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立国战略导论_常修泽

原发期刊－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１０－２６页经济学报二○一三年第五期转型与发展７１doi :10．3969/j．issn 1007-6522．2013．05．002收稿日期:2013-06-05作者简介:常修泽(1945-)，男，山东省惠民县人。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制度创新理论、人本体制理论、广义产权理论、中国发展转型理论。

创新立国战略导论常修泽(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084)摘要: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到2050年力求“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其内涵，自然包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

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中国欲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和21世纪国内面临的两大挑战———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要求必须转变传统发展战略。

同时，全球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三大潮流，也要求必须实施创新立国战略。

“创新立国战略”，包括“企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企业层面创新”;还包括“产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产业层面创新”;更包括“国家层面创新”，但也不限于“国家层面创新”。

这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

更重要的是，其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包括创新型人才体制、创新型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关配套的经济体制等。

基于上述分析，可提出包括“一个顶层”、“三架横梁”和“四根立柱”在内的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

关键词:国家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13)05-0010-17中国现正处在历史性转型的过程中。

从现代史的角度看，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波大的转型，这就是1949年开启的社会制度转型和1978年开启的“经济体制转型”。

现在，第二波转型尚不能说已经完成，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可以预测，一场新的、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转型正在酝酿并将来临。

［1］在21世纪的“上半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中共十八大已经明确: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其内涵，自然包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

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到2050年，中国欲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21世纪国内面临的两大挑战———经济学报二○一三年第五期转型与发展８１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要求必须转变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战略。

而从全球视野看，在全球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世界三大潮流面前，必须推进全面创新。

为此，笔者提出了“创新立国战略”。

创新立国战略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

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包括创新型人才体制、创新型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关配套的经济体制等。

基于此，本文就创新立国战略体系的基本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故称“导论”。

一、创新立国战略提出的国内背景为什么要提出创新立国战略，从国内角度分析，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中国2050年建成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中共十八大后，国家决策层提出了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的命题。

那么，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公约数”是什么?或者说能够凝聚当今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的最大共识是什么?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21世纪的前半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设想，分为两个相互衔接的目标:其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二，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从本文研究的创新角度分析，其内涵也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

那么，如何在2050年前，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呢?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13亿国人面前。

为了探究这条振兴之路，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实行的经济发展路子和方式进行冷静的分析和评估。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且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国家，加上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受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束缚和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经济体制极其僵化，经济发展十分粗放。

1978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伟大觉醒”、决定改革开放之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展开的。

［2］鉴于面临的现实基础和资源禀赋，加之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因此，在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中，中国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以“出口加工”为特点的道路:1．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着力发挥中国特有的人力资源优势，具体表现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虽然当时也提出提高科技含量，但从整体上说，发挥劳动力优势是第一位的;2．从“汪洋大海”般的农村出发，寻求发展城市工业与发展乡镇工业结合之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乡镇工业是作为城市工业的“友军”而“突起”的;3．从长期计划经济统治的实际出发，把经济结构的“转型”与经济体制的“转轨”结合起来，“两转”并进，这是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

在这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汪洋大海”般的乡镇工业，以及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双线艰难而渐进式的推进———经济发展的这三个特殊元素，决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期必然要走“加工大国”(或称“世界工厂”)的道路。

30年过去了，这条“加工大国”(或称原发期刊－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１０－２６页常修泽创新立国战略导论９１“世界工厂”)的道路究竟怎样?笔者用12个字来概括:确有成绩;代价很大;难以为继。

第一，确有成绩。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包括“加工制造”等多方面贡献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举世瞩目的(见图1)图11978—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图(GDP )(%)以上是大陆部分，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如把大陆增长与台湾增长作一比较，大陆经济图2大陆与台湾GDP 增长总量及比率对比图增长的强劲性更加明显。

图2所显示的都是两岸官方的数据，其GDP 都折算成美元，同时汇率也都是当年官方的汇率(故上述两表中有汇率变动的因素)。

1978年，大陆的GDP 总量只有1473亿美元，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2010年，达到6万亿美元。

台湾地区的发展也不错，GDP 总量从1978年275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4304多亿美元，并且早就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

相比之下，大陆发展速度更高一些。

如果把中国与欧美国家比较，则增长更明显。

正因为发展迅速，所以，30年内，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位次不断提升，以致在2011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已有大量报道，此处不再赘述。

第二，代价很大。

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高增长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中国制造”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其一，是劳动力低廉的代价。

可以这样说，高增长的经济红利是以牺牲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利益来换取的，这其中不乏“带血的GDP ”和“带泪的GDP ”;其二，资源环境的代价。

表现为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

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一书的题记中写道:“反思这场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发现:美国人透支的是家庭财产，中国人透支的是国民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到环境资源。

透支资产的困于当前，透支资源的危及长远。

”［3］考虑到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中国在发展思路上必须改弦易辙。

第三，难以为继。

现在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历史性的尴尬，即虽然中国是一个“加工大国”，却是一个“创新小国”，尤其是自主创新不足。

如果说，前些年，那种粗放型的高消耗、高污染、低劳动力成本的加工型道路还能勉强维持的话，那么，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启的新阶段，则已走到尽头，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必须改变战略，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从“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变。

深层的原因是，在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和挑战。

就国内来说，主要是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迁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资源环境矛盾的进一步显现;就全球来说，主要是全球新技术革经济学报二○一三年第五期转型与发展０２命潮流、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潮流三大潮流。

下面将深入分析这些挑战。

(二)以劳动力要素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之变化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人的发展问题。

笔者认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的挑战，首先是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及“人口红利”的变化所带来的新情况。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和低要素成本优势将会逐步发生变化。

特别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人口红利”对加工出口的推动效应将会逐步减弱直至消失。

相关资料表明:由于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变，目前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正经历着急剧的下降过程。

200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由前一年(2006年)的1491万大幅下降到894万，并可能由此开始单边下降的趋势。

据预测，201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首次出现负值”，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将开始减少。

与此同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在加重。

始于2010年的大陆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2．22亿，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年龄人口为9．4亿，占总人口比重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在1953年，中国老年人口为0．45亿人，只是0—14岁少年儿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到1．78亿人，相当于少年儿童人口的4/5。

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也将使人口抚养比的走势出现扭转。

图3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老年抚养比只是缓慢上升，总抚养比持续下降，这使得中国此阶段得以凭借人口红利，在国际竞争中充分享受到低要素成本的优势。

但这种格局在未来几年将会发生某种转变。

有预测认为，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的趋势，转而逐步上升并呈现加快趋势，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耗尽，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4］图3中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情况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2011)可以预期，随着劳动力资源从无限供给发展到供求趋于平衡，再到出现结构性的短缺，将导致工资成本的相应提升。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名义劳动力成本已经呈现出持续上涨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