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适性模式-联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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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公共政策》复习资料

“政策分析”作为学术术语是由美国的林德布洛姆于1956年出版的《政策分析》一书首先提出的.公共组织就是以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协调和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组织.政策链是指国家\政府和一定类型的政治体制中的执政党为解决同一政策问题而先后制定的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在形态和功能上具有差别性的一系列政策.政策一般是从无数项具体的个别政策和众多的政策群\政策链中,抽象出所有的政策的共同的本质和属性.无结构访谈法又称深度访谈法,是一种非标准化\非格式化的政策研究资料的收集方法.实地观察法是在自然环境下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观看\倾听和感受的一种政策研究手段.非参与观察法也称局外观察,它不要求研究者直接进入被研究者的日常活动,观察者通常作为旁观者了解事情的发展动态.参与观察法就是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实际参与研究对象的一些与政策过程有关的生活过程进行观察.个案分析也叫个案研究或案例研究,是对单一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而具体研究的方法.西蒙在《管理行为》一书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是”管理就是决策”. 1951年,美国的勒纳和拉斯韦尔共同主编的《政策科学:视野与方法的近期发展》被誉为”政策科学的开山之作”\”公共政策学的经典著作”,被人们认做公共政策诞生的标志.公共政策学的创立者是拉斯韦尔.公共政策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的标志是德洛尔的《重新审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公共政策学的发源地是美国.侧重于政策方案,拉斯韦尔和卡普兰对公共政策的定义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侧重于政策结果,伊斯顿于1951年出版的《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把公共政策界定为”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分配”. 谋求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和目的.元政策或者叫做总政策(总路线\总方针),是政策体系中管总的或具有统摄性的政策,对其他各项政策起指导和规范的作用,是其他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是政策主体用以指导一定历史时期全局性行动的高度原则性的指针.它是关于政策的政策.针对某一社会领域或社会生活某个基本方面制定的\在该领域或方面起全局性与战略性作用的政策,就是基本政策.又被称做基本国策\方针性政策\纲领性政策\根本政策.战略就是政策主体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阶段上所要达到的主导全局的根本目标以及为目标实现所作的资源配置和行动步骤的设想,即邓小平经常讲到的”大政策”.战略也被称做”宏观决策”.策略是政策主体对某一特定形势制定的具体的行动路线.战术在军事上被诠释为”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对于公共政策来说,战术的含义是:为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在一定的方向上和一定的时间内解决某一局部问题的行动方案.政治政策包括民权政策\外交政策\国防政策\国家安全政策\公共安全政策\人力资源政策\阶级政策\民族政策\政党政策等.经济政策包括产权与经营权政策\农业政策\企业政策\交通政策\能源政策\基础建设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预算政策\福利政策\贸易政策\房地产政策\住宅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社会政策包括劳动政策\医疗卫生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公共救助(社会救济)政策\弱势群体优惠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宗教政策\移民政策等.程序性政策和非程序性政策是以政策主体在制定一项政策时有无现成的规范和原则可遵循为标准所做的类型划分.实质性政策与程序性政策是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以政策是否改变客观对象为标准所做的类型划分.物质性(或实质性)政策与符号性(或象征性)政策是安德森以政策效果为标准划分.1977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决定废止大学招生实行的免试推荐制度而改行全国统一考试的制度,属于确定型政策.当代世界主要国家的政体可以划分六种类型:以中国为代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以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制,以法国为代表的半总统\半议会制,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超级总统制,以瑞士为代表的委员会制.立法决策是以上六种政治体制中公共政策共有的一种形式.立法权是美国国会的首要权力.国家结构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正式的\稳定的关系.政策主体要制约\禁止政策对象不做什么,或者说要使政策对象不发生政策主体不愿见的行为,就须使政策对政策对象的行为具有管制功能.公共政策的调控功能是指政府运用政策,在对社会公共事务所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社会资源的配置,指的是政策主体为一定的政策目标的实现而进行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调配与组合.社会价值的分配,指的是作为政策成本的社会资源投入后,随着政策目标的实现而获取的政策收益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间的分布.政策分配和调整利益关系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对社会利益进行分配和调整的政策如社会分配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二是间接对社会利益进行分配和调整的政策如现在很多国家制定和实施的推动高新科技发展的各种政策.公共政策是由政治性组织制定的,是国家\政府\政党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和行为准则.因此,公共政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政治性是公共政策的灵魂.政策系统是三大子系统即主体系统\支持系统\反馈系统构成的巨系统.公共政策主体是相对于政策客体而言的.它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实施\评估\监控的行为者.直接主体包括国家的代议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某些政治体制内的政党和军队领导人.间接主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次国家政策行为者,如地方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压力集团)\非政府组织\公共舆论\社会政治运动\公民等.第二类是跨国政策行为者,如跨国公司\多国公司\欧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阿拉伯联盟\非洲统一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第三类是全球性政策行为者,包括全球性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信息传播系统是政策系统的”神经系统”.