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书论与书家人格

理学书论与书家人格
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

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

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

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

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这些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

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

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

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

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理学文化之分支。

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

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
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

（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于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

儒家为经学之主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

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到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

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

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

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

“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

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

程颢进以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

”实际就是“性即理”也。

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

”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

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

”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2.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
双进”，或言“道重艺轻。

”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

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

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

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3.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

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

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

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

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4.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

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

所谓“尽性以知天”。

5.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

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

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6.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

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

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
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7.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

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

”体现处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

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

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重视心法。

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

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

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

清刘熙载《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之内涵。

2.重视“静”“敬”的蒙养工夫，强调“养气说”。

文征明写字态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

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不论书画、文章，须以无欲而静为主。

”
3.强调“胸次”，以积学和游览来开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

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认为：“宋代人论画，
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养。

”其实，宋人论书亦然。

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

所以张之屏《书法真诠》认为书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气象，一曰风采。

这都与书家心胸有关。

4.重视“韵胜”之书。

倡导“逸”格，从审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态度。

书观“气象”。

书法涵蕴人之德性。

书之韵在不俗，在远离尘俗。

如李祖年《翰墨丛谈》所谓：“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著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

”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劲气、坚骨、深情、雅韵四者，诗文书画不可缺一。

”
5.强调方法上的“妙悟”，体现为“心通”说。

书理与禅理相通，贵在“参详”“顿悟”。

朱长文《续书断》所谓：“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

黄山谷认为“学书如学禅”，必须参悟。

6.强调步骤上的“技进于道”。

或言“道进乎技”。

朱长文《续书谱》云：“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哉。

”
南宋刘克庄认为“艺不习则不工”等，都要求“技与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层面。

7.学书原则上先在“明理”，然后“达意”。

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则意新。

张怀《画苑补益》曰：“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

”刘熙载《书概》认为：“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

”便是明书理取近道也。

8.书法欣赏在“神会”。

不可以形器求也。

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

欣赏艺术唯求“畅神”而已。

张怀??《书议》《书断》等系列书论中所谓“一字见心”，“以风神气骨为上”，便是的论。

9.重视学问对于书法的作用。

晋人提出了“积学以致远”。

东坡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

黄山谷诗云：“书是人间真富贵。

”钱穆先生说：“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

”钱先生应该知道，书家何尝不是如此。

10.重视“天趣”，主张“以人复天”，强调“天机自然”。

所谓“得自天机，出于灵府”。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代屠龙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闭端妙合天趣。

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

”张之屏《书法真诠》专辟“养气第十六”，尤其重“养天机之清妙”。

他在“标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
11.人品即书品。

强调书法家人格修炼与书品形成的对应关系。

如文征明题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张之屏《书法真诠》“观人第十五”认为：“书画一道，肆习者固在天姿高，尤赖根器厚”。

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学书论中德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学养、融合多教等观念，确实拓宽了书论的范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我们俯瞰
书法，尤其从本体论来观察书法，获得更大的精神空间。

这也是理学对于书法的贡献。

三、理学书论的负面影响
理学对于书法的影响，自然也是双方面的，有着正、负作用。

正面如上，负面影响也如下。

1.过分重视内在修养，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

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最后评价：“清代学者，虽亦高自位置，然既乏干济，复缺性灵，徒于故纸堆中骋心力，故文学艺术皆见不振。

语其优者，不过为前代之后劲，无可分庭抗礼者。

”这更指出了大多数人的学习弊端。

姚孟起《字学参》已经注意到“形”的作用：“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

”
但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见。

2.过分注重人文内涵，简单的将书品与人品等观。

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

如元代郝经《叙书》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等语，有些忽略技法的倾向。

人品与书品未必决然对应，如对赵子昂、蔡京、王铎、林彪等的书法认同，需要辩证理解。

3.过分重视“端楷”，对于欹侧，放荡的行草等不能容忍。

尤其是对于有创变意向的作品多视为“异端”，明显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响，朱子就专作“端楷论”，有利有弊。

陈绎曾《翰林要诀》所谓：“笔笔有古意，字字有来
历”，强调功夫精熟，并不注重专精、博览之后的“蜕化”，即是创新意识。

这也是“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4.注重“文质相符”，对“写意精神”重视不够。

连“难得糊涂”的郑燮也在题画中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

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

虽然，他提倡“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但当时所出现的反对“写意”的情况是一致的。

如明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对王铎的变法大加挞伐，认为王书“魔气甚大”，对董其昌过分吹捧，令人生厌。

项穆《书法雅言》对祝允明草书的非难：“晚归怪俗，竟为恶态。

”这有些矫枉过正了。

理学书论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

甚至矛盾之处不少，反映出时代变化之丰富多彩。

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如许多书家在早期与晚期的理论出现矛盾，这恰好说明了时代所压，有时必须改变观念的趋势。

研究者也应该知道书论演变的复杂多变，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难管窥全豹了。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孙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