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康和贝聿铭

路易·康和贝聿铭，这两位同一时代的比肩站立的建筑大师，同时也是建筑行业中足以匹敌的竞争对手。但他们两次重大的交锋，即竞争肯尼迪图书馆和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的设计项目，最后都以贝的胜利告终。

作为犹太移民的康和作为中国移民的贝在他们的出身、经历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的思想。行为以及处事的态度不同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有截然不同的境遇。在我看来，这些差异直接归结于他们从小感受到的不同的文化气氛和所处的文化背景。

西方文化认为，人类的精神是创造的精神，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创造精神作用的结果。从古希腊开始，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体系就十分注重理论成果，西方社会的科学体系重视几何，重视逻辑证明，重视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加以理论的概括，这就是他们后来在科学上达到巨大理论成就，乃至于整个现代科学体系都源自西方的原因所在。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东方自然科学体系，看重的是技术成果，重应用，轻理论。整个东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体系，几千年一脉相传，都是看重眼前能收到的效益，而很少去穷根溯源事物的本质原理，冥思苦想未来的理论和可能性。中国人重现世，倾向实用。而西方人却重后世，愿意穷毕生精力去探索一些眼前似乎看不到什么直接效益，甚至对自己这一代人毫无用处的事。但这样的研究却泽被后世，从更深的意义。更广的角度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所以，尽管中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曾到达世界领先的水平，却日见式微，近代中国业才会有赔款、挨打的屈辱历史。而西方社会，尽管曾被我们的祖先斥为“蛮夷”，却成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源地。这是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文化心理作用的结果。

建筑，作为“石头的史诗”，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忠实地记载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文化心理。而建筑师，作为社会的个体和建筑的创造者，其思想、行为、经历反映了他所属的民族和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的特色。康出身于一个名望甚高的犹太家庭，自小深受西方宗教、音乐、文学的熏陶，他的建筑思想深遂，理论发人深思，造就了整整一代人，被称为“建筑诗哲”。而贝却出身于中国士大夫家庭，同样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贝从不涉足理论。康的一生，深深体现了西方文化重创造、重理论的文化思想的影响；而贝的一生，则折射出重技术，讲实用，轻理论的东方文化思想。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在他们各自事务所的经营活动中，康经营惨淡，债台高筑，而贝则财源滚滚，兴旺发达。

西方文化有一种看法，人类的精神——创造精神不断地再生于追求新的领悟的人的身上，或者那些肩负着使世界更丰富的责任的人身上，这些人往往领先于他们的时代。尽管他们在世期间很多困潦倒，但我们却因他们的努力而富足。康就是这样的人。在一个已经被宣布为“形式创造者未日”的时代里，他是一个形式创造者；在一个方法论盛行的时代里，他是一个艺术家；在企业化竞争的时代里，他是一个受苦的人类。追溯一个人外露的气质，那么他最原发的文化归属，正象一个酵母，决定了今后在外界条件下，整个发展过程的特征。探索一下康的成长经历，对于了解其思想也许不无意义。

路易·康从小即以宗教、音乐以及哥德、库勒等人的文化作品为精神食粮，并且相当程度上受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影响。因而，康在成年后，才会对人类的意识(Consciousness)、实存(Existence)及它们与建筑的关系作苦苦探索，并且如同另一位伟大的美国建筑师F·Wright一样，成为“那个时代的诠释者和伟大的诗人”。

日本建筑师香山寿夫评价康的建筑跨越了两个时代：现代和后现代。他不但有设计作品问世，而且作品常常伴有自成一格的理论支持。他的理论，既有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哲学的根基，又揉以现代主义的建筑观和东方文化的哲学思想，甚至包括中国老庄学说。他既从事建筑创作实践，又从事建筑教育。在建筑理论方面，他的言论晦涩、艰深，然而又充满隐喻的力量，发人深思。“康为今日活跃的建筑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他的作品既不与现代主义的标准品类相符，也不与已经到来的后现代主义一致。无疑他会把后现代主义就历史形式的浮华应用视为过于油滑的戏剧化。但在另一方面，正是康为这一切创造了可能性。战后几十年中为了打开这一观念形态之门，他比以往任何人做得更多。同时打彼了包豪斯影响下的现代主义独步美国建筑界的束缚。他的追索不仅为这个时代带来了一批作品，其中包括若干杰作，而且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戈德伯格）。

康作为一个建筑家是成功的，在建筑行业拥有无比崇高的声誉，然而，作为开业建筑师的康的命运却很悲惨。学校毕业后的前3O年，他的生活是一段并不令人羡慕的苦苦奋斗经历。他的成名作是耶鲁大学艺术画廊的扩建项目，在此之前，没有多少重要作品问世。艺术画廊这个项目是既照顾历史环境，又竭力求新的二元做法，是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在这种交织的过程中，康从幼年起蓄积的文化素养终于迸发出异彩。虽说建筑学是老人的职业，但象康这样年过半百才脱颖而出的也很少见。成名后的康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声名和当时现代运动改道转辙的时机，给自己挣来更多的业务，名利双收。然而，他却仍然十分认真地对待每个设计，有时甚至显得迟缓，以致失去不少机会，并使他的小事务所难以维系。在他死后，事务所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的边缘。

与康同时代的贝聿铭的境遇却与康截然不同。贝聿铭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建筑观”（戈德伯格），他的建筑与金钱、权力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仍然令人流连忘返。在贝的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尼采）”。尽管贝本人的性格也充满了神秘，令人难以捉摸，但归根结底，赋予贝聿铭漫长求索历程一种英雄主义色彩的并非贝聿铭本人的建筑或他的个性，而是由于他在现代主义流派盛行一时和备受责难时始终坚持现代主义的做法。他童年时代所受的儒家文化交给他连续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没有抛弃现代主义风格，而是把它人格化，赋予它高度的精湛和美丽。

贝聿铭一生从不涉足建筑理论。或许是他所受的注重实效的东方文化的熏陶，令他只关注如何盖出好房子，而不去探索房子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盖房子？作为开业建筑师的贝是十分成功的，他的事务所起步时即有着7O多名员工的可观规模，全盛时更达到3OO多人的“建筑王国”，事务所任务饱满，人才济济。贝集中力量争取能给他们带来自我表现机会和名望的业务。帮助贝获得大量高级业务的一个秘诀就是他个人的不俗气质，贵族风度，文雅而善于表达推销自己的谈吐，温文尔雅而又坚定不移的性格。这些特点与贝从小在祖父膝下受儒家