政策咨询系统也称”思想库”\”智囊”或”外脑”,通常由政策研究机构\政府与这些机构的关系\咨询活动构成.政策监控系统的任务是保证政策系统的良性运行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减少决策失误,避免政策执行中发生变形.政策评估系统的基本功能是为政策的优劣\存废以及政策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事实和价值依据.政策系统的核心是公共权力.所谓公共权力就是基于特定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同意或授权,为支配\管理\调控该政治共同体内部和对外的公共事务,而物化于法定公共组织及其各组成部分的职权关系中的一种公共权威力量.法国是中央集权型单一制的典型.英国则是地方分权型单一制的典1型.在现实中,联邦制既可能是真实的联邦制如美国\加拿大\德国等,也可能是象征性的联邦制,如巴西\墨西哥等.决定公共政策质量的关键性要素是政府能力.首长制也称”一长制”\”独任制”,即最高决策权为某人所独掌,并由其承担全部决策责任的组织体制.委员会制又称”合议制”\”会议制”,即最高决策权配置给由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委员会,政策方案的最终择定由委员会集体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分权制,即各级决策机关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拥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上级机关无权干预下级机关的决策活动.在我国,民主集中制是公共决策的基本规则.从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美国的公共决策体制属于典型的总统制;英国的公共决策体制属于议会制;.俄罗斯被认为是实行超级总统制的典型国家;半总统半议会制又称双首长制,这种公共决策体制同时兼具总统制和议会这两种体制的特点,首创而且至今仍在实行这一体制的是法国;国家最高决策权的行使采取委员会制的是瑞士;当代中国实行的公共决策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近代以来,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军人独裁制.20世纪后半期,在一系列刚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里,军人独裁制度一度十分流行.决策者依据完整而综合的信息做出理性的决策,即他遵循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原则,选择最优方案,使用最佳\最适当的手段,达到最大值的政策结果.西蒙提出了决策者有限理性命题.渐进主义模型是由美国学者林德布洛姆构建的.德洛尔提出的综合模型叫做规范最适模型.埃齐奥尼提出的综合模型叫做混合扫描模型.贝塔朗菲提出了政治系统模型,政治系统模型是公共政策分析中最具有解释力,并且最具有普适性的一个模型.机构—制度模型是公共政策分析中应用最广泛而又最缺乏理论色彩的一个决策模型.美国政治学研究者莱瑟姆从集团理论这一视角去分析政府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形成了政策分析的集团模型.精英决策模型提示了现代民主国家的根本理念”主权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与实际的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中总是由直接掌握政权的少数人来主导这一难以克服的悖论.公共决策的现代化首先是决策过程的理性化,公共决策过程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政策问题是指统治集团或社会大多数人感觉到现实中出现的某种情况与他们的利益\期望\价值和规范有相当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进而通过团体或组织活动要求有关社会组织和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并被后者列入政策议程的社会或公共问题.政府部门是公共问题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提出主体.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们采取游说\宣传\捐款等方式,争取政府将它们提出的公共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并采纳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建议,或者通过各种手段阻止对自己利益产生损害的政策.利益型政策网络通常由与某一政策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相关机构及其代表人士构成,它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但它本身又常常不是固化的利益集团.意见型政策网络一般由对某一政策没有相关利益但有相近观点的专业机构或人士构成.西方社会中的议题网络就属此类.混合型政策网络则由对某一政策既有相关利益又有相近观点的机构及人士构成.问题认定就是对需要由公共政策来解决的公共问题进行性质\范围\涉及领域及相关利益关系的界定过程.边界分析就是一种对公共问题的本质属性和实际范围进行分析和界定的方法.多角度分析即一种通过系统地运用个人\组织\技术等多重认识来获得对公共问题的全面了解和解决办法的分析方法.头脑风暴法也称脑力激荡法,是指由一定数目的人员,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或者利益相关者,从各个角度共同讨论有关的公共问题,并因而激发大量的新构想的一种分析过程和方法.假设分析是一种旨在将相互冲突的公共问题立论假设创造性地综合为一体的分析技术.政策议程通常是有关公共问题受到政府及公共组织的高度重视并被正式纳入其政策讨论和被确定为应予以解决的政策问题的过程.系统议程由政治群体的成员共同认为值得公众关注并且处于政府管辖范围之内的所有问题构成,指政治系统讨论和认定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过程.政府议程指政府组织正式讨论和认定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过程.由于政府议程通常比系统或公众议程要正规,所以又称正式议程.外在创始模型通常在民主和平等的社会中比较常见;动员模型通常出现在不太民主的社会中;内在创始模型在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比较流行.政策规划是指在建立有关政策议程后,为了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公共权力机关组织力量草拟政策方案与行动步骤的过程.在政策规划中,政策制定者常常要参考\借鉴不同国家\地区或者其他部门相关的政策方案,学习其中的知识\技术或者是政策观念,并从其中汲取灵感和受到启发.这个过程被称为政策学习.现实中的政策变迁或者政策创新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政策学习.工具学习是指学习内容主要是技术\政策制定\过程及政策工具等.概念学习或者问题学习是指在政策制定中从一个不同的评价角度来看待事物.社会学习是指决策者学习有关政策价值以及规范\目标\责任等其他深层次的特质.政策移植是一个政策借用国采纳其他国家的公共政策\行政体制\制度及思想等来解决本国所面临的政策问题.政策论证是指政策方案的论证以有力的信息来强化自己的政策主张,并且对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已经提出或有可能提出的不同意见进行有理有据的抗辩,旨在推动决策者采纳自己的政策方案而拒绝其他政策方案的做法.权威模式是指利用政策论证者自身的社会成就或特殊身份所产生的权威性影响,而作为论证信息的可信度的基础.在价值评价模式中政策论证是以伦理规范或道德原则方面的论证为基础的,相关信息转换成政策主张所依据的假设,是根据道德原则或伦理规范对有关政策及其结果所做的价值判断,如对与错\好与坏等.政策抉择的第二个环节是政策审议,第三个环节是政策采纳.政策内容的合法化,就是决策者择定的政策在内容上不能与既定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必须合乎有关法律的原则甚至具体规定.