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_研究综述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融合”研究综述

冯 艳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均主张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并纷纷寻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汇合点,探索两者融合的基本途径。

成思危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趋向正在兴起,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哲学基础是客观世界的系统性。他从战略高度探讨了推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要全面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的系统性和系统的复杂性,发展并完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为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应鼓励学者自觉地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鼓励跨学科的研究,努力培养跨学科研究人才。

肖峰在《两种文化的亲和———罗蒂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一文中,介绍、评述了罗蒂在科学与人文关系上的主要观点。罗蒂反对用硬事实和软价值、真理和娱乐、客观性和主观性来区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传统观点,分析了造成科学与人文对立的原因,赋予“合理性”这一概念以“清醒的”、“合情理”的新的含意;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两种文化的“亲和”。肖峰认为,罗蒂在反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元对立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他又走向似乎要完全取消科学与人文之间差别的极端。肖峰主张,科学与人文应向在有差别基础上互融互渗的内容多样性的统一趋近。肖峰在《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观念互启与方法互用》一文中还进一步深化了对两种文化相互关联的认识,指出科学与人文在观念上是互相启发的,在方法上是互相应用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互相渗透与交融的这两种形式具有层次递进关系。

黄瑞雄分别介绍和评述了费耶阿本德、萨顿对科学与人文融合问题的观点。黄瑞雄指出,努力消除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的现象是费耶阿本德科学观产生的背景,费氏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判,主张“反对一切方法”、

“怎么都行”,认为科学与非科学无优劣好坏之分,它们拥有平等的权力和机会,不可比较和评价。黄瑞雄认为,费耶阿本德对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更多关注的是平等问题,而不是协调、融合,其相对主义色彩浓厚。费耶阿本德力图以贬低科学的地位来协调科学与人文关系,走向一个极端,从而抹杀了科学与人文的差别,这些是不对的。

黄瑞雄在《萨顿科学人性化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指出,萨顿科学人性化的理想是一种新人文主义,即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文主义,其实质是要使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协调。实现科学人性化的理想虽有很多困难,但萨顿坚信它是可以实现的,并认为科学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间的桥梁。黄瑞雄肯定了萨顿倡导科学人性化的积极意义,但认为把科学史作为科学人性化的唯一途径不妥。

常立农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根本对立的焦点在于两者倡导的价值观念不同。人文文化倡导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强调人和人的价值;科学文化倡导理性至上的价值观念,强调逻辑分析和认知世界。他着重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分析了人类在技术实践中形成的以功利性、科学性、商品性、伦理性、系统性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技术文化,认为它是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实现两者融合的桥梁。

郝刘祥利用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本主义传统》中对人文主义的阐释,考察了科学史与人文主义的关系,指出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科学史研究旨在弘扬人的创造性;科学史本质上是一门思想史;科学史是沟通科学与人文主义的桥梁;特别强调科学史在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方面负有重大责任。

黄少华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人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共同的研究对象,科学的统一性问题只有在存在论人学的视界内才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存在论人学着重追问人的存在方式,强调对人的本性的存在把握。人的感性生命本性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奠定了人性立足点。

孟建伟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应当汇合于一种共同的精神———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的人文精神。他强调,人文精神不仅仅是“文人精神”或“人文科学的精神”,而且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是一致的,并且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枫英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成果的功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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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综览・ ・《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

指出了社会科学(人文文化)的科技属性,说明了自然科学(科学文化)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与联系,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不应将社会科学排斥于科学技术之外。

吕乃基认为,科学与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属于不同层次,不具有同等地位,科学是要素,作为基础作用于文化;文化是系统,作为整体对科学进行制约和选择。他具体说明了科学对文化的基础作用和文化对科学的引导作用,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不是静态的,科学对文化的基础作用和文化对科学的引导作用均处于变化之中。

黄健、王东莉认为,科学与人文的“复归”、“联姻”是由科学与人文自身发展规律和人类认识世界辩证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指出两者“复归”、“联姻”在推动科学与文化发展与繁荣、促使杰出人才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创造奇迹,及在促进人的认识、情感和意志的协调和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论者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认为人类基于生命意义上的创造活动及伟大实践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提供了历史依据。

胡守钧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影响的效应机制是类比———借用,联想———借鉴。科学的发展更换了人文文化的背景,致使人的观念更新,迫使旧的传统观念衍生出新的解释,具有新的弹性;新的科学方法会给人文文化注入取之不尽的活力。科学的人文文化效应是多元的,应对科学的人文文化释义进行选择。

上述诸观点可以归为以下几种类别:

类别一:肖峰、黄瑞雄、郝刘祥几位学者对科学与人文融合问题的探讨重在介绍、分析和评述几位西方学者的观点,可将他们的观点归入一类。罗蒂的观点与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又有共同之处,他们都反对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科学至上主义,展开了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均关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平等问题,主张两者的协调、融合;费耶阿本德以“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罗蒂通过赋予“合理性”以新的含义,竭力消解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肖峰和黄瑞雄分别对费耶阿本德和罗蒂“反对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制造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的努力予以了肯定,同时指出了其观点的局限,认为他们抹杀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的看法不可取,科学与人文在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上是存在差别的,两者的统一应是在相互区别的基础上的内容多样性的统一。

郝刘祥“以科学史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与萨顿“以科学史作为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唯一可行途径”的主张很相似。显然,他们力图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这种看法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偏重于科学一方,是在科学基础上的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没有跳出科学与人文的小圈子从更高的层次上看问题,未免有失偏颇。

类别二:成思危、梁枫英、胡守钧等几位学者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来探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问题,可将其归于一类。他们大多认识到科学与人文存在于统一的科学整体中,认识到系统方法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中的广泛应用。成思危不仅看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必然性,还看到了两者融合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为促进科学融合提出了几项切实可行的战略措施,贴近中国实际,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梁枫英从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成果功能角度对科学与人文的相互关联的论述,比较具体,有说服力,但她只侧重于谈社会科学的科技属性,有些片面,而且对于如何进一步加速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未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胡守钧侧重于论述科学对人文文化的影响,而对人文文化如何影响科学文化未作阐述。肖峰对于两种文化间在观念上的互相启发和方法上的互相应用的论述深刻,在探索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方面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总起来说,几位学者对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看法较之一些为了消解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而模糊科学与人文界限的看法要进步得多,而且立足现实,重在论证,说服力强。

类别三:孟建伟、黄少华、黄健、王东莉几位学者从“人”这个视角看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为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奠定了“人性基础”,基于这一点,将之归于一类。他们均把科学与人文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人”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作为联系科学与人文的纽带。孟建伟主张人文精神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汇合点,并特别强调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的内在灵魂,是以追求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的人文精神,突破了人们对人文精神的狭隘理解,赋予其更为广泛的含义。黄少华主张从存在论人学的视界才能真正解决科学与人文的统一问题。他重在追问人之存在的本性,认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人的感性生命力的外在表现和确证。黄健、王东莉虽主张基于生命意义上的创造活动及伟大实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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