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书单

《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参考书目

《史通笺注》，(唐)刘知几著；张振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

《文史通义校注》，(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上海：商务，1922年)

《历史是什么?》爱德华·霍列特·卡尔(Carr，E.H.)著；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商务印书观1986年

《历史的观念》柯林武德：，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李振宏，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张广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史学导论》姜义华、赵吉惠、瞿林东、马雪萍，陕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柯文著，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

《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刘泽华主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计量史学方法导论》Floud，R.，王小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计量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霍俊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利科(Ricoeur，Paul)著；王建华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西方历史哲学导论》韩震，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历史学家的技艺》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彭卫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西方史学史》郭小凌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西方史学思想导论》陈勇、罗通秀编着，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

《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杨豫、胡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徐浩、侯建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与批判的》严建强、王渊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历史主义的贫困》波普尔，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中国史学思想史》吴怀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

《史学与史学批评》瞿林东，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

《史学要论》李守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历史哲学》黑格尔，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历史主客体导论：从宏观向微观的深化》魏小萍，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袁吉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时间·历史·叙事》李纪祥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跨学科交流：发展中国史学理论的构想

侯旭东

2003-09-05 10:21:38 阅读次

作者提供，原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3期

世纪之交，展望未来，不少史家强调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更有学者认为建立严谨、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是目前中国史学工作者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众人所关注的理论既包括通常所说的历史理论－－对过去的系统阐释，也兼指史学理论－－对研究过程的系统概括。的确，治史者不仅要沉潜书卷，钩沉索隐，钻研具体问题，还要更上一层楼，善于归纳总结一般性判断，构建对“过去”的理论诠释。这一工作并非一蹴可就，必定漫长艰辛，但对中国史学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设。

理论源于具体研究，但又不等于具体研究的简单叠加，而是它的提炼与升华。不过，在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一味追求“自力更生”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拿来、借鉴、消化与吸收“他山之石”始终是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史学上也是如此。

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大量被介绍到国内，构成过去二十年史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回顾这些年来史学界对西方学说的译介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流派的历史哲学（如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的历史哲学）与各种新史学流派（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上。这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国内都作过程度不同的评介和探讨，中国史家对它们也有深浅不一的把握。近些年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以及反思现有理论的不足上能够有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学的引入。但是，已有的成绩不能成为裹足不前的借口，我们的目光不应局限于西方的历史哲学与新史学，必须登高望远，关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动向，并与它们展开跨学科的对话交流，这是未来构建中国史学理论所不容忽视的。

正如《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的作者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又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营养。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刺激，就不会产生西方新史学。因此，欲建立中国的史学理论，仅仅钻研作为结果的西方新史学远远不够，还须寻根溯源，追踪和把握促生新史学的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样不仅会加深对西方新史学的理解，也有可能带动中国史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即通过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直接对话，找到中国史学发展的生长点与突破口，而不必亦步亦趋地跟在新史学后面。

广言之，古往今来指导史学记述与研究的理论绝大多数不是史家自身的创造，而是由哲学、科学或社会科学移植来的。长期影响古代中国史学的“五德终始说”便是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的发明；支配近代中国史学的进化论的首倡者乃是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若干“实证主义”的研究准则经过众多史家的实践已摸索形成，但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实证主义则是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提出，并由兰克系统输入史学，开创了统治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兰克学派”；马克思主义首先也是哲学理论、历史学中不过是加以一能够应用而已。如果说以往指导史学的理论多来自哲学的话，当前灵感更多地出自人文社会科学。二十多年前，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趋势眼下表现得更为明显，要提高中国史学的理论水平，创立系统的理论，必须认清学科相互影响的大趋势，争取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目前，随着大量现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国内人文社科的成长，学习与交流的条件已初步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