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主体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通过各种措施和手段作用于公共政策对象,使公共政策内容变为现实的行动过程.公共政策是以公共政策目标为行动方向的,政策目标是政策执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一代政策执行研究路径被称为”向前推进策略”;第二代政策执行研究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第三代政策执行研究的整合路径试图建立能够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整合性概念架构.过程模型由美国学者史密斯在其《政策执行过程》一文中首次提出;互适模型(互动理论模型)由美国学者麦克拉夫林在其代表作《互相调适的政策实施》中提出的;循环模型由美国学者雷恩和拉2宾诺维茨提出的;博弈模型以美国学者巴达克为代表;系统模型又称霍恩—米特尔模型,由美国学者霍恩和米特尔提出;综合模型由美国学者梅兹曼尼安和萨巴蒂尔提出.执行性是政策执行机关最主要\最核心的特征.资源是政策执行过程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性条件.常见的政策执行工具有行政工具\法律工具\经济工具\思想政治工具\技术工具等.经济环境是公共政策执行最深层环境,是公共政策执行物质基础. 忠实原则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基本原则.”有利就执行,无利就变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是有悖于忠实原则的,必然导致政策执行偏差乃至失败.政策成本评估就是评估政策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政策效益评估是评估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程度.政策价值评估是通过某种方式对政策在价值上所具有的意义进行评估.政策评估实施阶段是整个评估活动中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政策效率是指政策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政策的投入包括政策活动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和时间,政策的产出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直接产生的结果.政策影响是指政策产生出所引起人们行为和态度方面的实际变化. 回应性是政策结果满足人们需求\价值与机会的有效程度.以实际监控的时间先后为标准,分为预防性监控\过程性监控和结果监控;以监控的经常性为标准,分为经常性监控和引发性监控;以监控的参与程度为标准,分为单方面监控和抗辩性监控.内部政策监控主体是指各级行政机关.政策的合法性是指政策获得相关的社会主体认可和接受的程度,这是政策能够发挥作用\产生效力的基础.政策维持就是指通过分析政策稳定的积极因素使之转化为政策稳定的动力,以保持政策稳定的行为和过程.法制化的政策不会因政策主体\环境的变化而变动,是政策维持的终极手段.公共政策变动的模式可分为:周期型是美国学者亚瑟·施莱辛格提出的;学习型由萨巴提尔等人提出.经济制度和体制变革是政策创新的直接动力.民众诉求是政策创新的根本动力.政策措施的的调整是政策调整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实现的一种. 实事求是是公共政策调整过程所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线性接续是原有政策的终止和服务于同样政策目标的新政策的产生.非线性接续通常是指政策对象的变化或政策衡量指标上的变化,如根据年龄转变为根据收入确定政策受益对象.功能的终结就是终止由政策执行而带来的某种或某些服务.在政策终结的所有对象中,以功能的终结最难.政策的终结是指政策本身的终结.政策废止是政策终结的一种最直接\最彻底的方式.政策分解是指将旧政策的内容按照一定的规则分解出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各自形成一项新政策.政策合并是指有些政策虽然被终止了,但它们所担负的功能并没有被取消,因而通过一定的程序,将仍然可行的部分重新组合后以一项新政策的面貌出现.政策缩减是采用渐进的方式对政策进行终结,以缓冲终结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逐步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减少损失.知道是什么的事实知识,主要指可以观察\感知或以数据呈现出来的知识,如统计数据\调查结果等.知道怎样做的技能知识,即有关技术的知识或做事的技术,比如工作人员解决问题的技巧和经验,人们的表达技巧的知识等.知识不同于其他物品,它可以重复使用且不会因为使用者多少或使用频率高低而出现任何销蚀与损耗.协调性原则即根据政策大系统总任务\总目标的要求\使各子系统相互协同配合,并以各个子系统局部最优化为基础,通过调节控制\实现大系统的最优化.狗急跳墙式的政策建议多是一种应急性的,也就是发生危机后,才开始进行政策的分析,而由于时间等方面的要求,政策分析者就匆匆忙忙提出建议,犯下一知半解\生搬硬套的错误.学术型政策研究组织是以公共政策基础理论及其相关实践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政策研究组织.产业型政策研究组织是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企业法人.一手资料的收集方法:无结构访谈法\实地观察法\非参与观察法\参与观察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是三门相互联系的交叉学科.20世纪前半期产生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系统性\动态性和最优化.基本方法是:系统方法\信息方法\反馈方法\功能模拟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研究课题的选择偏重于:伦理取向\管理取向\政府改革取向.美国四大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的三大要素:公共问题\公共目标\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产生必须具有的三个初始条件(必须具备的三个核心要素)公共问题的形成\公共决策机关的产生\公共强制机构的出现.以同一政策体系内的各项政策相互间是否存在着涵盖与衍生的关系为标准,公共政策可以划分为:元政策\基本政策\部门政策.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是:社会正义\社会公正\社会协调\社会稳定.人大决策主要采取形式:宪法\基本法律\其他法律\人大决定.人大职权: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存在国家元首决策的三种类型的国家:总统制\半总统半议会制\超级总统制.当代中国的行政决策主要包括: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部门规章.公共政策的基本功能:管制功能\引导功能\调控功能\分配功能.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价值多元化趋势日益显著,公共政策的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和动荡,主要表现为:不确定性\关联性\模糊性\动态性.构成政策支持系统的四个子系统是:信息传播系统\政策咨询系统\政策监控系统\政策评估系统.政策系统的一般环境:地理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法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国际环境.社会团体通过四大环节对公共政策发生影响:利益聚合\利益表达\政策传递\政策监督.政策网络分类:利益型政策网络\意见型政策网络\混合型政策网络.方案设计的基本要素:结果\目标人群\执行机构\法规.与政策学习类似的概念:政策转移\政策移植\政策扩散\经验汲取.从学习的内容及程度上一般认为存在着三种类型:工具学习\概念学习\社会学习.公共政策的抉择主体:国家元首\行政首长\民意代表\法官\执政党首脑以及军事首长.公共政策的抉择原则:尊重科学分析的价\考虑各方利益的平衡\发挥决策者的能动作用\遵照有关程序的规定.公共政策抉择的合法化:政策内容的合法化.就是决策者择定的政策在内容上不能与既定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必须合乎有关法律的原则甚至具体规定.决策程序的合法化(1)行政系统的决策程序A法3。

