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中双重“他者”的身份认同

俄国学者勃里吉科夫谈论说，“《静静的顿河》最可贵的东西，就是这部现代文学杰作的悲剧性”［1］。肖洛霍夫将特定历史时空下的顿河哥萨克与社会时代变换叠合——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包裹着个人命运的起落沉浮，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一波三折的人生际遇是为典型。因此，对葛利高里的悲剧性探究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但是，细察既有研究后笔者发现，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社会环境入手，强调连年战争彻底毁灭了葛利高里；另一方面则归结于他自身犹豫不决的性格导致其走上不归路。简言之，葛利高里的命运悲剧可以理解为外在环境和内在性格所致。然而，从哥萨克民族身份角度解析其悲剧命运的还鲜有成果，因此笔者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再次发掘造成葛利高里悲剧结局的深层原因。恰如尹鸿教授所说：“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

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越过表层、外层空间，通往作家心理、本文结构的里层、深层空间……重新阐述作品的意义。”［2］

一、双重“他者”的两难困境

“他者”在身份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概念，常与“主体”一词对立使用。“主体/他者”是身份认同中的两个参照对象，二者构成一种相斥互存的辩证关系。不同的社会成员因认可相同准则和理念等形成特定的团体组织，从整体上构成“主体”的形式和意义，如果再有其他人认同“主体”并被接纳则成为其一员，否则便被看作“他者”存在。“他者”相对“主体”而言，自然也成为了异质性的客体被排斥。《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于红白两军间左右摇摆的现象贯穿全篇，这实质上是他被双方都视作“他者”存在，继而被红白两军“主体”所驱逐。

2019年1月Journal of Henan Radio & TV University Jan. 2019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众多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本。从哥萨克民族身份角度探析葛利高里悲剧性命运的深层原因。他表面游走于白军与红军之间，实质上被当作双重“他者”存在，而这都是葛利高里身份认同失败和哥萨克族群抗争所致，但归根结底还是哥萨克民族身份造成了葛利高里的个人不幸与整个民族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 葛利高里； 双重“他者”； 身份认同； 族群抗争； 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62（2019）01-0051-06

收稿日期：2018-05-10

作者简介：霍国安，男，安徽六安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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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军的“他者”

葛利高里曾三次加入白军，但他从未真正成为白军“主体”一员。首先，白军自身人员成分复杂，除了多数的资产阶级外，还包括沙皇时期的将军、大量士官生和自由知识分子等，他们共同构成整体的、暂时性的“主体”。“主体”内部犬牙交错的势力，排斥葛利高里的融合。因为在白军“主体”看来，葛利高里的加入仅是战时需要，他不过是白军的一个战争工具。所以在利益切分上白军从未真正考虑过葛利高里的感受，他被完全排斥于白军“主体”之外。其次，白军认为葛利高里代表着乡巴佬、没有文化的哥萨克人，他不配掌握领导权和分享胜利果实，连葛利高里自己也觉察到“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而我却费力念完教堂小学。他们觉得我从头到脚都是格格不入的陌生人。这就是差异的原因！他们以为我，或我这样的人，不懂军事，比起他们来，简直是白痴”［3］。而且，白军将领放言：“不，不是我们应该感谢你们的援助，而是应该你们感谢我们的援助！正是你们应该感谢我们。这一点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清楚。如果没有我们的话，红军早已把你们消灭了。”［3］他们如此盛气凌人地对以葛利高里为代表的哥萨克民族群体大肆侮辱，蔑视对白军提供巨大帮助的哥萨克人。因此，葛利高里难以真正被白军“主体”吸纳，而白军将葛利高里作为异质的“他者”看待，表面的参与背后则是他受到白军坚决地抵制。葛利高里最终成为白军“主体”眼中格格不入的“他者”。

另一方面，葛利高里也未将自己完全定位于白军“主体”。多次加入白军阵营的他没有做好彻底融入白军的思想准备。与之相应，从小说中葛利高里的表现看，他还很可能走向红军队伍中。譬如，葛利高里因一次受伤去到后方医院治疗，碰到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加兰扎，加兰扎向他灌输无产阶级真理和讥讽沙皇专制政体，以及揭露战争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葛利高里受到加兰扎的影响，竟真的反思战争目的究竟为何，甚至他自己对祖国、沙皇和哥萨克军人全部天职的概念都有所动摇，因为红军和平解放的思想深深地打动葛利高里。尽管后来该思想囿于种种原因并未成为葛利高里的主导思想，但主人公的言谈举止中却时有表现。《静静的顿河》第四部中，葛利高里与参谋长科佩罗夫争辩关于红白两军对垒的看法。他虽然是白军的将领，却直言不讳地批评白军的作战只是“拥护旧的时代”［3］，白军是“用武力保护自己的旧日镇压暴民特权的刽子手”［3］，到最后白军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葛利高里的思想上很不认可白军“主体”，似乎还有意地站在红军一方，连科佩罗夫后来也说道：“我不了解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请你原谅我用语尖刻，你有点像布尔什维克。”［4］又如，小说快结束时，葛利高里甚至后悔自己以前的行为，认为他当初应该在红军队伍里一干到底，不该又跑去参加白军，结果搞得自己晕头转向，落得个无家可归、无路可走的境地。而这些都再一次地表明葛利高里怀有不愿真正充当白军的想法，他在暗中不断地自我疏离为白军的“他者”。因此，葛利高里必然会变成白军的“他者”存在，这既是由于他自身思想远离白军，也因为白军不断排斥着他，两者难以真正完全地相互融合。那么，反过来他便走向了红军。

（二）红军的“他者”

如前文所述，葛利高里几次加入白军队伍作战，但实际从主客观情况来看，他都不被白军“主体”接受，只能沦为“他者”而存在。于是，葛利高里选择走向红军阵营。他本以为加入红军能够得到接受和认可，但最终红军也放弃葛利高里，甚至还要消灭他。究其原因，这又是为什么？

哥萨克人在红白两军对阵中，曾帮助白军几度重创红军，虽有投降却又多次反叛，使得红军政权难以在顿河地区建立，他们反复、顽强的对抗也成为让红军头疼的大问题。而这一点，列宁更是清楚地认识到并着重指出，要在顿河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能不经历“非常长期的艰苦斗争和痛苦考验”［5］。因此，红军队伍一直带有对哥萨克人强烈抵触的情绪，尤其是处于战争最前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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