆向调节效应。

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中，转移性收入3928.2元，占2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转移性收入323.2元，占6.8%。

农村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8.2%。

三是公共服务不均等。

在城乡之间、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之间，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们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等方面执行不同的政策，享受不均等的公共服务，不仅拉大了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还造成了起点不公平、机会不公平的问题，成为今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起因。

四是行业垄断问题和企业分配机制缺陷依然存在。

垄断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并转化为经营者和职工的高收入，同质劳动获得的劳动报酬明显偏高，导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在企业内部，一方面，处理劳资双方关系的机制不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到位；另一方面，经营者约束机制不健全，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管理者收入偏高。

另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工作中存在重速度、轻就业，重效率、轻公平，重经济、轻社会的倾向，对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往往缺乏总体考虑和政策、资金支持。

改善个人收入分配的基本对策总体上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的任务，又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