联盟的理论简介

兰德尔· 施韦勒的“利益平衡论”
• • • • • 施韦勒提出“利益平衡论”，认为国家行为时由它们所认定的利益决定的，而不仅仅是由权力分布或所谓的威胁决定的。对自身利益的界定不同，其联盟行为将大异其趣。首先，施韦勒的”利益平衡理论“纠正了沃尔兹，沃尔特理论的现状偏见，将被他们所忽视的修正主义国家的概念引入到理论中来，特别是从理论上着重探讨了国家的追随行为，对此前居于正统地位的”制衡论“提出了挑战；其次，与结构均势理论以及威胁平衡理论具有的”静态“特征不同，施韦勒对追随行为的强调实际上暗含了体系变化的”动力学“；最后由于该理论既考虑了国家的权力、更考虑到国家的属性，因而它具有了更强的解释力。然而，施韦勒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1.他虽是一个结构主义者，而他的分析恰恰忽视了体系结构的力量，过分强调国家在体系结构中的能动性和可选择的空间。2.施韦勒认为追随行为是一种得多失少的政策，而平衡是一种失少得多的政策，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为了眼前利益而去牺牲长远利益的，尤其是有一定能力的大国。3.施韦勒认为追随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 肯定性认可“，是引诱追随的最主要手段，二是”恐惧“，它能驱使国家做出与强者为伍的决定，事实上，有一类国家被忽视了，即体系中没有收到威胁的大国。
“联盟困境理论”及其他联盟理论
格伦· 斯奈德及其“联盟困境理论”
• 一国与预期敌人的实力差距越大，它就越想加入联盟，而一旦组成了联盟，联盟内部将会进行广泛而持久的讨价还价，以实现联盟利益的最大化，同时有效应对敌对国家发出的安全挑战。于是，在联盟内部就会出现两个批次相关的困境：背信弃义和再结盟。而这种困境也被称为“联盟安全困境”。 • 格伦· 斯奈德认为两极体系下，结盟双方都没有别的结盟选择，因此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的小得多，“联盟困境”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在处理敌国的关系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相互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会担心会因此被伙伴抛弃。

民主之“鞋”：质量好坏关键看合不合脚——多国政要、智库学者谈“危机背景下民主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372017.5当代世界201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万寿论坛”系列活动之“危机背景下民主制度的困境和出路”主题对话会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

中联部研究室主任栾建章、拉美局局长魏强主持了对话活动。

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十国的40余位政要和学者，围绕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治理挑战与经验、政党的角色与责任等问题，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及青年师生深入互动交流。

西式自由民主在不同国家都出现了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挟冷战胜利余威，以“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万能方程式”和“历史终结”鸣锣开道，并在强大军力的“护卫”下在全球肆无忌惮地推行“自由民主”，结果非但没有给“受众”带来预期的繁荣和稳定，反而造成相关国家持续动荡和贫穷。

对于这种强推民主酿成的苦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感受十分深刻。

民主之“鞋”：质量好坏关键看合不合脚——多国政要、智库学者谈“危机背景下民主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赵雨泽／文DOI: 10.19422/ki.ddsj.2017.05.009埃塞俄比亚政府政策研究中心新闻处主任赛科•盖塔丘•提鲁内指出，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式民主已经陷入危机，导致世界范围内效仿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系列问题由此产生。

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柬司法行政部副国务秘书乔索帕尼认为，目前西式民主遭遇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

即便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样的“老牌民主国家”，尚且不同程度深陷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泥潭中难以自拔，遑论印度等不遗余力推行西式民主但收效甚微的发展中国家，西式民主的弊端可见一斑。

黎巴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黎巴嫩美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格桑•达伊巴指出，目前西方民主遭遇的困境，与资本主义内生缺陷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密不可分，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更是加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危机”。

深度学习学习科学视阈下的最优整合

电化教育研究深度学习：学习科学视阈下的最优整合段茂君1,郑鸿颖2(1.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四川成都610066;2.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66)[摘要]为超越认知心理学的局限,深度学习研究从狭义走向广义成为必然。

复杂科学为广义深度学习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学习科学为学习系统简化提供了合理依据,以此可重新审视深度学习的缘起、内涵、机制及过程。

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历史演变,指出深度学习缘起于认知心理学的重塑、课程与教学论的变革以及教育技术学的突破;基于对既有内涵的梳理,认为深度学习是学习科学视阈下对信息深度加工过程、教师深度引导过程、技术深度支持过程三者的最优整合;依托影响因素分析,点明深度学习的发生机制以知识内容为客观载体、以真实情境为客观条件、以心理机能为主观意识;从纵向优化和横向整合两个方面建立了深度学习的一般过程模型,其间三个“深度过程”和“三维机制”不断趋于最优整合,共同促进学习者深度学习。

[关键词]深度学习;学习科学;最优整合;复杂科学;发生机制[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志码]A[作者简介]段茂君(1995—),女,四川自贡人。

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深度学习、复杂科学、英语教育研究。

E-mail:*****************。

基金项目: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思维可视化视角下高中英语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7XJA8800009)一、引言近年来,得益于计算机科学的蓬勃发展,深度学习得到迅速普及,同时深度学习也是教育领域的重要概念,已成为全新教育理念与学习方式变革的标志[1]。

不同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共识,教育视阈下的深度学习在缘起、内涵、机制、过程等方面的认识上百家争鸣[2],且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认知心理学、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3]。

加之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渊源误解,因而让人既备受启发又不知所以。

事实上,学习可看成一个“宏观巨系统”,多变量、多维度、非线性、耦合性等特质决定了借鉴复杂理论的可行性[4],为深度学习研究走向广义开辟了新思路。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读书笔记0222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读书笔记【德】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一、内容简介作者简介柯武刚（Wolfgang Kasper），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史漫飞（Manfred E.Streit），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经济体制研究所教授。

两位作者在1960年代中期的一个研究班里，作为“学徒”开始了学术生涯.当时是德国萨尔布吕克大学赫伯特·吉尔斯教授的博士生和助手，也是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职员。

25年中分别体验了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生活.推荐人语这是一部扎实的也很必要的书。

它内容全面,叙述浅显，适于应用.现代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要素被组织得如此紧凑，说明这一理论确实已进入了‘成年期'。

现在,可以向有心了解这门学问的读者推荐这《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而不必推荐该领域中的全部文献了.詹姆斯·M·布坎南近年来，制度经济学这门学科声誉日隆。

因为标准的经济学解释往往不能把握当代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如在发展国家中进行的经济改革、在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中发生的转变、新兴工业经济中的控管问题。

制度经济学家指出,规则体系在解释这些问题上至关重要，而要想在这些问题上找到能经得起考验的解决办法，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制度必须为日趋复杂的人际交往奠定坚实的基础，因为人们的交往和合作有赖于纤细脆弱的信任链条。

制度经济学在近期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偶然事件。

因为在具有选举制民主政体的成熟工业经济中，激增的政府干预和日益政治化的经济生活导致无法预料的后果，引起传统经济秩序衰微。

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较低，助长对公共政策的广泛讥讽和厌倦.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加剧,处于下风的国家开始努力学习和效仿成功国家的制度。

中央计划经济导致苏联经济失败和解体，计划经济和无法和市场经济抗衡.存在大量政府管制的经济也开始衰退。

从而引发经济学家呼吁制度改革，因此必须研究制度,方能搞明白为什么解除管制有好处，为什么私有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

合法性理论与社会组织联盟的合法性

合法性理论与社会组织联盟的合法性合法性理论源于西方，有关合法性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范式，分别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经验主义合法性和哈贝马斯重建性的合法性。

本文在分析西方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对社会组织联盟的合法性进行了探讨，认为联盟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联盟内外共识的规则或道理，感情的忠诚以及共同的利益。

标签：合法性理论；社会组织联盟；合法性；来源“合法性”是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对应的英文单词是Legitimacy。

“合法性”不等同于“合法律性”。

Legitimacy在英语词典里的基本义项有合法、合理、正当等。

因此，我们在讲合法性时，并不仅仅指合乎法律，还包括法律之外的惯例、规范或共同的价值。

本文在分析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社会组织联盟合法性的内涵。

联盟作为近些年来第三领域内的新兴组织形式，在社会治理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握社会组织联盟的合法性对于正确认识和定位联盟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科当中很早就有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关于合法性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范式，分别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经验主义合法性和哈贝马斯重建性的合法性。

（一）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是把某种永恒不变的价值规范，如善、正义和美德等，作为认定政治秩序合法的基础，认为凡是具备善和正义的统治都是合法的。

该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政治秩序的基础是正义，而正义是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统治者的利益，正义就是智慧与美德。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亦是其思想的忠实继承人。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系统地探讨了“何为正义”，他表示，城邦正义就是三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但又协调一致，为了城邦利益而履行职责，以维护社会的普遍和谐；个人正义就是合理安排自己灵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

柏拉图强调，以正义为基础建立的城邦就是善的城邦，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

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及案例考察

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及案例考察一、本文概述Overview of this article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方式，正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协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与协调，以共同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

本文旨在探讨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并通过案例考察分析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与效果。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socie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s an emerging form of governance, is gradually receiving widespread atten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mphasizes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to jointly address complex social issue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analyze its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in practice through case studies.本文首先介绍了协同治理的概念、特征及其产生背景，阐述了协同治理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性。

随后，文章梳理了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包括协同理论、网络治理理论等，构建了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

在这一框架下，本文深入探讨了协同治理的主体构成、合作机制、治理结构等核心要素，分析了协同治理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提高治理效能方面的独特优势。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background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elaborates on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oday's society. Subsequently, the article sorted ou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cluding collaborative theory, network governance theory, etc., and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core element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cluding its subject composi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It analyzes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achieving maximum public interest and improv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接下来，本文选取了若干个国内外协同治理的典型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的考察和分析，揭示了协同治理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目标、挑战与中国方案

25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目标、挑战与中国方案鲁传颖【内容提要】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是指国家、市场和技术社群行为体为实现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安全发展与和平利用而共同制定实施一系列原则、规范和制度的过程。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技术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加速发展，各个行为体和平台围绕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和安全建立了诸多治理机制。

但是，地缘政治因素和复杂的政治、市场、技术逻辑之间的分歧制约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大国，中国及时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人工智能治理全球秩序机制复合体中国方案2023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成立实体机构负责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并召集成立“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委员会”进行探讨，拉开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序幕。

2023年2月和11月，荷兰与英国分别举办了全球性的人工智能峰会，发布了《军事领域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行动倡议》和《布莱切利宣言》。

202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政策主张。

此外，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也陆续提出有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倡议。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关于人工智能的倡议已有50多个，这标志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开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新篇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是指国家、市场和技术社群等行为体为实现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安全发展与和平利用而共同制定和落实一系列原则、规范和制度的过程。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战略性技术，具有改变全球格局和人类发展进程的潜力。

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所涉及的广泛行为体和行业领域远远超出了常规技术，是最复杂也是影响力最大的战略技术。

正因为人工智能涉及议题领域广泛、行为体众多，如果缺乏规则和秩序，各方在伦理、规范和安全领域的很多分歧都难以解决，必将导致更多的冲突。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为贯彻落实省关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做优做强相关文件精神，全方彳⑦隹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结合实际，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思路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数字化变革为引领，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建设〃产业大脑〃提升支撑能级，培育〃智能制造单元〃变革生产组织方式，打造智能制造〃升级版〃，实现装备行业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为促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工业强城建设、做优做强数字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二、发展目标实现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全覆盖、重点产业链行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全覆盖、重点园区数字化运营平台全覆盖，生产方式实现新变革，产业链组织涌现新模式，构筑〃产业大脑+智能制造单元〃多层次立体式的数字化转型新体系，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高，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装备行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到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进入数字化普及阶段，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88%,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70%。

三、主要任务(-)全面提升数字技术应用培育和引进一批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服务商,提升系统集成和定制化开发供给能力。

围绕技术融合、集成应用、模式创新等重点方向，促进工业互联网与装备工业深度融合,支持创建装备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深化标识解析在行业广泛应用。

推动5G、数字挛生、VR/AR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仓储物流、运维服务等环节深度融合,向数字化管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在装备领域建设一批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

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加快布局一批重大场景，引导装备企业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品牌影响力突出的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的示范效应，提升带动行业数字化整体水平。

新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三大特征

新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三大特征[摘要]新自由主义产生政治、行政和思想界三大领域的斗争和合作。

作为一场思想运动，新自由主义有三个特点。

它发端于英美学术界，同时又具有跨国性；它在福利资本主义和冷战对立中历史性地孕育成长；它纯粹地强调市场的力量，认为市场是权力、报酬和自由的来源及判准，并蔑视政治、行政系统和福利国家。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思想运动；跨国性；福利资本主义在社会科学中，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及却欠明了的概念。

在澳大利亚学者曼弗雷德·史泰格和拉里·罗伊看来，新自由主义有三个维度：即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与政策。

[1] 史蒂芬尼·李·马奇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政治、行政和思想界三大领域的斗争与合作的产物。

[2] 作为一项思想运动，新自由主义的“新”有三层含义：（1）它的根基在英美学术界，同时又具有跨国性；（2）它在福利资本主义和冷战对立中历史性地孕育成长；（3）它纯粹地强调市场作为权力、回报和自由的源泉，并蔑视政治、行政系统和福利国家。

下文对这三个特点分别论述。

一、基于英美的跨国性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之所以值得注意，部分是因为它的跨国性和超国家性——也就是说，它的活动中心和组织形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也是因为它在地理上来说根基于英美知识界。

除参与直接的政治行动之外，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通过解释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败、提出一套经济复苏的建议方案来为政治精英提供符号资源。

通过能够在国际层面产生强迫性和规范性压力的政府和组织，如美国政府（或者在更一般性的意义上，富有的“核心”国家）、经合组织、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符号资源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这些符号资源源自英美，由一批特别的知识生产者提供，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专业兴趣。

关于这一点，现有的文献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英美中心主义描述为：（1）通过美籍和在美国接受教育训练的经济学家在拉美改革的直接干预，对自由市场思想进行政治上的合法化和专业地位的提升（在经济学领域）；（2）经济学专业的国际化以及对美国学术界专业认证权的强化。

战略联盟理论研究综述

战略联盟理论研究综述摘要本文对战略联盟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回顾和分析，探讨了战略联盟理论的发展趋势和不足之处。

本文旨在为研究者提供有关战略联盟理论的综合性观点，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引言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多个企业之间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关系通常以互惠互利的原则为基础，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战略联盟已成为企业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

本文旨在综述战略联盟理论的研究现状，探讨其发展趋势和不足之处，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借鉴。

主体部分1、战略联盟的概念与形成原因战略联盟是指企业之间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合作关系，其形式可以包括技术合作、研发合作、生产合作、市场合作等。

战略联盟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市场竞争压力：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企业需要通过建立战略联盟来提升自身竞争力，共同应对市场挑战。

(2)技术创新需求：企业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可以共享资源，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3)资源互补：企业之间由于资源类型和拥有程度不同，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可以实现资源互补，优化资源配置。

(4)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通过建立战略联盟，企业可以共同开拓市场、推广品牌，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2、战略联盟的类型分析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战略联盟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其中，常见的分类方式包括以下几种：(1)按照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划分：可分为紧密型联盟和松散型联盟。

紧密型联盟通常涉及股权参与、人员交叉任职等情况，而松散型联盟则主要以非股权形式的合作为主。

(2)按照合作企业之间的合作范围划分：可分为全面性联盟和专门性联盟。

全面性联盟是指企业在各个领域都进行合作，而专门性联盟则是在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合作。

(3)按照合作企业之间的合作时间划分：可分为长期联盟和短期联盟。

长期联盟通常涉及长期合同和稳定合作关系，而短期联盟则是在一定时间内达成合作目标后解散。

2023年注册会计师之注会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高分题库附精品答案

2023年注册会计师之注会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高分题库附精品答案单选题（共30题）1、甲钢铁公司铁矿石原料主要依赖进口，下列各项中，属于其市场风险的是（）。

A.产品风险B.政治风险C.流动性风险D.汇率风险【答案】 D2、（2021年真题）圆融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一直占据行业第一的位置。

但是2018年以来，由于本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水平逐步提高，该行业发展受到威胁。

根据SWOT理论，甲公司适合采用的战略是（）。

A.增长型战略B.多种经营战略C.扭转型战略D.防御型战略【答案】 B3、甲是一家复印机生产企业，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公司的口号从“我们生产复印机”向“我们提高办事效率”转变，还增加了各种文件处理产品和相应的服务，从甲公司业务的转变来看，体现的是（）。

A.公司使命的转变B.公司宗旨的转变C.公司目标的转变D.公司经营哲学的转变【答案】 B4、（2020年真题）宝灵公司是一家牙膏生产企业。

目前牙膏行业的销售额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各个企业生产的不同品牌的牙膏在质量和功效等方面差别不大，价格竞争十分激烈。

在上述情况下，宝灵公司的战略重点应是（）。

A.扩大市场份额B.在巩固市场份额的同时提高投资报酬率C.提高投资报酬率D.争取最大市场份额【答案】 B5、某日化用品企业采用加大牙膏管口径的方式增加使用量，以此达到增加牙膏销售量的目的，这种战略属于（）。

A.市场渗透战略B.产品开发战略C.市场开发战略D.多元化战略【答案】 A6、丰源公司是一家多年从事制氧设备出口业务的国有企业。

2019 年初，面对国外市场环境趋紧、订单大幅减少造成的风险，该公司开辟了国内销售业务，两年多来取得良好的业绩。

本案例中丰源公司的做法体现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中的（）。

A.风险管理策略B.风险管理组织职能体系C.风险管理信息系统D.风险管理理财措施【答案】 A7、元眉公司每年最低运营资本为5亿元，但是有5%的可能性需要8亿元维持运营，有1%的可能性需要11亿元才能维持运营。

2014年公共政策学0318_自考复习要点中

※政策环境：对于具体的政策主体系统来说，存在两种不同的政策环境：1、政策系统的一般环境即系统的生态环境，包括：①地理自然环境②经济环境③政治法治环境④社会文化环境⑤国际环境。

2、政策系统的工作环境：是指政策系统在制定和实施某项公共政策的过程中直接地对政策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的政策环境。

一国的现实国情是政策的工作环境。

※政策反馈系统：政策反馈系统是将政策的主体系统与客体系统、政策系统与政策环境连接起来的一个特殊子系统。

多层次、多网络是其突出特点。

※政策系统的运行的步骤：①利益输入②利益综合③政策形成④政策发布⑤政策执行⑥政策反馈※政府权力、政府职能与公共政策的关系：1、政府权力、政府职能的二重性决定了公共政策的二重性：①公共政策是政府推行政治统治的基本工具②公共政策是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2、政府权力、政府职能决定政策的性质、类型与数量※国家结构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任何政策都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所提供的总体框架内运行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分为：1、单一制：①中央集权型（法国是中央集权型单一制的典型）②地方分权型（英国是地方分权型单一制的典型）2、联邦制。

※政府能力：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力，正确地制定并有效地实施公共政策的能力，其内涵包括如下：1、政府能力与政府权力、政府职能密切相关2、政府能力包括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两个层次的能力※公共决策权的配置：1、根据最高决策权所属人数的多少，分为：①首长制②委员会制；2、根据决策权限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分为：①分权制②集权制；3、根据上级决策机关对下级的指挥控制方式，可分为①完整制②分离制；4、根据决策系统中个部门的职责权限和范围，分为①层级制②职能制。

※公共决策规则：①全体一致规则②多数规则※公共决策体制的类型：①总统制②议会制③半总统制半议会制④超级总统制⑤委员会制⑥人民代表大会制⑦军人独裁制。

※公共利益的内涵：首先是利益获得者的群体范围，其次才是利益实现的程度。

治理理论

第一节治理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崛起的显学，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进展。

本节将主要从合作网络途径的角度，探讨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实践基础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处理群体生活的组织活动，就有了解决合作事务的具体实践。

公共管理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国家产生以前。

早在国家产生前，原始人就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为单位管理集体生产和共同防卫等事务。

这是公共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原始形态。

步入阶级社会后，国家和政府成了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组织方式。

国家除了要履行政治统治只能，还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以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公共事务少且目标单一，国家的公共管理只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根本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长远利益。

同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对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具有重要的作用。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阶级通知的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通知的独立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适应公共管理的这种发展趋势，行政力迅速扩张，大量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

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工具。

它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官僚组织的管理范围，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的管理只能随之增加，政府规模随之膨胀，大政府时代也就到来了。

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是官僚行政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注国家的竞争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门对公众的回应能力，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

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界定

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界定一、治理“治理”的本义是整治调理的意思，这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强的概念。

治理概念在学术界的研究应用很广泛，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范畴，“成为对旧式统治风格而言的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

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机构都对治理的概念做出了界定。

西方学者对治理理论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且经典。

例如：詹姆斯·N·罗西瑙认为，“治理是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基于共同目标开展的活动。

”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里安强调，“国家和私营利益集团要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治理。

”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总结了治理理论的五个论点，“治理是政府管理和公民社会自治一系列活动的总称，治理可以依靠刚性的法律制度也可以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相对于这些学者，全球治理协会的定义比较典型。

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其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是治理的重要手段。

在国内，俞可平教授对治理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治理是公共机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整治调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持续互动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是公共机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方式是协商合作；客体是公共事务；手段是整治调理；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治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

治理不同于统治，统治主要是以国家的强制力进行统领和管辖，而治理更多的是强调国家、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之间通过谈判的方式进行相互协商；第二，多样化的行动者。

不同于统治的单一主体，治理活动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社会公众。

第三，互动过程。

治理是多元主体基于共识形成协作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普适服务综述

普适服务综述作者：廖建新来源：《中兴通讯技术》2008年第01期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 计划)(2007CB307100，2007CB307103)；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60525110)；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4-0111)传统的电信网和互联网分别针对不同的目标而建设，因此有着不同的体系结构和技术体制，具有不同的运营模式，提供不同的服务/业务(“服务”和“业务”均对应英文中的“Service”，习惯上电信网领域译为“业务”，互联网领域译为“服务”，二者没有本质区别，下文中不再区分)。

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发展，电信网和互联网的技术相互渗透，运营模式相互借鉴，各自提供的服务也逐步扩展、重叠并趋同，可以断言，电信网和互联网的融合已成为大势所趋。

普适服务正是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融合了电信、计算机、互联网等各个领域对未来服务的需求和期望，描述了新一代一体化网络上所提供的服务的特征，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

当前对于普适服务的研究论述很多，不过，由于背景和立场的不同，各方面对于普适服务还处于各自表述的状态，没有统一的定义。

为了理清思路、统一认识，本文综述了普适服务的起源、概念、特征、发展现状，并对普适服务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研究热点进行了探讨。

1 普适服务的概念和特征普适服务的概念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计算机与互联网领域的普适计算研究领域，另一个是电信领域的超3G(B3G)研究领域。

普适计算是近年来计算机和互联网领域的研究热点，其思想是将计算机彻底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使人们的关注点由计算机回归到真正应该关注的计算任务上[1]。

普适计算的研究领域包括了无线和传感器网络(Wireless & Sensor Network)、智能空间(Smart Space)、可穿戴计算(Wearable Computing)、上下文感知(Context-Awareness)、移动计算(Mobile Computing)、游牧计算(Nomadic Computing)等诸多方面[2]，并仍在不断扩大。

国家治理场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谱系、建构逻辑与实现机制

国家治理场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谱系、建构逻辑与实现机制作者：范逢春张天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06期摘要：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政治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中的重要范畴。

作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怎样建设这个社会”这一问题的中国方案，社会治理共同体必然会成为彰显“中国之治”制度优越性的现实图景。

从理论的历史谱系来看，当前中国场域中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之根是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理论之本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理论之用是西方共同体思想。

国家治理场域中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遵循了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历史逻辑，秉承了从综合治理、协作治理到共同治理的现实逻辑，彰显了社会自治、社会法治与社会德治的未来逻辑。

国家治理场域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通过“认识论”升华来重塑社会治理结构，需要通过“方法论”升华来重造社会治理过程，需要通过“价值论”升华来重置社会治理目标。

关键词：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谱系;建构逻辑;实现机制“全球化进程带来了许多亟待关注的问题和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共同体是这些诸多问题与机遇中的核心。

”[1]在国家治理场域中，如何调和身份、利益、文化的多样性，进而实现政治统一、经济合作与社会凝聚，是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的重大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迅速成为政治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中的重要范畴。

诺曼·菲尔克拉夫（ Norman Fairclough）认为，“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

”[3]社会治理共同体话语作为可以实现“价值”的符号，必将回应社会运行，建构社会认同，实现社会的价值引领。

国内外学界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已进行了诸多探索。

在国外，往往以社区共同体（community）研究替代社会治理共同体（th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城市治理理论流派发展探析

城市治理理论流派发展探析城市治理理论是指对城市发展和管理的研究和思考，主要包括城市治理的理论框架、流派和模式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治理理论也逐渐发展壮大。

本文将探析城市治理的几个重要流派的发展情况。

第一个流派是管治理论流派。

管治理论强调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城市问题。

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韦伯和普罗斯，他们强调政府应该通过建立规则和制度来引导城市发展，同时强调政府应该具有权威和能力来执行这些规则和制度。

这一流派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个流派是网络治理理论流派。

网络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市民和各种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和合作，认为城市治理应该建立在协作和共享的基础上。

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罗斯特和理德，他们强调城市治理应该实现各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通过建立网络和平台来促进多方参与和信息共享。

这一流派的发展使城市治理理论更加注重合作和创新。

第四个流派是可持续发展治理理论流派。

可持续发展治理理论强调城市发展应该与环境、社会和经济相结合，认为城市治理应该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

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斯特恩和科斯特，他们强调城市发展应该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承载力，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来推动城市治理。

这一流派的发展使城市治理理论更加注重综合考虑和长远规划。

城市治理理论流派的发展可以总结为管治理论、参与治理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理论四个方面。

这些流派共同推动了城市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城市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启示。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深入探讨这些流派的差异和交叉，以及在不同背景下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的通知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的通知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教育部•【公布日期】2018.04.02•【文号】教技〔2018〕3号•【施行日期】2018.04.02•【效力等级】部门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高等教育正文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的通知教技〔2018〕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引导高等学校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不断提高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交流等能力，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战略支撑，特制定《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教育部2018年4月2日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和2017年全国高校科技工作会议精神，引导高校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进一步提升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一）基本态势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正引发可产生链式反应的科学突破、催生一批颠覆性技术，加速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塑造新型产业体系，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带来广阔前景。

人工智能具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点，是经济发展新引擎、社会发展加速器。

大数据驱动的视觉分析、自然语言理解和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能力迅速提高，商业智能对话和推荐、自动驾驶、智能穿戴设备、语言翻译、自动导航、新经济预测等正快速进入实用阶段，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渗透并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环节，形成从宏观到微观各领域的智能化新需求、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